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 / 作者：王宏晓 / 日期：2026-06-16 / 浏览：18 次
【作者简介】王宏晓，北方民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国家民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专家，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主任。主要研究民族理论与政策、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研究委托项目“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文化浸润机制研究”（2025-GMI-015）。
【摘 要 】新疆古称西域，自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始，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管辖体系，成为多民族国家疆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西汉以降至近代的两千多年，历代文人墨客以西域为书写对象，创作了数量众多的边塞诗词，形成了脉络清晰、内涵深厚的西域诗学传统。历代西域边塞诗词构建了持续两千余年的西域历史文化记忆链，见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历程。作品主题呈现多元化特征，涵盖边塞风光、征战屯戍、民族交往、行旅思乡、经济文化交流等，思想内涵丰富，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新奇独特。更为重要的是，作品蕴含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文化认同，是今天实施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极为宝贵的文化资源。
【 关 键 词 】文化润疆；边塞诗；西域；当代价值
西域这一概念2000多年前首次出现在汉代史籍中，其地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以后也泛指历代中原王朝的西北部地区。尽管各个朝代史籍对西域的记载范围不同，但其中心部分都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西域与中原的交往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但系统的文学书写则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8年）。《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东汉班固《封燕然山铭》中“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后汉书·卷二十三》）的记述，虽为铭文，却以文学化的笔法记录汉军抵达西域周边的历程，成为汉代西域军事书写的重要补充。自此，西域成为中原文人想象与书写的重要地理空间。历代边塞诗词作为特殊的文化记忆载体，不仅具有审美价值，更是见证国家疆域形成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重要文献。
现有研究成果多聚焦唐代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如对高适、岑参等诗人的个案研究，或侧重某一主题的断代分析，而对西域边塞诗的跨朝代系统性研究、文史互证研究及当代价值转化研究不足。本文以文学地理学理论为支撑，采用“文本精研+史料互证+价值重构”的研究路径：文本层面，对300余首西域边塞诗进行主题分类、意象拆解与艺术分析；史料层面，结合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文书、敦煌莫高窟壁画题记、库车龟兹石窟乐舞图像等出土文献，构建“文学-历史-考古”三维互证体系；价值层面，将西域边塞诗置于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中，挖掘其历史认同价值与现实实践意义。
一、西域边塞诗词的主题分类和艺术特征
（一）边塞风光：从写实勾勒到诗意升华
在历代西域边塞诗词中，山川风光是重要的描绘对象。汉代，由于对西域的开拓与探索刚刚起步，相关书写相对质朴，多是对西域地理风貌的初步记录。到了唐代，气象大变，诗人们以雄浑笔触、满腔豪情对西域山川进行了极具感染力的描绘。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梨花喻雪，既写出了轮台雪景的壮阔，又暗含了边塞生活中的诗意瞬间，成为描写西域雪景的千古绝唱。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以反常景象凸显边地苦寒，与内地夏天形成强烈反差。其中，“天山雪”意象与岑参诗中的雪景相互映衬，补充了西域风光与文人情感的联结。库车出土的唐代《雪山狩猎图》壁画，其冰雪覆盖的山峦意象与诗中景象可以相互印证。而岑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运用极度夸张的笔法描写热海奇观，将西域神秘与壮丽景象的书写推向极致。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则赋予了天山神奇而壮丽的色彩，将其神话化，使天山不再只是现实中的地理山脉，更成为了承载诗人浪漫情思与宏大想象的诗意符号。祁韵士《望博克达山》“山脉远自葱岭发，蜿蜒直向东北来。插天三峰势欲落，中横一脊高崔巍”，则完全以写实的表现形式对天山进行了客观描述，从唐代诗人的浪漫主义书写到清代的写实性记录，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对新疆山川认知的变化。
（二）征战屯戍：展现军事活动与家国情怀
