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6年04月刊 / 作者：张相鹏 阿力木·阿卜杜 / 日期：2026-06-12 / 浏览：20 次
天山月满 同映丝路古道
中乌联合考古调查
文 图 / 张相鹏 阿力木·阿卜杜
本文刊登于《大众考古》2026年04月刊
2025年10—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和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国立大学、铁尔梅兹考古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队，对以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汉河流域中部区域班迪汉2号遗址为中心的地区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工作。
班迪汉 2 号遗址位置
项目背景
新疆开展中外联合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已有悠久历史。早在1979年，为拍摄纪录片《丝绸之路》，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便首次与日本开展考古合作。1988—1997年中日联合实施的尼雅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是国务院批准的中国首个国际合作考古项目。1993年起，中法合作开展的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调查项目持续至今。2002—2006年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友人小岛康誉先生等合作，对丹丹乌里克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发掘，确认其为唐安西都护府治下杰谢镇治所故址，充分反映出古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有效治理与管辖。此外，新疆还积极与国外联合举办文物展览，先后推出中美、中日、中法、中韩等文物出境展，并引进“古波斯的荣耀：伊朗文物精华展”等国外精品展览。
在此背景下，2023年西北大学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大学等四十余家科研机构，申报了“苏尔汉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与环境联合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以苏尔汉河流域为切入点，整合多学科理论方法与技术手段，深入探究该区域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协同演进的规律。
联合调查队合影
班迪汉2号遗址概况
班迪汉2号遗址位于苏尔汉河流域中部、班迪汉绿洲西侧的山前地带，地势平坦，地表盐碱化严重。西侧4公里为库吉坦格套山，南部约60公里为阿姆河。这一带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冬季温暖、夏季炎热，降水主要集中在冬春季节，地表生长有骆驼刺、梭梭等耐旱植被。
遗址地表可见明显凸起，内部较为平坦，未发现明显的外侧墙垣，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面积约1.3万平方米。遗址西北部留有早期发掘痕迹，地表散布较多陶片。
该遗址于1969—1970年由苏联科学院乌兹别克斯坦艺术史考察队进行发掘，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德国联合考察队再次发掘。中乌2023—2025年的联合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房间、火塘、窖穴、灰坑等遗迹，出土了陶、铜、石等不同质地的遗物。发掘和研究表明，班迪汉2号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1000—前800年，属于苏尔汉河流域早期铁器时代库楚克文化三期。
调查概况
为进一步厘清该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及不同时期遗存的分布情况，2025年10月，联合调查队以班迪汉2号遗址为中心开展区域系统调查，内容涵盖古环境、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及地理信息技术等多学科研究。
调查区域
根据2024年及2025年上半年发掘成果制定的工作计划，调查队首先对班迪汉2号遗址西侧山前地带的84个疑似点逐一排查。其中一处遗存边长约20米，东侧中部有一宽2—4米的通道，地表可见少量贵霜时期红陶片和现代生活垃圾。经勘探，未发现文化层堆积。该近方形遗迹周边还分布有一处近圆形遗迹，二者应存在关联性。通过实地踏查、勘探及对当地居民问询，基本排除其为古代遗存的可能，初步判断为20世纪末山前居民的居所和牲畜圈。
疑似古代遗存
基于实际情况，调查队调整计划，以班迪汉2号遗址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调查，半径约3公里。在遗址北部约3.5公里处发现疑似墓葬分布区，征集到1件贵霜时期单耳小罐和1件6—9世纪单耳罐。
另一处遗存点位于班迪汉2号遗址西侧约200米处的沟渠中，发现保存较好的文化层堆积剖面。清理出宽约1.2米的剖面，向下清理至生土，可清晰分为4层：第1层为扰动明显的耕土层，第2层为淤土层，第3层为含少量红陶片的灰土层，第4层为纯净的洪淤生土层。
调查队还对班迪汉2号遗址西侧两条山谷进行调查，向西翻越拜孙山抵达拜孙市，途中发现一处疑似达克玛（dakhma，又称“寂静塔”）—这是琐罗亚斯德教（祆教）传统的露天葬所，用于以曝尸方式处理遗体，通常为圆形石墙结构，内设层级平台，中央有收埋骨殖的井。
山谷调查
② 疑似达克玛 ③ 光释光采样
在班迪汉2号遗址东北约20公里处的水库周边调查中，我们于已干涸的库区断面上发现疑似古代耕地剖面。断崖高4—5米，可见明显洪水淤积痕迹。在地表下2.8—3米处分布有较多炭屑堆积，夹杂少量陶片和动物骨骼。环境学专家判断，上部约3米土壤存在人为扰动痕迹，可能与古代耕种活动相关。
调查期间，我们还考察了苏尔汉河流域已发掘的古代遗址，包括康佩尔特佩、法雅孜特佩、霍伊特巴德特佩、达尔弗津特佩等，并参观学习了铁尔梅兹国立大学、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铁尔梅兹考古博物馆。
考察团队合影
收获与认识
考古资料表明，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地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北侧和西侧山区已有穴居人类活动，有大麦等农作物种植痕迹，初步形成农业形态。
进入青铜时代，苏尔汉河流域迎来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萨帕里文化的兴起。该文化以发达的手工业著称，制陶与冶金技术达到较高水平，陶器多采用轮制工艺，表面素雅。同期还出现具有防御功能的城市聚落，标志着社会组织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公元前17至前1世纪为萨帕里文化鼎盛期；公元前15世纪起，以阿姆河为中心的区域出现文明快速衰退，大型防御性城址和聚落规模缩小，发达手工业也随之没落。
进入早期铁器时代，源自伊朗高原北部土库曼斯坦地区的雅兹文化扎根于此，以库楚克遗址和班迪汉2号遗址为代表，可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公元前6世纪左右，该流域先后经历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和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带来的希腊化影响，当地文化与波斯、希腊文化深度交流融合。
自公元前2世纪起，苏尔汉河流域纳入贵霜王朝版图，该时期成为此地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之一。绿洲文明高度发达，丘就却、迦腻色伽等君主大力推动佛教广泛传播，寺院、佛塔等建筑遍布各地。达尔弗津特佩、铁尔梅兹古城、法雅孜特佩等遗址至今仍保存着丰富的文物，见证着当时的繁荣景象。
此后，大月氏、萨珊波斯、嚈哒、突厥、阿拉伯乃至蒙古等族群相继统治这片土地，每次政权更迭都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记。这种持续不断的文化碰撞，使苏尔汉河流域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明熔炉”。
（作者张相鹏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博士研究生；阿力木·阿卜杜为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