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09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16期  江时学

 

【摘要】大国与周边如何相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命题，折射出大国的世界观、秩序观和价值观。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应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建设和平家园，筑牢地区安全基石；建设安宁家园，推动实现长治久安；建设繁荣家园，携手迈向现代化征程；建设美丽家园，促进可持续发展；建设友好家园，密织民心相通纽带，与周边国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向而行、精诚合作，共同应对多边安全、经济、生态及文化交流等挑战，也需要中国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以务实举措深化周边合作，以人文关怀增进邻里情谊，不断丰富和发展亚洲价值观，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担当与智慧。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周边国家 周边命运共同体 “五大家园” 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6.004

【作者简介】江时学，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拉美、欧洲、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全球治理、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拉美发展模式研究》《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观念、行动与合作领域》《时学时事看世界》等。

中国共有29个周边国家，是世界上周边国家最多的国家。中国人自古就推崇“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作为亚洲大家庭的一员和负责任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始终将周边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首要位置，致力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1]2025年4月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提出，以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为共同愿景，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2]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当前我国同周边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同时进入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重要阶段。我们要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价值意蕴，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与周边国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价值意涵

在当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全球挑战日益复杂的大背景下，周边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周边地区不仅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环，关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持续深化与拓展，关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更关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逻辑。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周边区域始终是中华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场域。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历史背景下，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主要涵盖政治、经贸、安全三个维度。

改善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是首要前提。国际关系中，政治关系是重中之重，是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的前提，唯有政治互信深化，其他领域合作才能稳步推进。当前，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时期，这与双方政治关系的不断改善不无关系。周边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引领与顶层设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共同发展为目标、平等互信为基础，既为深化政治互信指明方向，也有利于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壁垒，为区域长治久安与共同繁荣注入新活力，进而凝聚各方共识，搭建起互利共赢、携手共进的坚实桥梁。

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是关键支撑。坚持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密码，但现阶段地理距离仍是影响货物贸易的关键因素，周边国家相较欧美非拉具有天然区位优势。瓦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模型证实，近距离可显著降低国际贸易运输成本。[3]周边国家既是中国工业制成品的重要市场，也是粮食、能源等初级产品的关键供应基地。此外，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直接投资领域的合作也达到非常高的水平。需明确的是，经贸关系必须以良好政治关系为依托，“政冷经热”或“政热经冷”，都是不可持续的。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正是实现政治与经贸协同发展、惠及双方的长远之策、千秋之业。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十分复杂多变，例如：印度经常在中印边境地区制造事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在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红线”；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践踏国际规则和地区秩序。应对这些风险，最有效的路径便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化政治互信与利益融合，增强区域凝聚力与向心力，消除误解偏见，为周边和平环境筑牢根基。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周边地区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依托，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是顺应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当前周边合作难题、实现共同发展的关键举措。其实践参与路径需围绕认知、经济、治理三大核心维度展开，通过针对性举措，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利益相融、责任共担、命运与共的良好格局。

增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当前中国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受语言壁垒、政治经济制度差异，以及西方话语霸权长期塑造的思维定式影响，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误解、误读与误判时有发生，制约了双边政治互信深化与经济合作推进。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周边命运共同体以文明交流互鉴、兼收并蓄、和而不同为价值旨归，致力于增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本质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深化文明互鉴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正确认知将不断深化，各类认知偏差也将逐步减少。

助力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便车”。中国经济发展势头稳健，如同高速前行的列车，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提供重要契机。周边命运共同体倡导合作共赢，以共同推动地区迈向发展繁荣为目标，其构建过程既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推进共荣、实现经济联动的过程，也是周边国家搭乘中国经济“便车”的关键路径。具体来看，周边国家可通过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破除贸易与投资壁垒，推动区域内资源高效配置；发挥自身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与中国形成互补，构建协同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与创新发展；践行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合作原则，秉持“科学无国界”理念，加强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等路径和机制，分享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成果与合作机遇。

