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环境
草原丝路的肇端（下）
2. 东天山地区
早在遥远的古代，中国内地的居民就已经同西域的居民建立了物质、文化的交换关系。
近数十年来，在我国西北和境外古墓葬中出土了许多产于沿海地区的器物。新疆哈密地区七角井发现的细石器文化，经专家确定距今已有近1万年。考古学者在那里采集到一件红色的珊瑚珠，应出自沿海地区。它是当时东西交通的物证。
哈密的五堡墓地位于新疆哈密市五堡乡政府西北2公里。南距五堡水库约1公里，地理坐标东经92°49’14”，北纬43°1’52”，面积约7万平方米。其时代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约3200余年。1990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自1978年起至1991年先后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13座。出土物中的皮帽、皮靴、皮大衣及各式平、斜纹毛织物，部分还相当完好。皮革的鞣制、脱脂水平较高，至今仍非常柔软。毛织物编织精细，质地细密，着色美观、大方、图案种类繁多，其中有件毛绣，红底，绣满三角图案，为罕见的珍品。出土随葬品除墓主随身鞋帽、衣服外，多为日常用品及生产工具。墓主随葬器物没有明显的数量差别，反映当时社会尚未有强烈的贫富分化现象。出土随葬物有各种木器，如木桶、木勺、木梳、木质三角形掘土器等，陶罐（部分陶罐及木桶上施有黑彩和红彩，主体纹饰均为倒三角形图案），铜器有青铜小刀、木柄铜砍等，石器有石磨、石杵、石球等，此外还有各种生产、生活工具，如纺轮、骨针、笼头、马蹬、鞭等。这里还出土了不少海贝，佩饰于毛织围巾、衣服之上。在吐鲁番西部战国时代的墓葬中，有的死者口中含贝。这些贝是当时人从沿海地区交换得来的。
五堡古墓群的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发掘出的干尸中，有相当数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干尸。由于墓地所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墓室内尸体大多保存良好，是极为珍贵的人类学标本，其中有两具完整的女性干尸，其时代早于长沙马王堆女尸约900年，被称为“金发女”、“睡美人”。据此可推测，这里部分居民的祖先在史前曾从欧洲远徙内陆亚洲。
梅维恒认为哈密五堡古墓遗址也是“吐火罗”遗存，根据是陈列于哈密博物馆中哈密出土古尸穿着的彩色方格纹毛织物，据说相同风格的方格纹彩色毛织物，曾在奥地利的哈勒施塔特(Hallstatt)遗址出土过，而哈勒施塔特被认为是古典欧洲人一支凯尔特人(Celts)的领地，而凯尔特人又是被认为与原始吐火罗人存在关联的。[145]王炳华不同意梅维恒的意见，他认为没有更多、更有力的证据可以表明，凯尔特人到达塔里木甚至新疆东部的哈密。五堡墓地是公元前12世纪的遗存；哈勒施塔特是时代远较此为晚的遗址，晚了至少六百年。
王尹辰、马鹏程、张帆等人撰文介绍东天山及其周边地区考古发现及引出的推论。[146]自铜石并用时代始，伴随着马匹的驯化、车辆的传播、冶金业的发展和人群的迁徙，欧亚大陆的东西陆路交流进入新阶段。[147]德国学者艾伦托夫特 ( Morten E. Allentoft) 、哈克 ( Wolfgang Haak) 和美国学者马西森 ( Iain Mathieson) 等人的研究表明，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欧亚草原已出现人群迁徙现。前3千纪，在黑海地区，带有东欧采集狩猎人群、近东/高加索新石器时代人群基因的颜那亚文化[148]人群，一部分向东迁徙，推动了阿尔泰山、米努辛斯克盆地阿凡纳西耶沃文化人群的形成; 另一部分向西迁徙至欧洲腹地，与当地绳纹陶器 ( Corded Ware) 人群混合后，又于公元前2千纪上半叶再次向东迁徙，推动了南乌拉尔地区辛塔什塔文化 ( Sintashta Culture) 和中亚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的形成。至公元前2千纪末至1千纪，阿尔泰山、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等文化的人群又逐渐混入了西迁的东亚人群。[149]
以阿尔泰山区的阿凡纳西耶沃文化[150]、切木尔切克文化(Shamirshak Culture)[151]和中亚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152]为代表的游牧群落向南向东扩散，[153]在天山廊道以农耕为业的族群接触，形成了多支区域文化，[154]东天山地区孕育出天山北路文化、焉不拉克文化等文化类型，并在青铜时代晚期，发展出以红山口遗址群为代表的多处大型聚落。[155]
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气候趋向干冷，原有的绿洲农牧业逐渐向游牧过渡。[156]斯基泰、塞种等散布在从黑海至中亚的草原;[157]在萨彦-阿尔泰地区有乌尤克文化 ( Uyok Culture) 、巴泽雷克文化等;[158]蒙古高原西北唐努山以北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继卡拉苏克文化后发展出塔加尔文化;[159]在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主要分布着石板墓文化。[160]欧亚草原考古遗址出土物中不但广泛出现以“马具”、“金属武器和工具”、“动物纹”为代表的游牧文化因素，[161]天山、阿尔泰山地区出土文物中出现了战国时期的各中原文化元素。我国吐鲁番盆地西部的阿拉沟28号墓[162]、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的巴泽雷克5号墓[163]都发现有楚地传入的凤鸟纹丝绸，巴泽雷克6号墓中还发现有楚式羽地四山镜和漆器残片。[164]此外，新疆和北方草原地带还普遍出现了殉马现象，[165]这些都说明游牧文化的出现推动了东西交流。[166]
哈密巴里坤-伊吾草原上发现的前500年以后的以黑沟梁墓地[167]、石人子沟遗址1～16 号墓[168]、托背梁墓地[169]、西沟1号墓[170]为等代表的文化遗存人群，生产生活方式以游牧为主。[171]在高等级墓葬中，人马葬俗、随葬的动物纹饰牌、格里芬饰件、金珠耳坠等，与巴泽雷克文化存在联系。[172]黑沟梁墓地出土羽状地纹铜镜残片[173]、石人子沟遗址Ⅲ区2号房址出土的汉式鼎耳[174]还显示出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表明东天山地区是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兴起了斯基泰等多支游牧人群。长期以来，有很多学者通过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研究方法，讨论了这些游牧人群在文化上的共性，但并未能就他们的起源和构成问题达成一致。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就有学者通过体质人类学研究，讨论东天山地区古代人群的形成过程。[175]新的古基因组学研究，为解析欧亚大陆古代人群的迁徙与互动状况提供了可靠的研究手段。[176]丹麦学者戴姆加德 ( Peter de Barros Damgaard) 等人通过对137个欧亚草原古代人群基因组的分析，揭示出斯基泰人基因来源的多样性。结果表明，斯基泰人非由单一地域起源，构成至少包括：欧亚草原青铜晚期人群、欧洲农业人群和南西伯利亚采集狩猎人群等。[177]
2009年以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并探讨东天山地区史前人群的遗传学特征。以高诗珠为代表的学者，对哈密市青铜时代天山北路墓地人群线粒体 DNA 的分析表明，该区域早期人群由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谱系共同构成。其中，东部谱系占 79. 2% 。[178]
