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 作者：马强 陆宣潼 / 日期：2026-06-24 / 浏览：24 次
周边命运共同体视域下
中俄边疆社会空间的共生与交融
摘要：边疆不只是由边界划定的地理空间，而是一个由不同行动主体构建的多维社会空间。在中俄东部边疆，从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国家权力中心都试图用边界将山水相连的地域划分为迥异的、相互区隔的文化空间，以彰显主权和领土的地理分界。另一方面，在中俄边疆地区，作为由两国边民构成的社会空间，边界造成的经济、文化的势差驱动跨界社会交往，互动与互惠是基本的社会事实。当前，中俄关系向好、地方合作密切、跨境贸易和人文交流畅通，两国之间的差异性反而促成了边疆地区社会空间的共生与交融。中俄互为最大的邻国，中俄边疆社会空间的共生与文化交融，为我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提供了最佳的案例。
关键词：周边命运共同体；中俄边疆；边疆景观；共生；文化交融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10月，党中央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强调“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此之前的2013年3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结合起来。2023年10月，中国政府发布《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强调“努力使中国同周边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深入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周边格局和世界变局深度联动的当下，周边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2025年4月8日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将周边作为“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这次会议提出了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共同愿景、理念方针、基本遵循、战略支撑。
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我国与周边国家接壤的边疆地区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前沿和关键地带。边疆不只是被限制、区隔的区域，因其与内陆地区的差异性而获得了独特机会，呈现特殊的日常实践。因此，边疆地区是一个移动的、灵活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国家和个人、“自己的”和“别人的”是相互叠加的，社会过程是多向的和模糊的。基于此，边界不只是地图上所呈现的一条线，而是在国家主权、市场经济、社会交往、文化与历史遗产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异常复杂的边疆景观和社会空间。边疆地区在国家、地方、边民不断交往互动中构建与形成。正因如此，不同行动主体密切交往的边疆地区，是最能体现“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场域。
俄罗斯是我国重要的周边国家，中俄互为最大邻国，两国拥有最长的陆地边界线，中俄边疆是绵延几千公里的广袤地带。在以往的中俄边疆叙事中，边界问题、边疆安全、边境贸易等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重点，而中俄边疆社会空间及边民交往交流交融情况却较少获得关注。边疆社会是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场域，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在历史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聚焦中俄边疆景观和中俄边疆社会空间，关注中俄边民交往互动形成共生共存格局的历史与现实，进而呈现中俄边疆社会空间的文化交融乃至文明互鉴。基于此，本文展现中俄边疆社会空间共生与交融的社会事实，以期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提供生动而鲜活的案例。
二、边疆人类学视域下的中俄边疆
边疆的形成与边界的划分密不可分，边界所体现的是与他国领土相交分界部分，对内意味着治理体系的末端，对外标志着主权的终止。对外边界即“国界”的确立，从结构性角度而言，既标志着国家作为完整统一单位在现代秩序中的加入；也意味着其边地文化与邻国之间原有关系的变异。从认知层面来说，边疆既可以是一个主权国家统治范围内靠近边界部分的领土空间，也可以呈现为在人文—地理意义上肉眼可见的山水景观。