推动周边国家与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全球经济治理是应对各类全球经济问题的核心手段，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贸易组织治理机制革新，到国际货币基金份额改革、“去美元化”进程推进，再到数字经济规则制定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均需通过有效治理破局。然而，因各国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全球经济治理进展缓慢，时常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治理赤字”问题突出。中国周边国家多为亚洲国家，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具备共同发声的基础与实力。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与周边国家应加强政策沟通与对话，凝聚共识、协同立场，共同为破解全球经济治理困境、消除“治理赤字”提供亚洲方案，提升区域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意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关乎区域发展，更对世界格局演进、人类共同事业推进具有深远影响，其全球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前途息息相关，每一个国家都应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美好愿望难以一蹴而就，世界各国需不懈探求创新路径，而周边命运共同体则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田”和“示范区”。

有利于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国家间力量对比始终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当这种力量变化达到相对平衡状态并得以长期维持，且各主要力量依据实力对比与战略互动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时，新的国际格局便随之形成。[4]最近几十年，伴随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与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格局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在此过程中，中国及其周边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上升。应通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大力拓展经贸往来、努力增进民心相通。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当前全球南方正积极争取国际事务话语权，但在技术、资金、规则制定等领域仍面临制约。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可通过参与区域基础设施联通项目填补建设短板，借助技术转移与产业合作突破发展瓶颈，依托区域合作平台联合发声，推动国际规则向更契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向调整。这种务实合作不仅能增强周边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实力，更有利于凝聚全球南方的整体力量，使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得到实质性提升。

“五大家园”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尽管周边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空间维度不同，分别对应区域与全球、局部与整体，但二者思想基础同源，均承载东方智慧、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世界”，与周边命运共同体“五大家园”相映生辉、异曲同工。可见，“五大家园”既是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指南，也是应对全球挑战的亚洲方案与深化睦邻友好的情感纽带。

建设和平家园，筑牢地区安全基石。和平家园，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避免战争、远离战火，让各国人民永居和平乐土的美好愿景。实现这一愿景，需重点落实两方面举措。

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政治互信。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信任是国际关系中最好的黏合剂。”[5]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强化政治互信的任务仍较艰巨，而在多样的互信构建方式中，代表国家意志的元首外交无疑最为关键。尽管各国政治制度、决策机制及外交风格存在差异，但国家元首始终是外交政策的重要决策者，因此应充分发挥元首外交的特殊作用，为政治互信筑牢根基。

妥善管控分歧。各国国情、利益诉求不同，国家安全“红线”亦有差异，国与国交往中出现分歧在所难免。部分分歧不会引发战争或武装冲突；而领土、领海等核心分歧，却可能对和平构成重大挑战。依据危机管理理论，管控分歧的核心宗旨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未雨绸缪防范危机发生，二是危机出现后避免局势恶化。[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冷战后）各国管控分歧的实践证明，以下三类应对方式至关重要：其一，推动两国在外交、军事部门乃至国家元首层面，建立高效沟通机制；[7]其二，在双方无法直接对话时，借助第三国传递信息，打通沟通梗阻；[8]其三，精准管控国内民意与舆论导向。在事态向危机演化的过程中，民意与舆论往往是“双刃剑”——一方面能凝聚爱国主义情感，为外交政策提供社会支撑；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不当民意与舆论可能推波助澜，使外交决策陷入被动。因此，需正确引导民意与舆论，使其为和平建设注入更多正能量。

建设安宁家园，推动实现长治久安。安全是一种远离危险、不受威胁的平安状态，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若建设和平家园是保障传统安全，建设安宁家园便是守护非传统安全，中国与周边国家可通过四方面举措共建安宁家园。

大力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近几十年全球性问题激增，对中国及周边非传统安全构成威胁，而应对全球问题的核心路径即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可细化为安全、经济、气候、卫生、互联网、生态、海洋等领域治理。不同全球问题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程度、各国解决问题的紧迫性各不相同，治理对策亦有差异，需区分轻重缓急，让各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框架下各尽所能，最大限度求同存异、聚焦合力。