征战屯戍主题贯穿了历代西域边塞诗词创作。汉代对西域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打通与西域的联系，抗击匈奴。班固在《汉书》中对西域军事行动的记载，为后世西域边塞诗词的写实风格奠定了基础。唐代国力强盛，在西域地区的军事活动频繁，这一时期的诗作充满了昂扬斗志和爱国豪情。高适的《燕歌行》堪称边塞诗的代表。其“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以雄浑笔力描绘征战场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强烈对比，既展现了戍边将士的艰辛，又暗含对边疆治理的反思。他在《蓟门行五首》中反问：“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进一步抒写了戍边将士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与《燕歌行》形成“战与和”的辩证书写。这种“以战止战”的思想，与《通典》记载的“安西都护府统兵三万”的军事部署形成互证，体现了唐代通过军事力量维护边疆安定的治理思路。宋代由于国势变化，西域边塞诗中对征战屯戍的描写多了几分壮志难酬的感慨。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借军旅梦境追怀汉唐西域军功，表达对国家统一强盛的渴望。清代在新疆的军事活动以巩固边防为主。祁韵士《西陲竹枝词·卡伦》“刁斗声残夜寂寥，龙沙极目雪花飘。守边一一皆飞将，生手何人敢射雕”，写清乾嘉全盛时期军备严整、士气高昂的景象，与《清史稿》“伊犁将军统辖全疆驻军”的制度记载相呼应。
（三）行旅思乡：借空间叙事抒发情感
行旅思乡主题在历代西域边塞诗词中有着独特的情感表达。汉代细君公主的《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汉书·卷九十六下》），以质朴的语言倾诉了远嫁西域的孤独与思乡之情，为行旅思乡主题的书写奠定了情感基调。唐代大量文人前往西域建功立业，行旅思乡作品数量众多且艺术水准高超。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描绘了戍边将士在笛声中引发的集体乡愁。柳中庸《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以“金河”“玉关”的空间转换，强化了行旅的漫长和思乡的深切，与李益诗共同构成唐代“边塞乡愁”的经典表达。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396号墓出土的唐代“洪奕家书”中有“比不奉诲，夙夜惶悚”，表达了戍边将士对家人的关切和祝福，与该诗形成互文。这类作品常常通过“望乡”这一空间叙事方式，构建起中原与西域的情感联结。宋代行旅思乡诗往往将思乡之情与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交织在一起。王安石《明妃曲二首·其一》“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借王昭君远嫁匈奴的典故，既写尽异域思乡之苦，又暗含对民族交往的深层思考，其“飞鸿”意象与西域地理空间形成隐性关联，体现了宋人对边疆的复杂情感。清代行旅思乡诗中除了个人情感的抒发，还融入了对西域与内地文化差异及融合的思考。黄景仁《绮怀》“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在思乡之情中寄托了对边疆开发的殷切期盼。
（四）风土人情：呈现多元文化交融景观
风土人情主题的边塞诗生动展现了西域独特的社会文化风貌。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传入和民族融合的加速，西域边塞诗中对地方风土人情的描写融入了更多新元素。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四首》“吹箫迎白鹤，照镜舞山鸡”，将西域乐舞与佛教意象相结合，展现了文化交融的早期形态。唐代边塞诗词对西域风土人情的描绘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建《凉州行》“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生动记录了吐蕃人学习中原农耕技术的场景，展现了生产方式的交融。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以觱篥出自龟兹点明它属于西域乐器，以南山截竹体现它制作于中原，丰富了唐代在日常器物中的胡汉文化交融细节。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描写了西域文化对中原生活的影响，从服饰到音乐，胡风盛行成为唐代社会的鲜明特征。这与新疆出土的唐代“胡服俑”形成实物印证，共同反映了当时多元文化交融的广度和深度，也体现出西域文化本身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清代萧雄《妇女二首》“少妇轻笼彩色裳，劳俫翻学绿衣郎。肩披锦帔垂腰短，正是胡姬马上妆”，细致描写西域妇女既有柔美服饰，又学男子装束、善骑射，体现胡汉不同民族风尚的交融。
（五）民族交往：见证文化融合进程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题在西域边塞诗中有着生动体现。从汉代开始，中原与西域的民族交往就反映在文人们的笔下。唐代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繁荣时期，西域边塞诗中大量作品描绘了各族群众在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交融。李颀《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详细记录了西域乐器觱篥传入中原的过程，及其在中原文化语境中的演变，展现了艺术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播。李益《从军北征》云：“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诗歌以“横笛”（中原乐器）与“天山”（西域地理）的结合，展现了不同民族在音乐审美上的共通性，丰富了民族交往的艺术维度。张籍《陇头水》“关西老将鬓成雪，夜夜灯下看吴钩”，通过一个年迈的将军在西域的生活细节，展现了民族之间的情感联结和文化认同。这些描写与克孜尔石窟中“汉风飞天”、敦煌莫高窟中“胡风乐舞”的壁画相互呼应，实证了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的智慧结晶。宋代陈与义《咏西域马》“天马来自西，骁腾何壮哉”，借西域贡马这一意象，表达了对各民族友好往来的赞美。清代洪亮吉《伊犁纪事诗》“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则直接描写了纳贡的场景，以诗歌形式反映了政治层面的民族凝聚和国家认同，展现了多民族共同建设边疆的历史画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双向的、多样的，涉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多种形式，从本体到符号、象征，乃至更深层次的思想、价值观的融合，西域边疆诗真实记录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细节，用形象可感的方式再现了历史。