民族国家理论试图通过单一民族国家之间的分立，去打破人类社会长期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联系。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是地理空间上的人为分离以及界限的划分，并借助监视、规制以及科层化的控制，直接、持久且广泛地对各类事物进行干预。边疆地区常常被学界描述为那些文化上相对孤立、边界清晰划分的群体聚居空间，但边界两侧民众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建立的亲缘关系、共享的仪式和社会联系，没有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边疆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概念，围绕这一特定空间的讨论呈现复杂的样态。在边疆研究领域，人类学更多地关注不同主体在边疆具体情境下的行为模式以及集体行动中的逻辑，从而解释边疆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内涵、公共意义，以及相关的治理技艺如何塑造“边疆世界”。
言说“边疆”的时候，通常的指向并非地理，而是文化。边疆人类学的研究集中于具有主体间性的空间范围内“人”的议题。边疆社会的一个独特之处，就在于久居其中的民众能够通过各自的文化实践和行动，来表达对国家的认同并与域外保持一定边界感。边疆与所谓的“边民”——即生活于边疆之人有关。“边民指生活在沿边境地区的人群，他们的身份特征是居住在沿边境一侧的国民”。边疆人类学视野中的边民，是现当代语境下参与边疆发展的核心主体力量和最大受益群体，不应再被放到边缘地位加以讨论。生活在边疆地区的边民既具有多元角色身份，也拥有独特的社会文化和发展机遇。
“边疆不边”的客观事实表明，虽然存在国境线用以区分境内境外领土，但当地的生计方式、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与其另一侧依然具有某种相似性和连接性。人类学研究者更关心当下边民的生活状态，探讨具体时空中具体的群体记忆与生活逻辑，主要涉及民族族源、国家认同、族群认同、跨国婚姻、跨国经济等方面。
边疆作为文化接触区域的特征尤为显著。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互动，推动着边疆社会的变迁，对其社会变迁逻辑的探索就是在揭示边疆社会人地关系。“边界以及与之类同的边民、边疆社会等概念具有人文建构性，并非自然产物，这些概念的建构过程又与社会历史发展脉络、地方性社会历史场景、人文地理特性、国家治理、外在表述方式存在密切关联”。边疆人类学强调，边界、边民与国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在边疆人类学研究中，边疆地区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类活动区域，这一活动不会因边境线而终止。 边民的文化互动一直是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重点，历史和现实中边民之间的融合与冲突，持续形塑边疆的文化，最终形成“边疆社会”的形态。
边疆人类学包括文化、领土和社会维度，这三个维度虽相互交叠但各有侧重，构成整体性的边疆人类学。边疆人类学不再将边疆视为政治边缘，而是嵌入日常生活中，这也是人类学长期坚持的一种探索路径。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人类学视野中的边疆叙事也突破了传统的民族国家知识框架，围绕着文明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变化及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形成“从边疆看世界”的叙事特征。
从既有研究经验来看，大多数边疆人类学研究对象都集中在北美和西方国家。中俄边界、边境是全球被研究最少的边界之一。国内学者对陆路边疆与边民的研究多集中于西南、西北边疆，而对于东北部的中俄边疆关注不够。在有限的中俄边疆研究中，国家—边疆是主要的论述结构，强调中俄边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将中俄边疆建构成为呈现冲突与竞争的场域。从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性、制度性的叙述较为常见，而通过人类学民族志方式呈现中俄边境边民互动现状的研究还不多见。有限的民族志研究集中于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在俄华人以及在华俄罗斯人等领域，多是强调中俄边民的竞争、隔阂、污名，甚至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述。当然，这些研究反映了部分社会事实，但这种叙事结构和方式会忽视内嵌于边疆社会之中边民合作共赢、共生融合的互惠机制。
21世纪初，中俄解决边疆划界问题。当下，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俄之间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我国实施“向北开放”战略与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对外政策相互借力，我国振兴东北与俄罗斯开发远东同频共振。外部环境有益于中俄边疆地区更加深入、频繁地开展经贸合作、人文交流、边民交往。中俄边疆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存在巨大差异，因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即要素禀赋不同且互补，激发了中俄边境贸易的活力；因中俄边民的互动，形成了共同信守互利双赢社会规则的社会网络；又因边民社会的交往互动，达致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这是当前中俄边疆经贸往来和社会交往的新常态，更符合“共同体”的理念。上述基础为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叙述中俄边疆社会的共生与交融提供了机遇。