努力寻求政治高度共识。斯坦利·霍夫曼认为，世界政治是由国家组成的，因此国家利益在世界政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但各国国情、政治经济基础、历史文化及地缘环境迥异，国家利益难以趋同。这种差异虽在理论上可转化为互补优势，现实中却给国际协调合作带来挑战。因此，推动全球治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超越简单利益交换，通过多层次沟通对话凝聚共识。1992年成立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依托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理事会等议事机制，为深化区域政治共识作出贡献。各国应坚持“言必信、行必果”，将“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落到实处，形成可操作、可持续的区域治理方案。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既是多国通过国际组织、条约应对全球及区域问题的外交模式，也是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处理国际事务的准则，核心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均以平等成员身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尊重主权、秉持公平正义。非传统安全威胁多跨越国界，关乎多国乃至全人类福祉，应恪守真正的多边主义原则，旗帜鲜明反对单边主义与“有选择的多边主义”（selective multilateralism）。[9]

发挥区域性合作机制作用。各国加入区域合作机制的核心动机是“同舟共济、抱团取暖”，区域组织能够整合成员国财力、人力与智力，通过首脑会议等机制，在各成员国关心的重大问题上表达立场或采取统一行动。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中，1967年成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与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成效突出：前者通过设立反恐、网络安全、生物安全中心，有效遏制非传统安全威胁；后者秉持“上海精神”，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联合打击“三股势力”、反恐、禁毒、情报共享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区域安宁提供重要保障。

建设繁荣家园，携手迈向现代化征程。经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物质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对于财富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国家常常需要更多的财富；[10]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的繁荣家园，应是人人安居乐业、共享富裕的福地。中国和周边国家可通过四方面举措建设繁荣家园。

有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时代，自由贸易是强化国家间经济依存、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纽带，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持续破坏多边贸易体系根基、阻碍全球化进程。为有效反击这一逆流，中国及周边国家需形成合力：一方面，在国际多边场合旗帜鲜明传递反对贸易保护的严正立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通过签署新的双边、多边自贸协定，或推动现有协定升级，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姿态深化区域经贸联动，进一步拓宽本地区市场空间，对冲保护主义带来的负面冲击。

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十余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国家生根开花，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未来需进一步强化“绿色”理念，完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拓展贸易投资空间、助力数字化建设，尽快将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付诸实践。

加强全球价值链合作。全球价值链是产品服务全球分工的价值体系，被世界银行视为生产率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强大驱动力，[11]其基础是各国经济互补性。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在价值链中各展所长。参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雁阵模式”（flying geese model）对东南亚制造业的贡献，[12]中国可发挥优势打造“龙腾模式”，与周边深化合作、实现共赢。[13]

高质量实施RCEP。历经八年谈判，15国于2020年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该协定于2022年正式生效，已推动15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多领域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立足当前合作基础，着眼长远发展需求，成员国需推动“国别关税减让”向“统一关税减让”过渡，加快原产地规则“完全累积”，扩大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开放范围，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并争取印度早日加入RCEP。[14]

建设美丽家园，促进可持续发展。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建设美丽家园，中国和周边国家需从三方面发力。

以生态文明引领经济建设。文明涵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其中生态文明的本质要求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及多数周边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虽肩负艰巨的经济发展任务，但绝不能忽视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需妥善处理其与物质文明的关系。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15]

强化区域性自然生态环境治理。中国周边国家拥有多样自然生态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丰富资源与潜力。与此同时，域内生物多样性锐减、水土流失、沙漠化蔓延、空气与水资源污染、湿地功能丧失、森林质量下降等问题，严重制约可持续发展。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生态挑战绝非一国之力能够应对，需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与协同治理，构建整合各国利益的区域生态治理机制。