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各区域人群的祖先成分，均可模拟分为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古北亚(Afontova Gora3)、巴克特里亚-马尔吉纳亚考古学群落(BMAC)和东北亚这4种人群成分的混合。但各人群内的祖先混合比例存在高差异度。这一现象通常出现某一群体的形成之初，即不同成分来源的混合期。这表明，在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各区域人群处于持续的大规模流动状态。萨彦-阿尔泰和东天山地区的群体差异度最高。自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在萨彦-阿尔泰地区的人群内部，个体之间的遗传构成差别很大，与东天山早期铁器时代的情况类似。中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人群的多态性也很高，但与萨彦-阿尔泰地区相比，欧亚东部的成分在这里明显减少。位于欧亚草原两端的蒙古高原和黑海地区早期铁器时代人群与之前相比差异度不大，但也开始出现来自不同区域的外来者。上述结果表明，早期铁器时代的人群交往模式，已不是铜石并用时代至青铜时代单向或双向的人群迁徙，而是一种多向的人群交往与互动，反映在遗传上即为欧亚大陆东西谱系的混合。在这一交往模式下，东天山连同萨彦-阿尔泰地区，成为东西方基因交流的最重要舞台。
古基因组学研究表明，欧亚草原的跨区域人群交往肇始于颜那亚文化人群的迁徙，在早期铁器时代进入到人群交融的频繁期，其中又以东天山、萨彦-阿尔泰地区的人群流动性最强。在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大致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成分主要来自欧亚草原东部，兼有甘青地区的成分；西部成分主要与颜那亚、阿凡纳西耶沃文化相关。这一遗传构成也与萨彦-阿尔泰地区相似，表现出两地密切的基因联系，情况与考古学发现的多元文化面貌基本吻合。结合考古学和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铜石并用至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上的人群互动，不仅推动了物质的交流与传播，还促进了技术、生业方式、丧葬习俗等方面的碰撞与互动。[179]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研究专项“草原—沙漠文化带研究专题”重大委托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原帝国兴衰”（20@WTS004）的阶段性成果。）
[1]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刘学堂《东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对话》，《光明日报》2012 年7 月30 日第15 版《国学》。
[2] 高星、王惠民、关莹《水洞沟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2期。
[3] 陈宥成、曲彤丽《“勒瓦娄哇技术”源流管窥》，《考古》2015年，第2期，见第76-77页。
[4] 于建军《2016-2017年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考古新发现》，《西域研究》，2018年第1期。
[5] 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刘学堂《东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对话》，《光明日报》2012 年7 月30 日第15 版《国学》。其他相关研究参见（按发表先后排列）：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Eric Boëda撰，侯雪梅译《旧石器时代东亚、西亚之间的关系》，《第四纪研究》2004年第3期；侯亚梅《水洞沟：东西文化交流的风向标——兼论华北小石器文化和“石器之路”的假说》，《第四纪研究》2005年第6期；黄慰文、侯亚梅、高立红《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与早期人类进化格局》，《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1期；王春雪《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以内蒙古金斯太遗址为例》，《草原文物》2011年第2期；刘学堂《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初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邓聪《西方勒瓦娄哇技术对中国的波及》，《中国文物报》2012年5月25日第6版；邓聪《追寻东方勒瓦娄哇技术——宁夏水洞沟遗址的世界性意义》，《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6日第7版；刘学堂《丝绸之路开辟的史前基础》，《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4日第3版；
李峰、陈福友、汪英华、高星《晚更新世晚期中国北方石叶技术反映的技术扩散与人群迁徒》，《中国科学》2016年第7期；陈宥成、曲彤丽《旧石器时代旧大陆东西方的石器技术格局》，《中原文物》2017年第6期；李锋《克拉克的“技术模式”与中国旧石器技术演化研究》，《考古》2017年第9期；陈宥成、曲彤丽《“石叶技术”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2018年第10期；晓工《贵州观音洞遗址发现东亚最早的勒瓦娄哇技术》，《科学》2019年第1期；李浩《中国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技术多样性研究的新进展》，《人类学学报》2018年第4期；徐哲、裴树文《石器制造技术的演变》，《化石》2019年第2期
持否定意见的论文见：高星《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相关问题论述》，《人类学学报》2014年第3期。Yinghua Li，Eric Boëda，Hubert Forestier，Yuduan Zhou，Lithic Technology, typology and cross-regional comparison of Pleistocene lithic industries: Comment on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Levallois in East Asia, in L’Anthropologie, 2019, pp769-781, Elsevier Masson SAS;李锋、李英华、高星《贵州观音洞遗址石制品剥片技术辨析》，《人类学学报》2020年第1期。最近的有关综述参见徐文勘《关于新疆古代居民及其文化的若干问题·石器之路》，收入《丝绸之路历史语言与吐火罗学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11页。
[6] A. Askarov, Sapallitepe，Tashkent, 197，第133-134页；及科勒的《纳马兹伽文明综述》，刊于科勒所编《中亚青铜时代文明》（P. Kohl, The Namazga civilization: an overview, in P. Kohl (ed.),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cil Asia: vii-xl. , Armonk: M.E. Sharpe, 1981，第21页）。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U Penn）博物馆依莲娜·古德博士《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古典学》，第69期/1995年（Irene Good, On the question of silk in pre-Han Eurasia, in Antiquity 69, 1995, pp959-968 (see p965，968)。上述阿斯卡洛夫的著作，依莲娜·古德所据者，为米谢尔未刊之英译本（unpublished translation by H. Michael)。依莲娜·古德称上述纳马兹伽文明萨帕里（Sapalli）遗址所出丝绸的时代为公元前18世纪。以下再次引用时简称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