（六）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诗学记录
“丝绸之路不仅是通商易货之道，也是物产流通之路、知识交流之路、信仰融合之路，各种文明通过人的接触，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促进了丝路沿线多元文明的交流融合。”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域乃至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在历代西域边塞诗词中留下了丰富生动的印记。汉代张骞“凿空”西域后，丝绸之路逐渐畅通，相关书写便已萌芽。《汉书》载“天子既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虽为史笔，却已勾勒出早期丝绸之路上使者与商队络绎不绝的景象。唐代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西域边塞诗中对丝路的描写尤为丰富。张籍《凉州词》“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以“铃声遥过碛”的听觉意象生动再现了丝绸之路上商队的繁忙与艰辛景象。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虽为送别之作，但“安西”“阳关”的指向性均彰显了丝路行旅中离别和牵挂的情感维度，与张籍诗形成“商贸叙事”与“人情叙事”的互补。新疆出土的唐代“过所”文书（如《唐开元二十年瓜州都督府给西州百姓游击将军石染典过所》），详细记载了商队的人员构成、携带货物（包括“叠布”“金”“银”等）及途经路线，与诗中描写形成完美互证，证实了丝绸之路商贸的繁荣。
丝绸之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西域边塞诗词中也多有体现。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描绘了酒泉太守宴会上的热闹场景：琵琶、长笛等西域乐器与中原乐曲和鸣，羌、胡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欢歌，饮食中既有中原的犁牛又有西域的野驼，品尝的是交河美酒，手中是西域特产金叵罗酒杯。这一场景生动展现了丝绸之路上饮食、音乐、器物等多方面的交融，体现了“胡风汉韵”共生的繁荣景象。宋代陆游《书喜》云：“已迫斜阳须作乐，暮云虽薄易成霞。鸣鞭快马寻医去，已报河湟复解瓜。”诗中“河湟复解瓜”的记载反映了丝路沿线农业与商贸的恢复，暗含对汉唐盛世丝路繁荣的追忆和向往。元代丘处机《雪山》“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则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丝绸之路上的雪山景观与旅途见闻，展现了“大一统”背景下丝路的畅通和文化的交融。
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廷重新统一西域，取“故土新归”之意，西域始称新疆。丝绸之路再度焕发生机，诗人们对丝路的描写更趋细致。纪昀《乌鲁木齐杂诗》“到处歌楼到处花，塞垣此地擅繁华。军邮岁岁飞官牒，只为游人不忆家”，生动描绘了彼时乌鲁木齐的繁华热闹，令来自中原的游子流连忘返。作品展现了清代丝绸之路沿线的繁荣景象，印证了丝绸之路作为文明大动脉的旺盛生命力，以及新疆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枢纽地位。
二、西域边塞诗词的当代属性和文化价值
（一）疆域主权的文化证据链
西域边塞诗词通过文学意象与历史叙事的深度交织，构建了跨越两千多年的疆域主权文化证据链。这一证据链突破了传统的朝代分期，以地理符号、行政建制、军事实践等为经纬，形成多维度的主权话语体系。
从地理符号的主权隐喻看，西域边塞诗中的“轮台”“玉门”“阳关”等地理意象，成为中央政权对西域行使主权的文化标识。汉代《天马歌》“天马来，从西极”，通过对“西极”的模糊化处理，既保留西域神秘感，又暗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宣示。唐代岑参《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闻说轮台路，连年见雪飞”，将轮台作为西域军政中心的代称，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安西都护府建制形成互证。清代毕沅《抵迪化城有作四首》“轮台归版宇，无外荷怀柔”，则直接以轮台指代乌鲁木齐，延续了汉唐以来的主权话语传统。
从行政建制的文字确证看，西域边塞诗词中对西域军政机构的书写，成为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文学见证。班固《汉书·西域传》对“西域三十六国”的精确记载，为后世边塞诗词“以诗证史”提供了标准范式。唐代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中的“属国”，与《唐六典》记载的羁縻府州制度相互印证，展现唐代“华夷一体”“胡汉一家”的治理理念。清代洪亮吉《天山客话》“天山南北雪线异”的地理考证，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测绘数据高度吻合，彰显清代对新疆的科学治理。
从军事实践的文学重构看，西域边塞诗词中的屯戍、征战场景记录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实际管控。汉代张衡《西京赋》“通西域，开玉门”的战略描写，与轮台屯田遗址形成实证关联。唐代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的空间叙事与敦煌壁画中的“西域城池图”构成图文互证，展现唐代边防体系。清代左宗棠《军次重九》“万山秋气赴重阳，破屋颓垣辟战场。尘劫难消三户憾，高歌聊发少年狂”，以纪实性笔触生动描写了驱逐沙俄、收复新疆的壮举，抒发了迟暮疲士渴望归老家园的情愫。