三、中俄边疆的形成与早期边民之间的交往
自俄罗斯帝国领土扩张至我国东北地区，中俄边界逐渐形成，继而形成中俄边疆。中俄边疆形成伊始，边民之间的互惠、交往和交融既已开始。
（一）中俄边疆的形成和边民的共生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东部边界的形成始于17世纪末。17世纪中期，沙俄的势力侵入我国黑龙江领域，经雅克萨之战以后，清政府与沙俄政府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划定中俄两国东部边界。进入19世纪中期，沙俄政府通过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等不平等条约割占我国东北地区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含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中俄东部边界大致划定，中俄边疆地区由此形成。
以河流（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的中俄边界是具有开放性的边界，也起到促进交融的作用。中俄边界形成之初，由于治理能力的欠缺，两国并未有效地控制边界上的人流和商品流动，不同族裔的、操不同语言的、具有不同社会文化特质的人群在此融合。根据乌班斯基（Sören Urbansky）的记述，中俄边疆地区的土著居民既不承认中俄边界，也不承认帝国权威。直到20世纪之前，游牧民族还会驱赶着他们的牲畜穿过额尔古纳河，在绵延不断的草原上的夏季和冬季牧场上放牧。居住在额尔古纳河附近的俄国哥萨克会到中国一方打猎，会从中国商贩那里购买货物。
（二）中俄侨民群体与当地人的跨界交往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沙俄政府着力推进远东开发运动，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受中国北方频发的战乱、天灾以及清政府解除对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影响，为改善生存境况，来自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中国流民大量涌入俄远东地区。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在俄华人研究较多，关注其在俄的经营活动、教育、医疗、宗教等情况。从这些文献中可见，在远东的华人与俄国人交往密切，远东华商为他们提供了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建立起从中心城市到偏远乡村的商品销售网络。中国农民教给俄国农民先进的耕种技术，促进了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农业发展。中国艺人的街头表演推动城市多民族社区的艺术交流和社会生活融合。尽管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历史阶段的远东华人社区具有较强的自治性和封闭性，但并非所有华人都孤立于俄国社会之外。有些中国移民在俄国家庭长大，有些因与俄国女性结婚而融入当地社区。他们中的许多人俄语流利，穿着俄式服装，并在教堂受洗。
与此同时，随着中东铁路的动工建设以及随后的十月革命、集体化运动，大批俄国侨民涌入并定居在中国东北地区，形成了为数众多的俄侨群体。尼基京娜（Дарья Никитина）认为，俄侨参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办工厂、从事贸易，推动了中国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斯塔夫罗夫（Иван Ставров）指出，俄侨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立科学启蒙协会、自然博物馆、高等学校并创办250余种报纸杂志，促进了两国民众之间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协作。
当时受移民潮的影响，在中俄边疆地区跨国婚姻现象普遍，由此形成了华俄后裔（“中俄混血人”）群体。塔拉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Тарасов）指出，这一时期俄国因一战和国内战争导致男性数量减少，而来到中俄边疆地区从事采金和贸易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为男性，所以此地区的一些俄国年轻女人选择嫁给中国男人，两种性别失衡从而形成了互补。中国男人与俄国女人结为夫妇、共同生活，这使得两国边境地区在饮食、服饰、语言、习俗等方面出现了汉、俄文化交融的现象，并由此塑造了独特的边疆文化景观。他们所生子女即为华俄后裔，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中被认定为中国的俄罗斯族。唐戈认为“中俄混血人作为一个血缘和文化的边缘族群，其文化兼具汉、俄两个民族的特点，其产生和存在进一步说明汉、俄两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碰撞和融合之深”。
四、从帝国边疆到现代国家边界：
国家力量对中俄边疆的塑造
随着中俄两国进入现代化进程，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中俄（苏）关系跌宕起伏，中俄边疆成为两国地缘政治争夺的前沿，如何塑造安全的边疆成为两国边疆治理的主题。自19世纪末起的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俄（苏）双方通过法治、武力、驱逐、再教育、宣传，改变了原有的跨境亲属和友谊网络，改变了跨境生计和传统的边境文化，形成了具有文化、民族和心理差异的边疆景观。