[7] 亨特《论史前纺织品的发现》，《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年刊》第16辑，德国美因兹：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第59-71页，穆勒1990年英译本（H. -J. Hundt, On prehistoric textile finds, Jahrbuch RGZM 16:
59-71. Mainz: Ro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Trans. from the Germanby V. Muller, 1990)。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4与967页。
[8] 比·阿勒钦与日·阿勒钦《印度与巴基斯坦文明的兴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B. Allchin & R. Allchin,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 in India and Pakist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273， 276页。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4与967页。
[9] 阿·恩·古拉梯《一则有关印度早期丝绸的注释》，刊于克鲁顿·布洛克、毗湿奴-密特拉与古拉梯合编《技术报告第3辑》，普那：德干学院研究生院与研究院，考古与古代史系，出版丛书2, 1961年（A. N. Gulatai, A note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silk in India, in J. Clutton Brock, Vishnu-Mittre & A.N. Gulati (ed.), Technical Reports on Archaeological Remains III: 53-9. Poona: Deccan College Post-Graduat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Ancient History. Publication 2, 1961），第56页。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4与967页。
[10] 具体见张志芳、吕鸿声《分子生物学证据支持家蚕“多中心”起源学说》，《中国蚕业》2005年第4期，第11-12页；李绍先《中华蚕桑丝织起源多元论》，《文史杂志》2010年第5期，第7-10页。
[11] 雷贝勒《家蚕丝的起源地中国》，《亚洲艺术与文化史维也纳论丛》第2辑，1926-1927年[H. Rebel, China als Ursprungsland der Edelseide, Wiener Beitr. z.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Asiens 2, 1926/27 (1927) ]，第47页及以下。
[12] Hundt, H.-J. ，Über vorgeschichtliche Seidenfunde，刊于《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年报》第16辑（1969年）[Jahrbuch des 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16 (1969)]，见第64页。
[13] 焦里《图萨尔文化》，孟买：阿姆比卡出版社，1974年（M. Jolly，Tusar Culture, Bombay: Ambika Publishers，1974），第17页。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4与967页。
[14] 上引焦里《图萨尔文化》，第17页；札依纳《驯养动物史》，纽约，哈帕与罗出版社，1968年（F.E. Zeiner, 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imals,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1968），第485页；布朗《欧洲最早的丝绸》，未出版手稿，墨尔顿学院，剑桥，1993年（T. Braun, The Earliest Silk in Europe, Unpublished ms. Merton College, Oxford）。兹据上引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5与967-968页。
[15] 依莲娜·古德（Irene Good）《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On the question of silk in pre-Han Eurasia），载《古典学》（Antiquity）第69期（1995年），第965页。
[16] Hundt, H.-J. ，Über vorgeschichtliche Seidenfunde，刊于《罗马—日尔曼中央博物馆年报》第16辑（1969年）[Jahrbuch des Römisch-Germanisches Zentralmuseum 16 (1969)]，见第64页。
[17] 锡勒旺《额济纳河与罗布泊出土丝绸调查：斯文赫定博士领导下的中国西北省份科学考察报告》，中-瑞考察丛书第32辑，《七考古第6卷》，斯德哥尔摩，1949年（V. Sylwan, Investigalion of silk from Edsen Gol and Lop-Nor: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32, VII Archaeology 6. Stockholm: Bokfo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32, VII Archaeology 6），第15页。
[18] 依莲娜·古德《有关汉以前欧亚大陆的丝绸问题》，第960-961页。
[19] 《路史》卷14《後紀五》，明万历刻本。
[20] 见氏撰《论蚕业起源》，《浙江丝绸工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36页。
[21] 《隋书》卷7《礼仪志二》，中华书局点校本，1第145页。
[22] [日]吉武成美、蒋猷龙合撰，周耀祖译之《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罗列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各记载，见319-320页。
[23] 李焕文《桑蚕与家蚕的起源及其化性问题的探讨》，《陕西蚕业》1985年第4期，第22页。
[24] 叶琳娜·古德《连通性：评估史前时代后期欧亚大陆的丝绸远距离交换的证据》，收入托贝·威尔金森、苏珊·谢拉特与约翰·贝内特编辑《交织着的世界：前7千纪-前1千纪欧亚大陆的系统性互动》，纪念安德鲁·谢蓝教授会议“青铜时代看起来像什么？前4-前1世纪欧洲和西亚的世界体系方法”论文集（Irene Good, Strands of Connectivitity: Assessing the Evidence for Long Distance Exchange of Silk in Late Prehistoric Eurasia, in Toby C. Wilkinson, Susan Sherratt and John Bennet ed., Interrweaving Worlds: Systemic Interactions in Eurasia, 7th to 1st Millennia BC,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in memory of Professor Anderw Sherran, What Would a Bronze Age World System Look Like? World systems approaches to Europe and western Asia 4th to 1st millenia BC, Oxbow Books, Oxford and Oakville, Oxford, UK, 2011）, p218.