这一证据链以诗词为载体，将地理认知、行政制度、军事实践等熔铸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文学-历史-考古”的三维互证体系。从汉代“天马西极”到清代“轮台归版”，西域边塞诗词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中央政权对西域行使主权的文化宣言。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成为中华民族疆域观念的深层基因，也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依据。
（二）“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艺术表达
西域边塞诗以文学特有的感染力，生动诠释了“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诗歌中具体体现为军事协同、生产融合和政治认同。唐代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西来谁家子，自道新封侯”，以“谁家子”的泛指，暗含安西戍卒中汉、突厥、回鹘等多民族将士的群体形象，印证了唐代戍边体系的民族多元性。这种军事协同构成了疆域开拓的基础框架。生产开发层面，元代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咏》“冲风磨旧麦，悬碓杵新粳”，与明代“兵民齐进忙屯田”的记载相呼应，展现了中原农耕技术和西域灌溉经验的结合。清代施补华《纪行十四首》“棉吐雪花思抱布，桑铺云叶算抽丝”，记录了战后新疆棉桑产业的恢复，体现了各族群众在经济活动中的协作。政治认同更为关键。在施补华笔下，柯尔克孜人“跃马生擒张格尔”的壮举和“万里一心依北极”的咏叹，凸显了少数民族在反分裂斗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常建《塞下曲》“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的理想，历经各朝代实践，最终升华为各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共同追求。这些作品证明，新疆的开拓是各民族合力的结果，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深植于历史实践之中。
各民族共同书写辉煌的中国历史，在多民族历史记忆的共享中愈发厚重。在新疆出土的《穆天子传》残卷中，记载着周穆王西巡至昆仑之丘与西王母相会的传说，虽然掺杂神话色彩，却折射出中原和西域早期交往的历史记忆。唐代李端的《胡腾儿》“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以细腻笔触定格了西域文化的生动瞬间，诗中详细描摹了胡腾儿舞蹈时“桐布轻衫”的飘逸、“葡萄长带”的灵动。这并非孤绝的文化记录，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代胡腾舞俑上，舞者的服饰、姿态与诗中描述的如出一辙。文字和文物的隔空呼应，不仅是对西域舞蹈艺术的精准留存，更展现了中原文人和西域各族在文化记录上的默契，成为各民族共同传承文化的鲜活注脚。
各民族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的例证俯拾皆是。如，白居易《胡旋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叙述了西域胡旋舞在长安的流行与演变，展现了艺术形式的跨民族融合。岑参《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展现了西域乐器胡笳和中原诗歌的结合，音乐和文学相互成就，形成新的艺术表达形式。尤其珍贵的是，诗歌生动展现了“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元稹《法曲》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诗歌既描写了“胡风”对中原的影响，又在结尾强调“一从黄帝到商周，断绝声名竟何若。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这种对“华音”的坚守并非排斥多元，而是在多元基础上的一体认同。这种观念与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回鹘文《玄奘传》等文物所体现的精神完全一致，证明中华文化是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各民族文化的有机统一体。
各民族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为超越地域、族群的爱国情怀。林则徐笔下的“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字字浸透着超越个人境遇的家国忧思。当这位禁烟英雄被流放新疆，天山的巍峨并未让他沉沦于个人失意，反而成为映照其胸怀的明镜——“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中的“晴雪”，既是鬓边霜白的写实，更是心系国家安危的真情流露。杨昌浚的《左公柳》“大将筹边未肯还”则将这种情怀从个人情怀升华为群体担当，其背后是左宗棠抬棺西征、收复新疆的壮阔史诗。当“湖湘子弟满天山”的身影与“新栽杨柳三千里”的绿意交织，“未肯还”三个字便有了千钧重量——它不仅是大将对中华疆土的执着守护，更是各族军民共同抵御外侮、捍卫主权领土的坚强意志。而杨增新《题镇边楼》组诗中“力挽狂澜三万里，莫教海水向西流” 的豪情，将这份精神延续至更广阔的时空。镇守新疆期间，他以“楼头纵目观全局，保障西陲固国基”的视野，将镇边楼从物理建筑升华为守护新疆的精神象征。从林则徐的忧思到左宗棠的实干，再到杨增新的坚守，三代人的新疆书写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轨迹——爱国情怀从来不是地理概念的囚徒，而是各族儿女在天山南北的辽阔土地上共同浇灌出的精神之花。
（三）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
西域边塞诗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今天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教材。这些作品以情感为纽带，跨越时空，连接起各民族的心灵，为增进文化认同提供了独特的精神养分。
