乌垒，西汉时期统辖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西域都护府的治所所在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东南部的茫茫原野之上。

乌垒北屏天山南麓，南跨塔里木河，西扼南疆诸地，地处西域中部，为古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枢纽和必经之地。

从汉代至清朝中晚期，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广大地区统称为西域。西汉初年，西域城邦林立，轮台为西域三十六城邦中的“轮台”（仑头）。公元前102年，“轮台”被西汉名将李广利所灭。公元前72年，复邦为“乌垒”。

当时，西汉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在打败西域诸城邦后，多次发兵进犯中原地区。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此时的西汉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已具备了反击匈奴的强大实力。

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两次派张骞通使西域，联络西域诸城邦共同打击匈奴， 这是中原王朝首次经略西域，一方面使西汉王朝对西域的了解更为深入，另一方面扩大了西汉王朝在西域的影响，从而为击败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并最终统一西域奠定了基础。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武帝领导下的西汉羽翼渐丰后，对匈奴采取了一系列凌厉的政治和军事攻势。历经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三次大胜后，挟大胜之威，趁势在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设立了武威、张掖、 酒泉、敦煌四郡。匈奴右部王遭受重创，丧失大片土地，被迫将活动中心迁至天山东部一带。

在取得漠南、河西、漠北战役胜利后，西域成为西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西汉主动联合西域诸城邦共同抗击匈奴。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西汉出兵攻破受匈奴指使控制丝路、阻劫汉使的楼兰和车师。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至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两次派军途经轮 台，征伐勾结匈奴劫杀大月氏、身毒城邦赴汉使节，以及劫掠汉朝使者、商队的大宛，将其打得溃不成军。

此后，西域诸城邦纷纷向西汉称臣纳贡，派往朝廷的使者络绎不绝，西域商人也频繁贸易于中原和西域之间。在当时人烟稀少、路途艰险的情况下，为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公元前101年，西汉在敦煌到盐泽间设亭障，开创性地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境内）、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 西南）设立使者校尉，率士卒数百人管理屯田，保障中原和西域使者、商旅往来安全和途中物资供给，这是西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行政机构，也是首次向西域派驻地方官员。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轮台“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是理想的屯田基地。

公元前68年，西汉派遣时任侍郎郑吉率兵屯田渠犁和车师（今吐鲁番盆地），并令守护鄯善 （今罗布泊一带）以西的丝路南道，统管天山以南各地区。

在屯田最盛时，轮台成为西汉在西域的著名粮仓之一，为巩固边疆、加强中原与西域的交流、 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轮台也成为丝绸之路北道的军事要塞和西域对外通商、屯垦戍边的重要门户。

公元前60年秋，匈奴发生内乱，控制着东天山北麓广大地域的匈奴日逐王先贤掸被人篡权后又遭排挤。盛怒之下，他率领麾下的数万名骑兵，从中国古代二十六名关之一、号称“天下最后一 关”的铁门关呼啸而过，在库尔勒以南的原野上，向西汉的“护鄯善以西南道使者”郑吉投降，被封为“归德侯”。至此，自楼兰经车师前部的西域北道得以畅通，西汉完全统一了西域。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为加强对西域的统辖和管理，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南部）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家主权，这是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的第一个最高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应当时西域各族人民的请求，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在“护鄯善以西南道”的基础上，“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总护西域三十六城邦，管理屯田、颁行朝廷号令，诸城邦有乱，得发兵征讨”，成为中央任命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自此，“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随着“西域都护”的旌旗在乌垒上空猎猎升起，宣示了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域诸城邦军政事务的有效管辖，标志着新疆这一多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开创了中央王朝有效治理西域的先河，自此以后，历代中央政权都将西域视为故土，行使着对西域的管辖权。除西域都护府等中央派出机构外，西域地方事务则由汉朝册封的西域诸城邦君长具体管理。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统辖西域三十六城邦，“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德家皆佩汉印绶”共376人，被确认为西汉的官员。

当时，“西域都护”由皇帝亲自任命，三年为一期进行替换（也有延长和缩短的），从未间断过。自郑吉被任命为“西域都护”到西汉末年，前后担任“西域都护”的官员共有18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10人，除郑吉外，还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孙建、但钦、李崇等人。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保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稳固了中原与西域沟通交流的陆上桥梁，打破了西域诸城邦各自为政、互不往来的隔离状态。在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诸城邦间的相互交往、各民族间的相互交流日渐频繁，同时也增进了西域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增强了西域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使得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互鉴更加密切、日益深入。

“行客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在蜿蜒逶迤、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上，来自中原的桑蚕丝 织、茶叶瓷器、铸铁冶炼、凿井造纸等先进的生产工艺和制造技术，以及礼仪制度、文书典籍、宗教礼仪、音乐舞蹈、绘画艺术等经由西域向西传播至欧洲，有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胡麻（芝麻）、胡豆（蚕豆、豌豆等）、大蒜、苜蓿、胡瓜（黄瓜）、 胡葱（大葱）、胡萝卜、石榴、葡萄等蔬菜、水果和农作物种子，以及骆驼、驴、马等动物传入中原，极大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物质生活。

西汉末年，权臣王莽篡位，中原发生动乱，匈奴趁乱攻占了西域大部，恢复了对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的残暴统治。东汉初年，光武帝因为立足未稳、无力他顾，被迫将西域都护府迁往龟兹它乾城 （今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境内）。

公元23年，西域发生战乱，时任“西域都护”李崇在兵火连天的龟兹它乾城下落不明，“西域都护”一职也随之终止。东汉光武帝时期（公元45年），西域18个城邦联合请求重新设置“西域都护”，遭到光武帝拒绝。公元74年，东汉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次年， 焉耆、龟兹两城邦发兵反叛，联合攻杀陈睦，“西域都护”一职再次终止。

公元91年，班超平定西域，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驻地仍在龟兹它乾城，后班超结束任期返回洛阳，继任者有任尚和段禧。公元107年，西域战乱再起，段禧被迫撤离，此后，东汉再未任命过“西域都护”。

公元123年，东汉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收复大片失地并重新恢复对西域的统辖，以“长史”一职取代了“都护”之职，至此，“西域都护府”结束了它光荣而多舛的历史使命。

自西汉以来，历代中央王朝无论国力强弱，都把西域视为故土，设置机构行使管辖权，如东汉的西域长史府，唐朝的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元代的行省制，清代的伊犁将军等。1884年，清朝政府批准新疆建省，改称西域为“新疆”，实现政治体制的划一。从“都护”制度下中央派遣与地方自治相结合，到设立伊犁将军、建省设县，中央对新疆的管理越来越直接，新疆与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越来越紧密，有力推进了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局面的巩固发展。 陶罐、城墙、壕沟、夯土台、黄沙土、防潮层、胡杨树枝……边塞小城乌垒，在红柳丛生、芦草繁盛的戈壁荒漠中沉睡了2000多年，虽历经岁月刻蚀、风沙掩埋，仍能感受到当年中原与西域文化交融、文明互鉴的历史印痕。作为中央政权对西域实行有效治理的重要见证和重要标志，“西域都护府”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性文化符号和新疆的历史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