[25] [日]吉武成美撰 ，吴清译《关于蒋猷龙先生的家蚕起源说》，《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303-306页；及蒋猷龙《就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答日本学者并海外诸公》，《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146页。
[26] 《中国昆虫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0-112页。兹据段云佑《家蚕起源于黄河中游中华民族发祥地》，《蚕业科学》1983年第1期，第55页。
[27] 上引段云佑《家蚕起源于黄河中游中华民族发祥地》，第51页。
[28] [日]吉武成美撰 ，吴清译《关于蒋猷龙先生的家蚕起源说》，《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303页。
[29] 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作为《清华大学研究院丛书》第三种于1927年初刊。兹据《三晋考古》第2辑（1996年）重印本，见第280页。
[30] 蒋猷龙《西荫村半个茧壳的剖析》，《蚕业科学》1982年第1期，第39页。日本学者布目顺郎推测，当时的居民切割此茧一为取蛹食用，二为茧壳作纺织原料。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茧壳，使茧壳腐败成黑褐色。但他将此茧指为蚕蟥茧，蒋猷龙在文中对此说作了辩正。
[31] [日]吉武成美与蒋猷龙合撰，周耀祖译《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第323页。
[32] 高汉玉、张松林《河南青台村遗址出土的丝麻织品与古代氏族社会纺织业的发展》，刊于《古今丝绸》，1995年（1），第9-19页。兹据赵丰《中国丝绸的外传与早期草原丝路》，收入赵丰、周旸、刘剑编《中国纺织考古与科学研究》，上海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33] 上引[日]吉武成美与蒋猷龙合撰，周耀祖译《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第323页。
[34] 上引蒋猷龙《论蚕业起源》，第37页。
[35] 《钱山漾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3期。
[36] 上引[日]吉武成美与蒋猷龙合撰，周耀祖译《家蚕的起源和分化研究》，第324页。
[37] 上引蒋猷龙《论蚕业起源》，第37-38页。
[38] [汉]戴德：《大戴礼记》卷二《夏小正第四十七·三月》，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十二年袁氏嘉趣堂刻本。以下版本信息略。
[39] [汉]郑玄《<礼记>疏》卷十三“月令”，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本。以下版本信息略。
[40] 《大戴礼记》卷二《夏小正第四十七·三月》。
[41] 《考古学报》1951年第5期，第19页。
[42] [汉]郑玄《<礼记>疏》卷一“天官冢宰第一”。
[43] 参见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5、60—62、115页。
[44] R.F. Tylecot e, A History of Metallurgy, London, The Metals Society, 1976, p.11（原注20）兹据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见第41页。
[45] 国内外支持这一主张的有：Ho, Ping-ti（何炳棣）, 1961, Some Problems of Shan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A Review Article, Pacific Affairs Vol. 34, No. 3, pp. 292 -293;Pope, Gettens, Cahill and Barnard, 1969,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 II, Technical Studies, Smithsonian Publication, Washington, pp.11, 16;Bunker, E. C., 1988, Lost wax and lost textile: an unusual ancient technique for casting gold belt plaqes, in: Maddin, R. (Ed.), 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 MIT Press, Massachusetts, pp. 222-227;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 期，第 1117 页;Fitzgerald-Huber, L.G., 1995.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17-67;Linduff, K.M., Han, Rubin, Sun, Shuyun (eds.), 2000, The Beginnings of Metallurgy in China, The Edwin Mellen Press, Lewiston;Mei Jianjun, 2003,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ume 121, pp. 28 -33;Linduff, K.M. (ed.), 2004, Metallurgy in Ancient Eastern Eurasia from the Urals to the Yellow River, The Edwin Mellen Press, Lewiston;Mei, Jianjun. 2009a, Early metallurgy in China: some challenging issues in current studies, in Jianjun Mei and Thilo Rehren (eds.), Metallurgy and Civilisation: Eurasia and Beyond,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 2009, pp. 9 -16;梅建军：《中国早期冶金术研究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编：《科技考古》（第三辑），第135-154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Mei, Jianjun, Xu, Jianwei, Chen, Kunlong, Shen, Lu, Wang, Hui, 2012, Recent Research on Early Bronze Metallurgy in Northwest China, in Paul Jett (ed.), Scientific Research on Ancient Asian Metallurgy,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s. 2012, pp.37-46;
J. Rawson, 2017, Shimao and Erlitou: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bronze industry in central China, Antiquity, vol. 91, p.355. 参见下面郭静云等人文。
[46] 见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 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47] 《史前“青铜之路”与中原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79-88页，见第79页。
[48]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实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49] 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50] 由于铜器发现地点增多，学术界或认为这一时期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铜石并用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246页。
[51] 刘学堂《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中原文物》，2012年第4期，见第51页。
[52] 氏撰《四坝文化与青铜之路》，《百色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见第21-27页。
[53] 项春松、李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年第5期，第4-22页。
[54] 杜正胜《动物纹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1993年1、2 期。
[55] 朱泓：《小黑石沟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人类学特征》，《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 吉林大学考古系编, 知识出版社, 1998年，第228-236页。
[56] 氏撰《从小黑石沟的发现看骑马民族文化因素向东方拓展》，《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第263-268页。
[57] 滕铭予《中国早期铜器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原注29）。
[58] 《文物》，2000年第3期，见第43页。
[59] 见郭静云、邱诗萤、范梓浩、郭立新、陶洋等《中国冶炼技术本土起源：从长江中游 冶炼遗存直接证据谈起（一）》，《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60] 安东尼《失去的古老欧洲世界：前5千年至前3千年的多瑙河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D.W. Anthony, J.Y. Chi (eds.), The Lost World of Old Europe: The Danube Valley, 5000-3500 BC., Princeton, U.P. 2010. 兹据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苏芳淑主编《金耀风华·苍狼白鹿：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卷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21页；收入氏撰《西域考古与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9-59页。以下版本信息略。
[61] 切默赫著《苏联古代冶金》，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E.N. Chemykh, Ancient Metallury in the USS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01-103, 110-111）。兹据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50页（以下版本信息略）。