在教育传承层面，历代西域边塞诗可以成为从小学到大学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文化资源，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纳入语文教材，让各族学生在审美体验中感受西域和中原的文化关联。范仲淹《渔家傲·秋思》云：“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其可以与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对比教学，前者展现宋代边塞风景的肃杀，后者体现汉代乱世的流离，共同呈现不同时代民族交往的复杂历程，培养学生的历史辩证思维。目前，新疆一些学校已开展“边塞诗词进校园”活动，通过诗歌朗诵、情景剧表演等形式，让学生在沉浸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活动中理解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在文化传播层面，现代技术手段为边塞诗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新途径。乌鲁木齐市文广旅局曾经于2019年面向全国人民发出邀请，倡导“跟着古诗游新疆，有情有景有意境”，“新疆之美，美在风景，美在诗文中，古诗中的新疆常常是惊鸿一瞥，如同它的广袤无垠难以窥见全貌，但如果串联起来就是一幅风土与人情兼备的长卷”。读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游沙漠胡杨，读陈叔达《春首》游高山湖泊，读卢照邻《横吹曲辞·梅花落》游天山廊道，读田锡《塞上曲》游阿尔泰山，读郑允端《葡萄》游人文景观，读范云《效古诗》游故城遗址，读白居易《胡旋女》游纵情歌舞。库车打造的“龟兹乐舞诗画夜游”项目，通过灯光秀重现胡旋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和“凉州胡人为我吹”的场景，使游客直观感受新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情景。这些实践表明，当边塞诗词从文字转化为“古今穿越”可视可听可感可触的文化体验，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会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浸润人心。
在产业融合层面，西域边塞诗中的文化符号可转化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独特资源。“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经典意象早已被新疆葡萄酒产业借鉴，部分酒庄推出“夜光杯品鉴套装”，将诗歌文化与产品营销结合，既提升了品牌附加值，又传播了“西域物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记忆。新疆各地充分利用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各种风格的丝路小镇，在建设过程中注重融入历代边塞诗词等文学因素，使曾经在书本上、头脑中的遥远西域在小镇中“活起来”“火起来”。例如，巴州库尔勒丝路旅游小镇用沉浸式的体验吸引游客领略边塞风情，带动了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这种“文化符号-产业价值-认同强化”的转化链条，让西域边塞诗文化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学术研究层面，对西域边塞诗词的深度挖掘能为今天深入实施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厚的精神文化支撑。编纂《全唐边塞诗校注》《历代西域诗词集成》等大型文献，系统整理历代诗歌中的西域元素，可为历史研究提供新材料。举办以“文化润疆与西域边塞诗词”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倡导从文学、历史、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解析边塞诗的历史内涵和时代意蕴，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能为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指导。
从本质上看，作为古人心路历程的诗性书写，西域边塞诗词的当代价值重在跨越时空唤起各族群众的情感共鸣。当今天的人们读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时，依然能感受到对国家的忠诚；读到“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时，依然能体会到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读到“葡萄美酒夜光杯”时，依然能感受到共同的生活喜悦。这种共鸣超越了时间、地域、民族的界限，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深层的情感脉络和心理根基。活化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让西域边塞诗词从典籍走向生活、从历史走向当下，成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精神纽带，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不竭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三、西域边塞诗的历史脉络与时代特质
（一）汉代：西域边塞诗的奠基与开拓时代