（一）国家边疆治理与区隔性的边疆景观
从19世纪后期开始，中俄两国开始加强对国界的维护和控制，国家对边界控制能力的增长使其可以对边疆地区实施有效治理。与此同时，现代的通关基础设施取代了传统的线路、驿马、骆驼、驳船运输，促进了跨境通信以及货物、人员、思想的流动。
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额尔古纳河、黑龙江（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从帝国边界变成了现代国家之间的分界，跌宕起伏的中俄关系塑造了中俄边疆景观。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与清王朝（以及后来的民国）在中俄（苏）边疆地区冲突不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两国交界地区曾经历“蜜月期”，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的紧张对峙改变了边疆地区的生存环境。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黑龙江、乌苏里江等界河流域成为军事缓冲区，边民被纳入“屯垦戍边”体系中，两国边贸全面停滞。
中苏两国在边疆城市实施严格的边境管控政策，有意识地将边疆地带塑造成为相互区隔的空间。中国推动“红色边疆”建设，将城市纳入国防体系。苏联则在边疆地区强化斯拉夫文化的主导地位，建立军事禁区，塑造远东前哨的空间意象。因此，边疆地区获得了大量的国家补贴。苏联政府有组织地将工程建设部队和共青团员派往中苏边疆地区建设基础设施，投入大量的经济资源来维持边疆地区的人口规模和军事设施。
（二）中俄边疆地区人口结构的改变
在强调边疆安全的背景下，中俄边疆地区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大量来自内地的居民自主地、有计划地迁居到边疆地区，中俄两国的边疆城乡分别形成了以汉族、俄罗斯族占绝大多数的人口结构。在两国对立的张力下，国家政权使用宣传机器把界河对岸的外国描绘成敌对的土地和人群，并通过封闭和神圣边界的意象隐喻了这种敌对关系。跨越边界的文化被消除了，人口结构上的差异使边界变成了根植于边疆地区的“心理之墙”。
在人口结构转换方面，俄方表现更为鲜明。沙俄政府将“最可靠的”俄罗斯族大批移民至新占领土。哥萨克是中俄边界俄方一侧的最初守卫者。中俄边界划定之后，哥萨克沿着边疆建立定居点，并成为边疆守卫者。1861年改革后，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农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迁移到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斯托雷平改革后，俄国政府开始推动东部移民运动，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俄国政府加大对移民事业的投资力度，为移民提供优惠待遇。在此后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政府都出台了相关措施以利于远东地区，特别是为边疆地区吸引移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今天中俄边疆俄方一侧俄罗斯族占绝大比例的人口结构。
根据俄罗斯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2020年），位于中俄边疆地区的各联邦主体的人口结构中，俄罗斯族占大多数，这一占比高于全俄平均水平。在这些联邦主体中，跨境民族的人数占比很小。
在人口的空间分布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大城市几乎都分布在中俄边界附近，如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而俄远东地区的人口大部分都分布在这些城市之中。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巨大的人口差异的背景下，中俄边疆地区俄罗斯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基础设施却更具优势。中俄边疆的中方一侧在中俄边界确定几百年以来也经历了人口结构的变迁，关内的农民“闯关东”、开发北大荒，其间大量汉族人口以各种形式留在了中俄边疆地区。而在当下，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也都面临着人口流失问题，在中俄边疆地区人口流失现象也十分严重。
（三）从山水相连到文化区隔
中俄边界在确立几百年之后，生活在边界两侧的不再是自由流动的跨境族群或是交往密切的侨民群体，而是具有巨大文化差异的群体。对此，英国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曾有十分精当的总结：“如果人们思考俄国东部与中国毗邻的边疆相较于俄国其他边境地区有什么不同的话，有两点十分明显：第一，东部边疆处于两个文化差异巨大的后帝国（post-imperial）国家之间，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第二，这一边疆上的居民……被纳入两个不同的‘文明’中”。乌班斯基的观察更具情境性：