[62] 张广达、陈俊谋《纳玛兹加IV-VI期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43页；前苏联阿甫杜辛著、陈弘法译《中亚考古》，《考古学参考资料》第6期，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12-120页；马松《呼罗珊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青铜时代》 ，《中亚文明史》，德里，1999年（V.M. Masson, The Bronze Age in Kharasan and Transocani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Delhi, 1999, pp.225-245）; 希伯尔特《中亚绿文明青铜时代的起源》，哈佛大学匹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麻省剑桥，1994年（F.t. Hiebert, 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 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1994, pp.165-178）。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0-51页。
[63] 切默赫著《苏联古代冶金》，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E.N. Chemykh, Ancient Metallury in the USS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第184页。兹据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2页，脚注3。
[64] 莫润先《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第15-16页；马洛里《安德罗诺沃文化》，《欧欧人文化百科全书》，伦敦-芝加哥，费茨罗伊·迪尔勃恩出版社产，1997年（J.P. Mallory, Andronovo Culture,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20-21）; 马松《青铜时代文明的衰落与部落迁徒》，《中亚文明史》，德里，1999年（V.M. Masson, The Decline of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and Movements of the Tribe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Delhi, 1999, pp.337-356）; 米谢尔·戴维·佛朗切提《青铜时代的欧亚地带的自然环境与东哈萨克斯坦山区草原社会互动的本质》，宾州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Michael David Franchetti, Bronze Age Pastoral Landscapes of Eurasia and the Natur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Mountain Steppe Zone of Eastern Kazakhstan, Ph.D. dissertation i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4）, pp.201-252。阿·阿基谢夫、克·阿基谢夫《哈萨克斯坦的古代黄金》，阿拉木图，1983年（A. Akishev and K. Akishev, The Acient Gold of Kazakhstan, Almaty, 1983, pp.33-35）。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1页。
[65] 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3页。
[66] 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51页。
[67] 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4-5页。
[68] 艾玛·邦克《古代是中国人世界里的黄金》，《亚洲艺术》第53辑第1-2期，1993年（Emma C. Bunker, Gold in Ancient Chinese World: A Culture Puzzel, Artivus Asiae, Vol.LIII/1-2, 1993, pp.27-50），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5页。
[69] 齐东方《中国早期金银器研究》，《华夏考古》19994年第4期；同氏《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文物世界》1998年第2期。，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5页。
[70] 黄盛璋《论中国早期（铜铁以外）的金属工艺》，《考古学报》1996年第2期。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5页。
[71] 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林沄《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兹据上引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第55页。
[72] 上引林梅村《黄金艺术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5-6页。
[73] 安成邦、王伟、段阜涛、黄伟、陈发虎《亚洲中部干旱区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演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地理学报》2017年第5期，见第883页。
[74] 魏益民《中国小麦的起源、传播及进化》，《麦类作物学报》2021年,第41(03)期，第305-309页。
[75] Ofer Bar-Yosef、高雅云、陈雪香《黎凡特的纳吐夫文化——农业起源的开端》，《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第181-194页，第170页；李俊《农业起源的考古人口学研究》，《考古》2018年第12期，第81-91页。
[76] 孔昭宸、刘长江、张居中《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八千年前水稻遗存的发现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6年第12期，第78-83，103-104页；张居中、王象坤、孔昭宸、宋豫秦《河南贾湖稻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科学》2002年第54(03)期，第3-6页；Liu, L., G.-A. Lee, L. Jiang, and J. Zhang, Evidence for the early beginning (c. 9000 cal. BP) of rice domestication in China: a response. The Holocene 17 (8), 2007, pp1059-1068; 刘莉、李炅娥、蒋乐平、张居中、蓝万里等《关于中国稻作起源证据的讨论与商榷》，《南方文物》，2009年03期，第25-37页。并参见胡效月、安成邦《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综述》，《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25期；吕厚远《中国史前农业起源演化研究新方法与新进展》，《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8年，第48卷第2期，第181-199页；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概述》，《遗产与保护研究》2019年第1期，第1-7页；
[77] 赵志军《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见第44-45页。
[78] 安成邦等上引文，《地理学报》2017年第5期，见第884-885页。
[79] Jones M. K, Liu X，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East Asia, Science, 2009, 324(5928): 730-731; 并见：林梅村《古道西风: 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水涛《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1;李水城.《东风西渐: 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文物出版社, 2009。Yang X, Wan Z, Perry L, et al. Early millet use in norther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 109(10): 3726-3730.兹据安成邦等上引文。
[80] 《亚洲中部干旱区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演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地理学报》2017年第5期，见第884页。
[81] 《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见第46-47页。
[82] 《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见第49-50页。
[83] 《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见第50-51页。
[84] 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1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6-81页。
[85] 《史志学刊》2017年第1期，第48-53页。
[86] 综述参见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见第21页。
[87] 氏撰The First Waggons and Carts from the Tigris to the Serern,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17, 1951: 177-94（《最初的车辆及其从底格里斯到色伦的传播》，收入《史前社会集刊》第17辑，1951年，第177-194页）; The Diffusion of Wheeled Vehicles, Ethnograph.-Arch. Forschungen 2, 1954: 1-17（《轮式车辆的扩散》，收入《人种学与考古学研究》第2辑，1954年，第1-17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1页及66页。
[88] M.A. Littauer & J.H. Crouwel, Whelled Vehicles and Ridden Animal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Leiden: E.J. Brill, 1979（古代中东的轮式车与乘驾牲畜），莱顿，1979年）。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1页及66页。
[89] S. Piggot，Chariot in Caucasus and in China, Antiquity 48, 1974 (《高加索与中国的两轮车》，刊于《古典》第48期，1974年); Chinese chariotry: an outsides view, in The Arts of the Eurasian Steppelands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7), ed. P. Denwood, London, 1978 (同氏《从世界检视中国两轮车》，收入《欧亚草原艺术》（邓伍德编《亚洲艺术与考古》第7辑，1978年); The Earliest Wheeled Transport from the Atlantic Coast to the Caspian Sea，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同氏《最初的从大西洋海岸至里海的轮式转运输》，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
