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微信公众号-雨山居笔记 / 作者：王明珂 / 日期：2026-06-23 / 浏览：20 次
我们常常听说匈奴、西羌、鲜卑这些游牧民族，但很少认真想过：到底什么是“游牧”？又为什么有的游牧者能建立帝国，有的却始终停留在部落？这本由王明珂写的《游牧者的抉择》，正是从这些问题讲起的。
第一章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自然环境
降水量或温度不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才会选择游牧，因为游牧的单位土地生产力远低于农业。作者提到，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不到一亩地便能养活一个五口之家。在较贫瘠的山地，如川西羌族地区，约要6至10余亩地才能养活这样的家庭。然而在当前内蒙古的新巴尔虎右旗，20亩地才能养一只羊，至少要300—400头羊才能供养一个五口之家，因此一个牧民家庭至少需要6000—8000亩地。
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
·牦牛：适应高海拔和风雪环境
·牛：无须移动觅食，有自保能力，因此花费人力较小；但多雪、少水、多石的地区不适宜养牛
·羊：因为比较好养，在各种游牧地区均有分布；高产乳量+高繁殖率保证了牧民的食物，即便遭受牧产折损也可以快速恢复；绵羊更好吃但更挑食，山羊适应性更强；但羊不适应潮湿地区，且自保能力不足，需要人力保护
·骆驼：耐旱能力极强；擅长远距离负重；缺点是繁殖慢、有体臭、难驯服和训练
·马：可以作为交通工具，也可以提供乳制品；缺点是消化不如牛羊这样的反刍动物，因此消耗草食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盛行养马的游牧人群中，养马已超越“经济”考虑，而蕴含更多的社会文化意涵与情感——它们被牧民视为忠诚的朋友与伴侣，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
·狗：主要是作为牧民的帮手存在
作者指出，牧民的畜牧结构（牲畜的数量、种类、比例等）是他们与自然环境、外部世界互动的结果，也反映了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组织的特点。
游牧的“游”，不只是让牲畜适应季节变换，还为人群提供逃避自然与人为风险的途径。主要的移动模式包括水平移动（夏季北迁，冬季南迁）与垂直移动（夏季高山，冬季低谷）。
相比于农耕社会，游牧社会女性地位更高，对土地所有权的意识更薄弱，对生产性工具的需求更低，整体贫富差距更小，由于不被土地限制因此也更难被威权体系控制
游牧并不只是放牧，也会兼营以上各种生计。
游牧家庭最常见的组成方式就是小家庭，即只包括一对夫妻及他们的未婚子女。若一个男子娶了两个妻子，便要成立两个帐房，因每个帐房都只能有一个女主人。此时畜产也要分为两部分，两个妻子各自经营畜产以抚养其子女。这在人类学中称为“多妻家庭”。一般来说，游牧社会的多妻家庭中的妻子们都是“正妻”，她们的子女都有分畜产的权利。另外还有“多夫家庭”之例（这也可以看到，游牧社会女性地位较高）。
在更大尺度上，牧团则会组成家族、氏族和部落等形式。
纵观历史，辅助性资源得自于中原王朝或西域各城邦国的游牧人群（如匈奴、柔然、突厥、蒙古），较有能力组成中央化、阶序化的政治体，其领袖的政治威权也远非高原山谷游牧部落首领（如西羌、党项）所能比。
此前学者普遍认为游牧是由狩猎到农业之间的过渡形态，但随着更多的考古学证据的发现，现在一般认为游牧产生于农业之后，是农耕人群为了适应突然的恶劣气候或者因为人口增加而被边缘化的人群产生的。
作者不同意一些海外学者基于部分考古结果得出的推论，例如中国的游牧者来自中亚的斯基泰人等。
这里作者分三个地区进行了阐述：内蒙古中南部与晋陕之北的人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逐渐发展成半农半牧的社会形态，周人就出自这里；春秋时代，农耕地区跟这里的戎狄区别意识逐渐加强。
燕山以北和辽西一带是山戎的地盘，社会经济基础固然为以畜牧为主的混合经济，但另一重要基础则是其通过种种关系自南方邦国得到的资源。甘肃青海河湟地区的发展与以上两者不同，主要是这里比较封闭的地形让此地先民不太受中亚大草原和华夏农耕区的影响，而独立发展成了游牧文明。蒙古草原与晋陕之北的各部族，发展蒙古草原型的游牧业，并集结为游牧“国家”（匈奴），以向其他游牧部族、绿洲城邦及长城以南的帝国争夺资源。辽西地区的各部族发展其森林草原型的专化游牧业，并组成“部落联盟”（乌桓、鲜卑等）不断往南及往西争夺农牧资源。西北方河湟西羌则各以“部落”据其河谷，偶尔组成暂时性的部落联盟来对付汉帝国的入侵。