额尔古纳河划定了两块不同的区域：一个在俄罗斯，一个在中国。在俄罗斯边境地区生活的人大多数说俄语，住在苏联或俄罗斯式的老房子里，看俄罗斯新闻，穿着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人相类似的衣服。在中国一方，大多数定居者的身份证上都标明为汉族，讲普通话，晚上看北京时间的新闻联播，穿中国风格的服装。除了语言和文化之类的区隔，还有许多其他边界。在没有确切的粮食消费统计数据的情况下，可以肯定的是，马铃薯和大米的消费偏好差异很可能符合地图上的边界线。
在国家力量的塑造下，山水相连的中俄边疆成为文化区隔的场域，国界两侧被塑造成为区隔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中俄边民的交往是被禁止的，在中俄边界的两侧形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势差。这些势差的存在为中俄边境口岸开放后的边民交往交流提供了动力，也因路径依赖、制度惯性产生了区隔与共生的边疆双重叙事。
五、区隔与共生：
当代中俄边疆的双重叙事
安西·帕西（Anssi Paasi）等认为，边疆地区的社会融合与解体的过程往往是并行的。有些做法有助于加强国家认同和国家主权，有助于边界的政权化，而另一些做法则旨在寻找共同利益、放宽边界制度并建立双边联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俄关系向好的条件下，中俄边疆地区有了交往交流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维护国家边境安全的声音并没有减弱。在当今世界的学术话语中，边界的区隔和防御不再是单一的表述；相反，边界成了连接和互动的象征，生活在边疆的民众基于边界去建立跨界关联，其所构建的社会网络在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俄边疆地区形成了区隔与共生的双重叙事。在中俄边疆地区，“中俄双子城”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以下简称布市）和“两国一岛”黑瞎子岛是极具双重叙事特征的案例。分析这两个案例可以发现，边疆地区的区隔与共生话语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边界区隔是边疆社会共生状态的障碍，而也正是由于两国边界的区隔，才使边疆社会的共生显得更为珍贵并更具区位比较优势。
（一）黑河与布市：“中俄双子城”的区隔与共生
在中俄边疆地区，有两座毗邻的城市颇为独特。位于界河黑龙江（阿穆尔河）右岸的黑河市与左岸的布市隔江相望，最近处相距约750米。黑河市是黑龙江省的地级市，市区人口为22.38万人。布市是阿穆尔州首府、远东第三大城市，全市人口为24.06万人，与黑河市区人口大体相当。两市是中俄边境线上唯一一对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功能最全、距离最近的对应城市。自20世纪80年代，两地开中俄边境贸易之先，40多年来，双方积极进行地方合作，最终形成彼此交织、互联互嵌的“双子城”，成为中俄地方合作、边民交往交流的典范。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规定，允许两国之人交易，黑龙江（阿穆尔河）成为中俄两国的界江，中俄边境贸易的中心逐渐转移到黑河与布市之间。最初为定点互市贸易，双方免税，此后又转为更加自由的过江贸易。两国商人往来于黑河与布市之间，加深了两城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人口不断增加，中俄贸易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形成了“中俄双子城”的雏形。黑河与布市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一直延续到1900年“庚子俄难”爆发。1922年，远东地区并入苏联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封锁边界，禁止边民贸易往来。1933年初，黑河被日军占领后，两岸的民间贸易就此中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建立了全方位的合作关系，跨境贸易在两国边疆地区迅速展开。苏联将工业品运往中国，中国将农产品运往苏联。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友谊与互助的基础上发展经贸关系，并非出自经济利益的考量，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的鲜明特点。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在珍宝岛事件以后，中俄边疆地区成为军事管控区。这种严格的边境管控状态在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后逐步放开，但两国在当代边疆治理中仍将安全和稳定放在重要位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苏（俄）关系正常化。至今，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发展为黑河—布市的经贸往来以及各方面合作创造了机遇。我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在经济发展需求、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等方面高度契合。地方合作成为中俄合作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实施的中俄东北—远东战略合作惠及中俄边疆地区，对黑河—布市这对“双子城”而言更是如此。