[90] 林巳奈夫《中国先秦时代の馬車》，《東方學報》29，第155-284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1-2页及67-68页。
[91] Edward L. Shaughnessy,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riot into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88, 237(《两轮车入华的史学观察》，刊于《中国语言学评论》1988年，第237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1-2页及67-68页。
[92] Elena Efimovna Kuzmina, The Tarim Basin People and Pastoralists of Asian Steppes,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ed. Victor H. Mai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8，pp. 63-93（《塔里木盆地的居民与亚洲草原游牧民》，刊于梅维恒编《中亚东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博物馆，1998年，第63-93页）, 见第65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2-3页及57，61-62页。
[93] A. Lubotsky, Tocharian Loan Words in Old Chinese: Chariots, Chariot Gear and Town Building; Juha Janhunen, The Horse in East Asia: Reviewing the Linguistic Evidence, 两文皆收入上引梅维恒所编《中亚东部青铜与早期铁器时代的居民》；兹据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见第27页。
[94] 李学勤《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第104-106页。
[95] 乌恩《论古代战车及其相关问题》，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1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327-335页
[96] 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380-388页。兹据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见第2页及68页。
[97] 龚缨晏《车子的演进与传播——兼论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98] 郑若葵《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99] 翟德芳《商周时期马车起源初探》，《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100] 林梅村《青铜时代的造车工具与中国战车的起源》，林梅村《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33-76页。
[101] 有关叙述见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第2-3页。
[102]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57-64页。
[103]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7期，第74-80页。
[104] 谷飞《中国文明起源二题》，《三代考古》，2009年，见第409页。
[105] 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３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75页，具体见第10页，脚注9。
[106] 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收入《三代文明研究》编辑委员会编《三代文明研究(一)——1998年河北邢台中国商周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科学出版社，第239—247页。
[107] 刘国瑞、祁小山《哈密古代文明》，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7年，第23、75页。
[108] Yelena Izbitzer, Wheeled vehicle burials of the steppe zone of Eastern Europe and the Northern Caucasus，3rd to 2nd millennium B. C., Dissertation，English abstract．St．Petersburg，Russia: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31 pp; David W Anthony, The Opening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t 2000 BCE,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ed．Victor H．Mair．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vol．1，pp．94-113, 104.
[109]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7—489页，具体参见第450、465页。
[110] E.J.W. Barber，Bronze Age Cloth and Clothing of the Tarim Basin: The Koraina ( Loulan) and Qumul ( Hami) Evidence,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ed．Victor H．Mair，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vol．2，pp．647-551.
[111] 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第389页。
[112]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7—489页，具体见第466页; 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载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第 3 辑，北京：文物出版社，第80—121页，具体见第114页。
[113] Ian Hodd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rcha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Ｒoutledge,1995, p.60.
[114] 《中国马车的起源》，《欧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
[115] 马洛里、梅维恒《塔里木干尸》（Mallory J. P., Mair V H., The Tarim Mummie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0），pp112—256 。兹据崔银秋、高诗珠、谢承志、张全超、王海晶、朱泓、周慧《疆塔里木盆地早期铁器时代人群的母系遗传结构分析》，《科学通报》2009年，第54卷第19期，第2918页，脚注7。以下简称崔银秋等2009文。
[116] Li S. ，《公元前2千纪中国西北与中亚的交流》，收入波义耳、仑弗鲁与列文合编《古代东西方在欧亚地带的交流》（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orthwe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in: Boyle K, Renfrew C, Levine M, eds. Ancient Interactions: East and West in Eurasia,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2），pp171—182。兹据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8页，尾注8。
[117] 巴尔伯《乌鲁木齐的干尸》（Barber E W. , The mummies of Ürümchi, New York: Norton, 1999）, pp3—20；以及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第9—23页。兹据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8页，尾注9及10。
[118] 王炳华《一种考古研究现象的文化哲学思考——透视所谓“吐火罗”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第92页脚注②（以下简称“王炳华2014年文”）：对同一墓地内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墓葬的关系，在1982年刊布的初步报告中，曾说七圈列木墓相对较晚，王炳华自认不确。
[119]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1期，第124页。以下简称“王炳华1983年文”。
[120] 前引王炳华1983年文，第117-130页。
[121]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3页脚注①：穆舜英:《楼兰古墓地发掘简报》，上海自然博物馆:《考察与研究》第七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6～79页。
[122] 王炳华《“小河”考察断想》，《西域研究》2001年第2期，第50-51页。
[123]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3页脚注②：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边疆考古研究》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38～398页;新疆新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124]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3页，脚注③；以及同文第94页，脚注①、②、③。
[125] 前引王炳华1983年文，第122页。
[126]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10页。兹据前引王炳华1983年文，，第127页尾注7。
[127]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89页脚注⑤：韩康信:《新疆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128]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古墓沟》，第175～208页；兹据王炳华、王路力《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遗存》，《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88页，脚注①。
[129] 王炳华、王路力《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遗存》，《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第84-86页。