推动科技赋能生态环境保护。高科技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作用日益凸显，尤其在监测、预警、溯源、治理等环节不可或缺，同时也是绿色能源开发使用的核心支撑。当前，中国多数周边国家缺乏必要的高科技研发能力，这为双方开展技术研发与转移合作提供了契机。通过技术合作，既能助力周边国家提升生态保护能力，也能推动区域绿色发展，为美丽家园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建设友好家园，密织民心相通纽带。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知。国际关系中的“友好”，即国家间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求同存异、和睦相处的态度与行为，这正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友好家园的基石。为筑牢友好家园，可从三方面予以推进。

全力推动文明互鉴。国家交往涉及物质层面（如商品贸易、投资）与精神层面（如思想、观念、价值观交流），而精神层面的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核心——思想、观念等构成文明主体。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文明互鉴，既有利于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也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从而实现增进友谊、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目标。

多维度深化人文交流。国际关系包含经济交往（如投资、贸易）与非经济沟通（如人文交流），狭义的人文交流指文化交流，而其在广义上涵盖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媒体、学术、宗教、科技、医疗等人员往来相关活动，参与者涉及政党、政府、企业，也包括非政府组织与各行业群体，这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互动提供了广阔空间。

妥善化解国家间分歧矛盾。如同人际相处，国际关系中的分歧若处理不当，则会破坏信任、阻碍合作，甚至引发危机、伤害相关国家人民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受现实利益诉求与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周边国家之间偶有分歧，但此类分歧并非不可调和。构建友好家园需秉持相互尊重原则，以战略耐心化解历史积怨，以务实合作凝聚利益共识，以诚意增进互信与友谊。

综上所述，“五大家园”作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既承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崇高愿景，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创新，也进一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区域实践样本。诚然，“五大家园”建设难以一蹴而就，仍需各国人民持续付出努力。

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智慧与现实启示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秉持诚实守信的崇高品德，将“言出必行，行出必果”作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在当代，这一传统美德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行为准则，也是中国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而矢志践行的理念。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步，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具有宏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大创新。

坚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理念是思想的火种，是行动的逻辑，也是未来的蓝图。在国家外交政策实践中，理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既影响一国外交风格、塑造国际形象，也关乎国家在国际舞台的定位、左右国与国关系的走向。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6]其中，“亲”即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诚”即真诚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与伙伴；“惠”即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开展合作；“容”即倡导包容思想，以更开放的胸襟、更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10多年来，“亲、诚、惠、容”理念在外交实践中成效显著，不仅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稳步推进发挥定向领航作用，更为其他国家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重新定义亚洲价值观。价值观是思想意识的核心，是个人立身之本、社会运行之基、国家治理之要，因而必然是个人、社会或国家判断是非、善恶的根本性标准，也是指导言行的准绳。换言之，不同的价值观对应不同的判断与言行。亚洲价值观的提法久已有之。其核心内涵为：重视集体利益、社会和谐、尊重权威和经济繁荣。由此可见，亚洲价值观与强调所谓个人权利、推崇自由民主的西方价值观存在根本性差异。[17]2025年4月，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将亚洲价值观定义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这一定义既回应了亚洲人民的共同期盼，也蕴含着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智慧；既彰显“以和为贵”的中华气度，也凝聚“多元共生”的亚洲共识；既突破意识形态与地缘纷争的局限，也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方向。

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经贸合作是维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更是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引擎。当前，中国已成为18个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规模持续攀升，在能源、农产品、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合作基础不断夯实。为进一步深化经贸纽带，中国已同周边25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通过标志性项目如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等，打通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贸易效率。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中国不仅持之以恒对周边国家各类优质产品开放市场，还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通关便利化合作；同时，中国还不断加大对周边国家基础设施联通的资金投入，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平台，为公路、港口、机场、电力管网等项目提供金融支持，助力周边国家补齐基础建设短板。近年来，随着全球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高科技领域展开深度协作，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开辟新空间。