黑河和布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双子城”联通。黑河至布市的浮箱固冰通道、横跨中俄两地的黑龙江大桥（公路口岸）先后建成，黑河—布市跨境索道计划于2026年建成，黑河与布市将实现“水陆空”全方位交通联通。这将使“双子城”的贸易、物流以及人员往来更为便利。
制度建设保障“双子城”的自由贸易。2019年，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成立，在跨境产业、商贸物流、沿边金融及总部经济、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人才引进等多个领域都制定了优惠政策。俄罗斯远东超前发展区政策的实施为布市发展带来积极影响。2023年5月，阿穆尔超前发展区成立，以税收优惠、法律保障提高阿穆尔州投资吸引力，加快行政审批办理效率并优化流程。2025年1月，俄远东开始建设国际超前发展区，阿穆尔州的罗夫诺耶园区成为首批试点。
中俄两国在边境地区简化签证手续，方便人员往来。2004年起，俄罗斯公民可以免签在黑河中俄边民互市贸易区停留30天。自2023年8月以来，俄罗斯对中国公民开放电子签证系统，中俄恢复互免团体旅游签证，简化了边民往返两国的流程，节省大量时间与费用成本，边民得以更频繁、便捷地往来于边界两侧。中国自2025年9月15日起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30天免签入境政策，俄国也已宣布将对等实施对华免签政策，这将为“双子城”居民的交往带来更多便利。此外，借助便利的口岸通关条件与签证制度，两地旅游部门推出了“两国一城边境游”等特色旅游线路。
黑河—布市这对“双子城”在中俄地方合作的背景下成为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贸易畅通的典范，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双子城”还体现在两座城市的“民心相通”，即中俄边民的信任与友谊的形成。西方人类学家在其民族志中普遍认为，官方宣称中俄友谊，但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友谊仍然很少见。还有学者认为，友谊的缺失是由于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对友谊的理解不同，俄罗斯人的友谊观念基于自发性和深厚的情感承诺，而中国人的友谊观念则注重工具性和形式性。在民间人际关系层面，中俄之间似乎尚未充分建立起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相配的友谊关系。中俄边疆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隔阂使得建立信任和友谊的关系更为困难。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随着中俄边境口岸开放，中俄边疆地区民众在各个领域有了更多的合作。那些能与俄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经商边民，必然与对方建立信任和友谊关系，由此形成跨越边界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能够给从事跨国贸易、服务的主体带来更多社会资本，这对于双方边民而言都是弥足珍贵的。由此形成的密织的社会网络，正是“民心相通”最真实的写照。
SHLW在黑河和布市都经营水果贸易公司，20多年来与合作伙伴结成了良好的信任关系，在信任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
现在跟我合作的伙伴就像一家人一样。比如我家的一个客户，他最早是一个普通的小商贩，现在变成大老板。他家有5个儿子，他爸妈就拿我媳妇当自己姑娘似的。他妈妈得了糖尿病，是我们把她带到天津和北京去看的。在一起没有“舌头不碰牙”的时候，有矛盾的时候，跟他爸他妈一打电话，他爸他妈就会教训自己儿子。黑河商人XYJ也与布市生意伙伴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和友谊。现在我们可以微信视频，有的时候我都不用出差了。那些可以信赖的客户，先做个电子合同，做完之后你要什么货，把定金给我打过来，我就可以给你发。生活中也经常来往，友谊都不错，像是我们这些客户，一般的话谁家孩子结个婚或者有什么事我们都祝贺。过节我们也去，甚至有些关系比较好的俄罗斯客户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在宾馆住，会到他们家里住。因为啥？俄罗斯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关系不好的一般不让你去家里，只有关系处得非常好，就跟亲属一样，才有可能把你邀请到家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苏（俄）关系改善、中俄边境开放给中俄边疆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黑河—布市“双子城”成为中俄地方合作的典范，边民之间也有条件发展出跨境社会网络。但在黑河和布市的田野调查中，笔者仍能感受到“区隔”与“共生”之间存在着张力。黑河与布市从官方到民间对中俄边疆的理解是有差异的，前者由发展的话语主导，而后者更看重安全。这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黑河中俄跨江大桥建设因没有得到俄方的积极响应，拖延了几十年才得以建成；一直以来，黑河—布市之间的签证制度是不对等的，俄方对于中国劳动力的涌入仍心存芥蒂。至于民间交往领域，黑河市民几乎都能讲述几则在对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经历。
（二）“两国一岛”：黑瞎子岛的边疆景观与共同开发