[130]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4页脚注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罗布淖尔小河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131]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4页脚注⑥：2008年8月，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新疆史前考古学术讨论会”上，新疆文物考古所李文瑛、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朱泓先后发言，具体介绍过这一分析结论。
[132]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6页。
[133] 氏撰《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探讨之一》，《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3-14页。
[134] 聂颖、朱泓、李文瑛、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等《小河墓地古代人群颅骨的人类学特征》，《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第124-125页。以下简称“聂颖、朱泓等2020年文”。
[135] 聂颖、朱泓等2020年文，第115-125页。有关依据出土人类遗骸测量数据研究高加索人种向东迁移问题的研究，参见徐文堪《也谈中国出土古代人群骨骼的欧亚大陆西部特征的问题》，收入氏撰《丝路历史语言与吐火罗学论稿·前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29页。
[136] Smriti Mallapaty，DNA REVEALS SURPRISE ANCESTRY OF XINJIANG MUMMIES：Genomes of 4,000-year-old remains suggest they weren’t migrants, as previously supposed （斯马里梯. 马拉帕提《DNA揭示了新疆木乃伊的惊人祖先：4,000年前遗骸的基因组表明他们不是如之前假设的那样的外来移民》），Nature，Vol 599，4 November 2021，pp19-20. 以下简称斯马里梯. 马拉帕提2021年文。
[137] 资料来源：国家自然基金委·首页·基金要闻·资助·成果，来源：地球科学部，2017年10月28日；澎湃新闻2021-10-27；这些信息承郭务教授提供，仅志谢意。
[138] 并见上引斯马里梯·马拉帕提2021年文，pp19-20。
[139] 并见上引斯马里梯·马拉帕提2021年文，pp19-20。
[140] 纸质本发表于Nature，Vol 599，11 November 2021，第256-261页。
[141] Han《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域古代居民的体质人类学》，收入梅维恒编《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中亚东部的人群》（K X. The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of the Tarim Basin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Mair V H,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pp 558—570。兹据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8页，尾注11。
[142] 高诗珠、崔银秋、杨亦代等《新疆克里雅河下游圆沙古城古代居民线粒体DNA多态性研究》，《中国科学C辑：生命科学》，2008年，第38辑，第136—146；葛斌文、王海晶、谢承志等《新疆扎滚鲁克古代人群的线粒体DNA分析》，《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08年第46辑，第1206—1210页；谢承志、李春香、崔银秋等《尼雅遗址古代居民线粒体DNA研究》，《西域研究》，2007年，第2期，第51—55页；Xie C Z, Li C X, Cui Y Q, et al.，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of ancient Sampula population in Xinjiang，Prog Nat Sci, 2007, 17: 56—62。参见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8页，尾注12-15。
[143] 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1-2913页。
[144] 崔银秋等2009文，第2917页。
[145] 上引王炳华2014年文，第91页脚注③：J. P. Mallory，Victor H. Mair: The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Thames＆Hudson，2000，第218～219页。
[146] 王尹辰、马鹏程、张帆、宁超、高诗珠、马健、崔银秋《早期铁器时代新疆东天山地区与欧亚草原的基因交流》，《西域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107页，脚注①。以下简称“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
[147] Kuzmina E. E. ，Mair V. H.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8。---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②。
[148] 又称库尔干文化，或“坟冢文化”。
[149] 内容参见Allentoft M E.，Sikora M.，Sjogren K-G.，et al.，Population Genomics of Bronze Age Eurasia，Nature，Vol. 522，2015，pp. 167-172. Haak W.，Lazaridis I.，Patterson N.，et al.，Massive Migration from the Steppe was a Source fo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n Europe，Nature，Vol. 522，2015，pp. 207-211; Mathieson I.，Lazaridis I.，Rohland N.，et al.，Genome-wide Patterns of Selection in 230 Ancient Eurasians，Nature，Vol. 528，2015，pp. 499-503。---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0页，脚注②。
[150] 李水城《从新疆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发现谈阿凡纳谢沃文化》，《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 105～121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③。
[151] 内容参见：A· A· 科瓦廖夫著，贺婧婧译《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切木尔切克人从法兰西向阿尔泰的大迁徙》，《吐鲁番学研究》2015 年第1期，第118～155页。王泽祥《切木尔切克文化研究》，中山大学 2019年硕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④。
[152] 内容参见: Mei Jianjun，Shell C.，The Existence of Andronovo Cultural Influence in Xinjiang during the 2nd Millennium BC，Antiquity，Vol. 73，1999，pp. 570-578. 阮秋荣《新疆发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存研究》，《西部考古》第7辑，第125～154页；Jia P. W. (贾伟明)，Betts A. ，Cong D. （丛德新），et al.，Adunqiaolu: new Evidence for the Andronovo in Xinjiang，China，Antiquity，Vol. 91，2017，pp. 621-639. 丛德新，贾伟明，艾莉森·贝茨等《阿敦乔鲁: 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西域研究》2017年第4 期，第15～27 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⑤。
[153] 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与迁徙》，《西域研究》2003年第3期，第9～23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⑥。
[154] 内容参见王炳华《新疆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试析》，《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50～59页; 陈戈《关于新疆地区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考古》1990年第4期，第366～374页;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1993年第1卷，第447～490页：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第239～275页；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98～105页;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李水城《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遗存分析》，《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3～202页；李水城《“过渡类型”遗存与西城驿文化》，《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9～21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7页，脚注⑦。
[155] 内容参见任萌《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研究》，西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习通源《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东天山地区聚落遗址研究》，西北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马健、习通源、任萌等《新疆巴里坤红山口遗址2008年调查简报》，《文物》2014年第7期，第17～30页；马健《东天山早期聚落形态初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3日第5版；田多《公元前一千纪东天山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以石人子沟遗址群为中心》，西北大学2018年博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①。
[156] van Geel B.，Bokovenko N A.，Burova N D. ，et al.，Climate Change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Scythian Culture after 850 BC: a Hypothesis，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31，2004，pp. 1735-1742。---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②。