彼时，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旨在联合月氏、乌孙等共同抗击匈奴，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也为后续汉朝经略西域奠定了基础。公元前101年，汉朝在轮台等地屯田，并设置地方官吏管理，迈出了对西域实际管控的重要一步。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此后，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辖西域的职权。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汉代文人对西域的书写呈现出“实录”与“想象”的双重特征。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以史家的严谨开创了“凿空西域”的叙事范式，他笔下的“大宛宝马”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贡品，更形象地展现着汉帝国开疆拓土的雄心壮志。班固在《汉书·西域传》里进一步将这种书写系统化，对“西域三十六国”的记载细致入微，精确到“户数”“兵员”等数据，如“鄯善国，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这种严谨的史笔传统，对后世边塞诗写实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西域书写的文学性表达，在乐府诗中有着独特的呈现。佚名《天马歌》“天马来，从西极”，巧妙地通过对“西极”这一地理概念的模糊化处理，既保留了西域的神秘感，又引发人们对远方未知地域的遐想，彰显了汉王朝对西域的主权意识。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通西域，开玉门”的壮举时，特别强调“列四郡，据敦煌”的战略布局。这种将文学想象与军事地理相结合的写法，成为后世边塞诗“以诗证史”传统的源头。在后世边塞诗中，常常能看到诗人通过对边疆地理形势、军事设施等的描写，来反映当时政治军事状况，这一传统正是发端于汉代文人的创作。
（二）魏晋南北朝：西域边塞诗中的多元文化碰撞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但对西域的管理仍在延续。同时，西域各地方政权也不断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等均保持着与中原政权的朝贡关系。
这一时期西域书写的最大特点是佛教文化的融入。鸠摩罗什等西域高僧的东来，使得“白马驮经”成为新的诗歌意象。曹植在《白马篇》中塑造的“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形象既是对现实西域贡马的描写，又暗喻佛法东传。诗中的白马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象征着佛教文化从西域向中原的传播。
北朝民歌《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描写，虽然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定在北方，但其空间叙事模式明显受到西域地理认知的影响。木兰出征途中跨越重重关山，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西域广袤地理空间的认知，体现了不同地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交融。
南朝文人对西域的书写则带有更多的想象色彩。江淹在《恨赋》中运用班超“生入玉门关”的典故时，将其转化为“裂帛系书，誓还汉恩”的文学意象。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羽檄起边亭，烽火入咸阳。征师屯广武，分兵救朔方”，虽以蓟北为叙事空间，但“边亭”“烽火”的军事意象与西域书写中的边疆防御主题相通，强化了中原对边疆的战略关注。庾信《咏阳关》开创性地将“阳关”符号化，诗中“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的意象设置，通过候鸟的迁徙暗示中原与西域的血脉联系。阳关是西汉为了同西域诸国通使、通商而设置的关隘，是一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大门，在诗中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而候鸟的南飞则象征着中原对西域的向心力。庾信《拟咏怀》其二十六“萧条亭障远，凄惨风尘多。关门临白狄，城影入黄河”，以“亭障远”描写边疆哨所的辽阔，呼应魏晋对西域长史府、戊己校尉的设置，补充了这一时期西域军政书写的文学表达。这一手法为唐代王维《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千古绝唱提供了创作灵感。
（三）唐代：西域边塞诗的巅峰与典范
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在新疆东部设置伊州、西州、庭州，牢牢控制中原通往新疆的战略要道。同年，在新疆西部和南部沿边要地，以安西都护府（后升为安西大都护府）为统领，设置了“安西四镇”。公元702年，唐朝在新疆北部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升为北庭大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与治理。
唐代边塞诗人群体呈现出鲜明的亲历性特征。岑参是 19世纪以前中国古代少有的到达西域、游历今天新疆南北并留下大量诗作的文人，他在《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描绘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用艺术的夸张手法，真实反映了北疆地区的风蚀地貌特征。他的另一首作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是盛唐边塞诗巅峰之作，与《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并称 “双璧”，其中“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军屯在轮台北。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生动描绘了戍边大军出征时的威严场景，印证了唐代以屯护守、以战护屯的边疆治理实践。他在安西都护府任职期间创作的40余首西域诗，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唐诗版西域风物志”。