在21世纪初，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中俄东部边界最终确定。2008年10月14日，俄罗斯将半个阿巴该图洲渚和黑瞎子岛移交给中国。黑瞎子岛（俄称“大乌苏里斯克岛”）成为“一岛两国”的独特地理空间。
现代国家用一套符号、形象体系构建自己的“肖像”，这些符号有益于巩固国家团结并清晰地划定不同民族的文化边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将现代国家比作园丁，在自己的园子里除去杂草并种上有益的植物，对景观进行工艺设计并进行现实的改变。这个比喻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边疆地区的情况，相邻的“园丁—国家”有着明显的差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设计他们所控制的空间，使其充满了各种标志、纪念碑和符号，从而激发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中俄两国在几近荒芜、缺乏历史记忆的黑瞎子岛上分别选择了本国文化意象的景观符号来表征主权，将本来山水相连的地理空间建构为相异的文化空间。
黑瞎子岛上俄方一侧建有一座东正教堂，它建在紧贴中俄边界处。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的象征，东正教堂仿佛就是一块宣示主权的界碑。这座教堂名为殉难烈士圣维克多小教堂（礼拜堂），建成于1999年，而此时中俄边界谈判已经开启。在教堂献堂仪式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哈巴罗夫斯克和阿穆尔主教马尔克（Марк）谈道，“我们在殉难战士圣维克多教堂表达边界不可侵犯的态度……要重振自己的精神，保卫自己的土地。”2000年5月，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在这里为保卫俄罗斯而牺牲的士兵安魂。这间小教堂是边疆地区的军事教堂，成为遥远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的象征。后来，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也来过这座教堂，他们在教堂里发誓，不会再放弃祖国一寸土地，还有许多来自莫斯科的杰出人士曾在此发表爱国演讲。
同在一岛之上，与东正教堂遥遥相对的是中国一侧国界线边的“东极宝塔”，该塔是黑瞎子岛回归以后建造的，2012年完成了主体工程。“东极宝塔”修建之地被称为“东极”，一些旅游广告将其称为“祖国领土的最东端”，并配之以“将第一缕阳光迎进祖国”之类的宣传语，更凸显领土、主权的意象。黑瞎子岛旅游网站上对东极宝塔的介绍如下：
中国东极地标性建筑，汉唐风格，九层八角形楼阁，通高81米，景区平面造型呈“钟”型，依照中国“晨钟暮鼓”的传统，意指这里是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以宝塔为中心轴，分别布设麒麟献瑞、东极宝鼎、神龟探水三个雕塑。塔基四角矗立升龙、行龙、潜龙、坐龙四种形态龙柱，预示祖国风调雨顺、四季祥和。圆形广场直径171米，意指171平方公里中方面积，外沿向中心分布56根盘龙石柱，预示着56个民族同心协力，共同守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宝塔下方设置有两层塔基，一层塔基展示中华五千年文化，二层塔基展示东北特产和幸福生活场景。
在黑瞎子岛上建造的“东极宝塔”以及周围景观，汇集了诸如龙、麒麟、龟、鼎等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东极宝塔底座上的浮雕展示了中国历史进程，宝塔周围56根龙柱象征着中国56个民族团结一心、守卫国土。东极宝塔上的符号和尺寸数字都是经过精心设计，要将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集于一身，作为标志物、象征物的意义要高于建筑本身。
黑瞎子岛上相互区隔的边疆景观不是“两国一岛”的完全表征，“两国一岛”还有共生的叙事维度，那便是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共同开发黑瞎子岛的进程。2008年中俄确定东段边界伊始，中俄两国地方政府便对共同开发黑瞎子岛（大乌苏里斯克岛）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双方就该岛的开放和开发进行了频繁的沟通、谈判。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双方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划。对比规划文件，可以发现中俄在黑瞎子岛（大乌苏里斯克岛）已经形成了诸多方面的共识，为其设计了生态、旅游休闲、商贸流通、口岸四大功能定位。中俄地方政府在制定规划时进行充分沟通，对标对表，共同推动两国政府的开发计划。
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之下，中俄两国政府逐渐将开发黑瞎子岛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振兴司和俄远东发展部磋商之下，俄方授权俄远东发展基金会负责大乌苏里斯克岛项目开发建设，中方确定国家电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黑瞎子岛开放发展中方牵头企业。2018年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中俄地区合作发展投资基金”，并专门设立了黑瞎子岛开发子基金。近年来，中俄两国正在推进共同开发黑瞎子岛，中俄高层的战略合作文件中都将其纳入地方合作的重要事项。尽管共同开发黑瞎子岛仍面临着跨越两国的制度性障碍，但“两国一岛”独特的地理位置、极具潜力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价值驱动着两国地方政府、企业积极合作。