汉武帝时期西汉匈奴对峙图。图源：维基百科
将匈奴视为国家或民族都有不符合历史原貌的问题，因此作者将“匈奴”这一概念视为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3世纪，发生在北亚游牧部族间的一种社会经济与政治现象。
整个匈奴国家的势力范围可说是一个大的游牧经济生态区，这个生态区内有游牧经济所必要的广大草原、森林、山区，以及可得到外在资源的“边缘”。由此领域及其边缘，匈奴政治上层可获取种种人力与物资；利用、分配与交换这些人力与物资，单于及各部落长的政治威权得以维持及延续，也因此巩固国家领域及其“边缘”。
考古证据和文献证据表明，匈奴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其中又以羊的数量为最大。
有些学者认为由于游牧的机动性，匈奴很容易逃避汉军的攻击。这看法忽略了匈奴拥有大批的牛、羊。特别是，牛的移动性差，且路途上需消耗大量的水，这一点使得匈奴在迁移牛群时并不如想象的容易。更重要的，无论马、牛、羊都不是适当的驮兽，因此匈奴的移动非常依赖车；而依赖牛、马车的迁移，与以骆驼为驼兽的迁移相比，不仅是速度慢，而且常有天候、路况及车辆维修上的困扰。作者指出，匈奴的整体经济是以牧业为主体，并从事其他生计活动来补充生活资源，及减少游牧生产不稳定性造成的危机。在辅助性生计活动方面，农业生产在匈奴牧民生计中即使有，其所占比重也应是非常低；靠着狩猎、采集能弥补食物短缺，但也不稳定，且常有资源枯竭之虞；对外掠夺与贸易，是匈奴取得辅助性资源最普遍的途径，然而匈奴一方面无法稳定供应“盈余”畜产，另一方面他们常以掠夺来补充畜产，如此也破坏了汉、匈之间的和平与互信。在汉帝国方面，汉朝廷只是借着“开关市”来作为笼络、安抚、贴补匈奴游牧经济劣势之手段，而非在内部促进对匈奴畜产的需求以合理化此贸易交换关系；因无需求，所以汉帝国经常以“闭关市”来作为对匈奴的政治惩罚。学者大多强调匈奴“国家”权力集中化，二十四长以下之政治体制又颇能配合地方游牧经济，因而在战争动员与战事上能发挥游牧“机动性”，也因此其军队战斗力强大，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匈奴政体是军事联盟或联邦制。
内部而言，匈奴的国家化造成了政治权力集中化与社会贫富贵贱等级化，但也不断受到游牧社会中天然存在的分散性与平等自主性的挑战。
而在应对外部世界上，本来作为在蒙古草原上建立的游牧帝国，其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突破南方中原帝国（如汉帝国）设置的资源封锁线——这条封锁线以长城为具体体现。然而，当这条封锁线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时，反而导致了靠近长城的部族会越来越依赖长城内部的资源，而这就与更远离长城的部族之产生了利益分歧。
河湟地区示意图。图源：地图帝
这里分为河谷和高地，由于海拔高度所造成了自然与人文环境二元区分现象。
作者认为，从羌人拥有马、牛、羊而又无牦牛的情况来看，汉代河湟羌人似乎并没有如近现代藏族那样的河谷农业、高原牧业二分的经济生态。
比起近代河湟藏族的游牧方式，汉代河湟羌人的游牧高度应比较低。西羌的游牧生计脱离不了河谷，这也是他们与侵入河湟谷地的汉帝国发生严重冲突的主要原因。在游牧之外，羌人也兼营狩猎、农业，但以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他们的贸易占比很低。而与匈奴组成部落联盟甚至国家来对汉帝国发动掠夺战争的水平不同，羌人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内部，即各部落之间相互掠夺。但在汉帝国侵入河湟谷地之后，羌人开始出现部落联盟集体寇边的行为。西羌与匈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有国家组织，而前者为许多不相统属且经常相互掠夺的部落。
西羌的各部落的关系，体现了游牧部落的分群性。当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去世时，原来从属的次部落的首领和他的亲弟兄们会带领他们的子孙和附属部落，独立成立新的部落，而新部落的首领母亲，成为这个部落中各家族和部落的“共同起源”象征。这些部落有复杂的层级和分群性，形成了游牧社会中的“分群性社会结构”。羌人没有统一的君主，各部落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对于统于一君的华夏来说，“无君”的词意近于野蛮、不文明。因此汉代华夏比较尊重蒙古草原上“有君”的匈奴，对于“无君”的西羌则十分鄙视。