在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上保持克制。中国已通过谈判，与12个陆地邻国（朝鲜、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这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建立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战略互惠关系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基础。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尽管印度不时在两国边境地区制造事端，但中国始终本着最大善意，保持高度克制，努力通过外交渠道与印度沟通，推动恢复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我国与海上周边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海洋权益争端，涉及岛礁主权归属、海洋划界及其他海洋权益问题。长期以来，中国致力于维护南海、东海及周边海域的和平稳定，一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处理同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实现了对争端的有效管控。

深化文化交流互鉴。作为大规模、高规格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文化交流形式，文化年活动在推动文明互鉴与人文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迄今为止，中国已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举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年活动，涵盖非遗展示、艺术展演、学术研讨、影视展播、民俗体验等多个领域。这些活动既系统向周边国家人民宣传和介绍中国的儒家思想、传统戏曲等优秀传统文化，也生动展现当代中国在文学创作、艺术设计等领域的发展成果；同时，还将周边国家的特色文化引入中国。这种双向文化传播，不仅在两国人民之间搭建起一座跨越国界的文化桥梁，更让“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深度融入民众认知，有效消解文化隔阂与认知偏差，增进周边国家人民对中国发展道路、价值理念的理解与认同，为构建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筑牢了坚实且深厚的人文根基。

结语

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战略安排，也是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深化区域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路径。建设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的“五大家园”，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亚洲方案，对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愿景走向实践意义重大。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过程，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相向而行、精诚合作，积极应对多边安全、经济、生态及文化等领域存在的挑战。在此进程中，中国主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以务实举措深化周边合作，以人文关怀增进邻里情谊，不断丰富和发展亚洲价值观，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担当与智慧。

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五大家园”共同愿景，进一步丰富深化“亲、诚、惠、容”理念的科学内涵，在周边格局与世界变局的深度联动中凸显大国担当，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支撑，将书写合作共赢的周边外交新篇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170）

注释

[1][16]《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1版。

[2]《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第1版。

[3]W. Isard and M. J. Peck, "Location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and Interregional Trade Theor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4, 68(1); W. Isard, "Location Theory and Trade Theory: Short-Run Analysi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4, 68(2).

[4]徐步：《携手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国家治理》，2025年第12期。

[5]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第3版。

[6]著名的“紧急状态管理模式”（PPRR）由四部分组成：预防（Prevention）、准备（Preparedness）、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避免紧急状态的发生及升级。见Emergency Management Australia, "Australian Emergency Management Glossary," 1998, https://doms.csu.edu.au/csu/file/78a6c5d7-fd8b-ff7e-fff3-2ffb78764ebe/1/resources/manuals/Manual-03.pdf.

[7]1963年6月20日，古巴导弹危机后不久，美国、苏联在日内瓦签署《美苏关于建立直接通信联系的谅解备忘录》。这一被称作“热线”的沟通渠道，为两个超级大国避免误判发挥重要作用。

[8]比如，瑞典曾多次穿梭于美国、朝鲜之间，为两国进行对话提供多种形式帮助，从而缓解了朝鲜半岛紧张局势。

[9]“有选择的多边主义”以多边主义为名，行单边主义之实，拉拢一些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用强权、武力、胁迫等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种貌似多边主义的“伪多边主义”，同样是有害的。

[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陈虹秀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3、31页。

[11]The World Bank: "Global Value Chain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Can Lead to Increased Job Cre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global-value-chains.

[12]K. Kojima,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0, 11(4).

[13]“龙腾模式”借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意象，传递中国持续发展壮大、引领周边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愿景与决心。其以共建繁荣家园为目标，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核心平台，依托各国比较优势，在一二三产业开展全方位合作。

[14]印度不愿意加入RCEP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经济因素（担心本国的制造业和农业受到冲击）以及地缘政治因素（不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和竞争）等。

[15]《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日，第3版。

[17]李光耀在接受美籍印度裔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采访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对亚洲价值观的看法。这一采访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F. Zakaria.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1994, 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