王昌龄的边塞诗则开创了“以少总多”的艺术范式。他在《从军行》中“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构建起从青海湖到河西走廊的宏大空间序列。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以“孤城”呼应玉门关、阳关的地理符号，强化了唐代对西域的空间认知。这种“诗性地理”的创造与唐代《十道图》等官方地理志的编撰存在深层互动。敦煌莫高窟第220窟壁画中的“西域城池图”，恰可视为此诗的空间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西域书写中存在明显的“胡汉互看”现象。李白《少年行》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描写，生动地展现了唐代长安城胡汉杂处、文化交融的场景。这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胡人俑》形成图文互证，共同反映了唐代长安城的开放景况。张祜《悖拏儿舞》“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惊笑悖拏儿”,记录的西域舞蹈场景与新疆出土的唐代乐舞俑动作完全吻合。这种双向的文化凝视，生动体现了“胡汉杂处”“胡风汉韵”交融的社会风貌。
（四）宋元明清：西域边塞诗中的历史记忆重构
两宋时期，中原王朝一直面临着辽、金、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军事压力，暂时丧失了对西域的直接控制。宋代诗人们对西域的书写呈现出“记忆”和“想象”交织的显著特点。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等诗句，借助“轮台”“天山”等西域地理符号，寄托对故土的牵挂与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辛弃疾《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人韵》云：“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诗歌虽以扬州为背景，但对“塞尘”“胡骑”“汉家”的描写，同陆游诗作共同构成宋人对西域失地的集体记忆。“戍轮台”的理想与“身老沧州”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既延续了汉唐边塞诗的家国情怀，又反映了宋人对西域失地的深切追忆。这与《宋会要辑稿》中“西域诸国贡使不绝”的记载相互印证，证实宋人对西域的历史认同从未中断。
元朝实现了大一统，对西域的管理进入了新阶段。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开创了“实证性”西域书写的新范式。丘处机《自金山至阴山纪行》云：“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诗歌以亲历者视角记录天山、金山（今阿尔泰山）的景观。耶律楚材诗中“葡萄垂马乳，杷榄灿牛酥”的丰富物产记载，与《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描写高度一致，而“波斯历法与中国殊”的观察，更是得到现存回鹘文历书实物的佐证。耶律楚材以其亲身经历，在诗中对西域地区诸多方面进行了细致描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车书混一”的表达，正是“大一统”的政治理念的体现。
清中叶，平定了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设立伊犁将军，统辖整个西域，加强了对新疆的军事和行政管理。杨昌浚《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曰：“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诗歌直接呼应左宗棠收复新疆、屯田植柳的史实，与林则徐的诗作共同构成清代“戍边护疆”的爱国书写谱系。由于亲历西域的文人逐渐增多，在清代西域边塞诗中，新疆与中原已无隔膜，文人对新疆的认同感也大为增强。清代西域诗突破了前代的固有模式和刻板印象，呈现出鲜明的纪实性、多元性、交融性，以及学术性。纪晓岚在《乌鲁木齐杂诗》中自注详细考证地名沿革，如“迪化（今乌鲁木齐）古属车师后部”，这种“以注证诗”的方式实则是乾嘉学派考据学风在边塞诗中的体现。洪亮吉《天山客话》将诗歌与地理考证结合，其“天山南北雪线异”的记载，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的测绘数据误差不超过100米，展现出惊人的准确性。
结语
西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指范围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西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汇之地，自西汉伊始，西域就纳入了中国的版图，它与中原地区的互动交融不绝如缕。生活于西域地区的各族居民在历代中央王朝的统一管辖和治理下，交错杂居、共同生产、相互学习，互通有无，呈现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特点。西域各族群在辽阔的空间场域，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历代西域边塞诗词，构成了跨越两千余年的历史文化记忆。从汉代“天马歌”到清代“西域诗”，这些作品以文学形式确证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持续治理，记录了西域和中原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艺术表现上，形成了独特的西域诗学体系；在文化认同上，熔铸了“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和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历代西域边塞诗词彰显出极其宝贵的当代价值，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应加强对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系统研究和利用，使其在文化润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更大作用。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