但是没有君主不代表西羌容易对付。羌人不要求互市，也不要求和亲，但过于分散化的组织形式也导致汉帝国对于这些的西羌部落几乎是束手无策。匈奴由于资源匮乏且难以预期，发展出超越部落的国家形式，通过与外部大部落和帝国的互动（如掠夺、贸易等）来获取资源，并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相比之下，羌人生活在封闭的河湟地区，资源可预测且足够维持生计，他们的部落主要通过争夺河谷资源来生存，因此常常陷入内部的部落战争。羌人的部落结构分散且强调“平等自主”，这使得他们的部落战争不断，且部落之间的敌人多为其他羌部落，而非外部的汉帝国。
东汉时期鲜卑版图。图源：历史地图网
根据气候学考古证据分析，公元前800年到公元600年，西辽河流域处于比较干冷的气候阶段，曾经有的农业人口消失，居住在这里的主要是森林草原游牧者。
考古证据显示，乌桓、鲜卑的畜产以马牛羊为主，但羊明显少于匈奴和羌。另外，他们畜产构成中狗的比例明显较高。这些都符合森林草原牧民的经济生态；野兽多因此不宜养太多的羊，又因森林中动物多，狩猎在其生计中占重要地位。无论为了保护牧畜或打猎，人们都要借重狗。
乌桓和鲜卑可能都经营粗放的农业生产。而由于乌桓居住地更接近汉帝国，他们发展贸易更多，而居住地更靠北的鲜卑则更多依靠劫掠。根据作者推测，乌桓、鲜卑的基本组成单元仍是家庭，以及几个家庭构成的牧团。在此基础上，乌桓和鲜卑已经形成比较有规模的部落联盟，以及比较稳定的首领，即“大人”。但是，乌桓和鲜卑在迁移到汉帝国边疆的时候尚未形成国家，大人也并没有君主的权力，更多的是担任部落之间矛盾的调解人。
以上三个区域（蒙古高原、河湟谷地、辽西流域）分布的匈奴、西羌、乌桓和鲜卑，所营的游牧经济基础不同，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匈奴建立了国家，羌人只有部落，乌桓和鲜卑建立了介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部落联盟）。
随着魏晋时期这三个区域的人涌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诸多国家，原本秦汉时期的华夏帝国逐渐转变为隋唐的中原王朝，其吸取华夏文化中糅合儒、法的礼仪教化与治术，配合游牧部落联盟等组织概念，尝试建立兼治长城内外之民的政权。
蒙古高原和东北的游牧部族，先后形成过多个强大的政权，并且曾占领中原。而河湟地区则持续处在部落状态，极少统一，甚至到民国时期的军阀马步芳都还利用各部落间的矛盾，联合或吸纳一些部落来打击其他部落。
作者介绍了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两位解释中国游牧和中原帝国兴衰的理论，基本可以概括为历史循环论。
阅读学术专著的难度相比于常见的非虚构历史作品还是高很多的，但读这样的书确实更能启发思考。比如，阅读这本书我就产生了如下几个问题，并且有一些粗略的想法，供大家探讨：
1，同样是高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都产生了游牧经济，云贵高原为何没有？几个可能的因素包括：充足的水资源保证了农业可以发展；地形破碎，没有连片草场，不适合游牧迁徙；湿热气候容易滋生寄生虫和传染病等。
2，书中只讨论了河湟谷地，而更广阔的青藏高原腹地是游牧经济吗？根据我查到的资料，青藏高原其他很多地区，传统上确实是以牧业为主，甚至是比较典型的高原牧业区；只是并不是整个青藏高原都一样，而是存在“河谷农业—半农半牧—高寒牧业”并存的格局。
3，同样是干旱地区，天山南麓的沙漠绿洲为何没有发展游牧经济？主要是因为没有连续草原+绿洲农业很强+丝路贸易更赚钱，所以历史上形成了“农业+商贸+局部牧业”的混合体系。最后我想说，阅读这样的书，最需要拿出整块的时间下硬功夫，一方面耐心跟着作者的思路，掌握其核心思想，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查阅资料，补充自己的基础知识不足。关于作者
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籍贯湖北，历史学者，专精于中国游牧民族史以及历史人类学。现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讲席教授。代表作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