[157] Davis-Kimball J.，Bashilov V A. ，Yablonsky L T.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Berkeley，Zinat Press，1995，pp. 1-252.---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③。
[158] 马健《公元前8～前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 8辑，第38～84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④。
[159] Davis-Kimball J.，Bashilov V A. ，Yablonsky L T.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Berkeley，Zinat Press，1995，pp. 298-314.---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⑤。
[160] 内 容 参 见: Цыбиктаров А Д. ，Культура плиточных могил Монголии и Забайкалья，Улан-Удэ，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98. Honeychurch W. ，Inner Asia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Empire: Archaeology，Mobility，and Cultural Contact，New York，Springer，2015，pp. 109-131。---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⑥。
[161] 内容参见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第437～470 页；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16～457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⑦。
[162] 赵丰《丝路之绸: 起源、传播与交流》，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8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⑧。
[163] Rudenko Sergei I.，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Age Horsemen，Berkeley and Los A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p. 175-178.---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⑨。
[164] 马健《公元前8～前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学刊》第 8辑，第38～84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10。
[165] 内容参见丛德新、陈戈《新疆轮台县群巴克墓葬第二、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第8期，第 684～703页；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 年，第272～276页；杨建华《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文化墓葬习俗比较》，《边疆考古研究》2002年第2 辑，第156～169页；包曙光《中国北方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殉牲研究》，吉林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罗丰《北方系青铜文化墓的殉牲习俗》，《考古学报》2018年第2期，第183～200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11。
[166] Frachetti M D. ，Evan Smith C. ，Truab C. ，et al.，Nomadic Ecology Shaped the Highland Geography of Asia’s Silk Roads，Nature，Vol. 543，2017，pp. 193-198。---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8页，脚注12。
[167] 内容参见常喜恩\周晓明《哈密——巴里坤公路改线考古调查》，《新疆文物》1994年第1期，第 5～ 12页；任萌《从黑沟梁墓地、东黑沟遗址看西汉前期东天山地区匈奴文化》，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磨占雄《黑沟梁墓地与东黑沟墓地的考古类型学比较研究》，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①。
[168] 王建新、张凤、任萌等《新疆巴里坤县东黑沟遗址2006～200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1 期，第3～27 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②。
[169] 习通源、马健、王建新等《2009年新疆伊吾县托背梁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4 期，第24～36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③。
[170] 马健、程晓伟、王远之等《新疆哈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第 15～31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④。
[171] 内容参见凌雪、陈曦、王建新等《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人类学学报》 2013年第2期，第219～225页；李悦、尤悦、刘一婷等《新疆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出土马骨脊椎异常现象研究》，《考古》2016年第1期，第108～120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⑤。
[172] 内容参见马健《公元前8～前3世纪的萨彦-阿尔泰——早期铁器时代欧亚东部草原文化交流》，《欧亚 学刊》第8辑，第38～84页。Ma Jian.，The Rise of Nomads on the Barkol Steppe and their Cultural Interflow with the Altai Region during the 1st Millennium BCE，Eurasian Studies，Vol. 2，2014，pp. 29-37;程晓伟《新疆巴里坤西沟遗址1号墓及出土金饰品研究》，西北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⑥。
[173] 内容参见任萌《从黑沟梁墓地、东黑沟遗址看西汉前期东天山地区匈奴文化》，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磨占雄《黑沟梁墓地与东黑沟墓地的考古类型学比较研究》，西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⑦。
[174] 马健、王建新、赵汗青等《2009年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遗址F2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 5期，第25～36页。---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09页，脚注⑧。
[175] 内容参见: 韩康信《新疆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的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1～71 页; 韩康信《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种系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3期，第371～390页；崔静、王博《新疆哈密寒气沟墓地出土颅骨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99第1期，第75～77页；魏东《新疆焉不拉克文化古代居民人种学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09年第8辑，第317～326页; 魏东《新疆哈密地区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人种学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9～118页; 魏东、曾雯、托乎提·吐拉洪《新疆哈密拜其尔墓地出土古代人类体质特征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2010年第9辑，第262～274页；魏东、赵永生、常喜恩等《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颅骨的测量性状》，《人类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395～406页; 陈靓、马健、景雅琴《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沟遗址人骨的种系研究》，《西部考古》2016年第12辑，第112～123页。---王尹辰、马鹏程、张帆、宁超、高诗珠、马健、崔银秋《早期铁器时代新疆东天山地区与欧亚草原的基因交流》，《西域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107页，脚注①。以下简称“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
[176] Mathieson I.，Lazaridis I.，Rohland N.，et al.，Genome-wide Patterns of Selection in 230 Ancient Eurasians，Nature，Vol. 528，2015，pp. 499-503; Shriner，D.，Re-analysis of Whole Genome Sequence Data From 279 Ancient Eurasians Reveals Substantial Ancestral Heterogeneity，Front Genet，Vol. 9，2018，pp. 268.---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0页，脚注1。
[177] Damgaard P. B.，Marchi N.，Rasmussen S.，et al.，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Nature，Vol. 557，2018，pp. 369-374。---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0页，脚注③。
[178] 高诗珠《中国西北地区三个古代人群的线粒体DNA研究》，吉林大学 2009 年博士论文。---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1页，脚注①。
[179] 前引王尹辰、马鹏辰等2020年文，第112-114。
(文章原刊于《中西元史》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