（三）区隔与共生的辩证关系
从构建黑河—布市“双子城”和共同开发黑瞎子岛的案例中可以发现，在边疆地区，区隔与共生是并置的叙事，它们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为条件与因果的关系。正是因为边界的区隔，才使得边疆地区成为独特和稀缺的空间；与边界另一边的世界构成共生关系，也成为边境地区的要素禀赋和经济、社会资本。因此，在边疆有更多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中俄边界两侧的居民得以形成共生共存、互惠互利的关系。
中俄边界两侧的城市均因其毗邻国界而获益，中俄边疆城市在中苏（俄）关系正常化、中俄边贸发展、地方合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快速发展。黑河、满洲里等中俄边疆城市从小城市逐步发展成为有几十万城市人口规模的城市，同时也成为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口岸城市。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一侧的边疆城市因不再具有军事战备功能、中央补贴减少而陷入衰落。而毗邻中国成为支撑该地区发展的关键条件。正如艾德·普尔福德（Ed Pulford）指出的那样：“与中国毗邻，使得俄罗斯远东地区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居住地，事实上，过去十年里，这里所有城市中心的人口都在稳步增长”。
在中俄边疆地区，当地人不再将边界视为障碍，而是中俄边民交流和接触的场所。跨界实践构成了社会空间并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组织。口岸的开放为中俄边疆地区带来了活力，边疆地区经济合作的加强创造了诸多商机。中俄边境口岸开放伊始，大量俄罗斯人越过边境，以比国内便宜的价格购买商品。中俄边界的中国一侧很快成为受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欢迎的购物和娱乐目的地。俄罗斯购物者的涌入甚至催生一个新职业——помогай，即俄罗斯人可以聘请的中国“帮手”，担任翻译和导游。俄罗斯人能够通过在中国边境城镇购买商品并在俄罗斯转售而获得可观的利润。尽管该地区的经济动态发生了变化，俄罗斯人仍然受益于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娱乐活动，而中国边境城镇则能够利用其毗邻俄罗斯的特色吸引国内游客。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前往中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休闲和购物，从而以新的方式受益于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
笔者在中俄边疆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中俄边界两边的居民享受着边境贸易带来的福利，在中俄边境的中国城市几乎都有对俄口岸和规模不一的贸易市场。质量上乘的俄罗斯商品如面粉、盐、油、蜂蜜等都上了中国百姓的餐桌，每天都有微商往返于中俄边境城市之间，将俄罗斯的紫金饰品、珠宝、进口化妆品、手表等奢侈品带回国内并通过四通八达的物流发送到全国各地。俄罗斯商人也会来中国的边疆城市，将物美价廉的服装鞋帽、家用电器、数码产品等带回俄罗斯。在布市的俄罗斯人可以享受网购的便利，他们通过中国的购物网站购买商品运至黑河，定期到黑河取快递。俄罗斯人的到来，刺激了中国边疆城市的旅游业和餐饮业的发展，近年来，美容、医美、中医等备受俄罗斯人青睐，有不少中介将俄罗斯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边疆城市。
六、中俄边疆的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
在不同行动主体共存共生、交往交流、互惠互利的关系中，中俄边疆也逐渐成为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的场域，这在边疆城市景观、边民互动等维度都有呈现。中俄边疆的城市因模仿形成互为镜像的城市景观，边民（尤其是接触频繁的经商边民）在彼此的交往交融中形成了信任和友谊关系，深入彼此社会之中的边民群体更是能在对方文化中找到可以彼此欣赏、借鉴之处。随着文化交融的深入，社会和文化势差得以调整和弥合，使文明互鉴成为可能。
（一）模仿与镜像：中俄边疆城市景观与文化交融
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认为，“他人”之间的接触往往会导致模仿。受陶西格论点启发，中俄边疆城市的“模仿”实践受到人类学家的特别关注。弗兰克·比利（Franck Billé）观察到，相邻的边疆城市互为“镜像”，将对岸城市的元素融入城市景观中。边境城市被吸引到一个连续不断的对话中，通过模仿和分化的过程相互借鉴城市的某些特征。中俄边界的中国一侧为了展现中俄边疆的独特性，在城市中构建了以俄罗斯为主题的空间。中俄边疆的历史（如中东铁路修建、大量俄侨移居中国东北）为这些边疆城市赋予了俄罗斯文化遗产。俄罗斯文化元素转变为地方文化特色，吸引大批游客和投资者。而在中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有着相反的“模仿”模式，边疆城镇并没有引入中国文化元素，而是通过强化其斯拉夫文化、欧洲文化的特征来体现边疆特征，构成了一种相异的镜像模式。
1.互为镜像的“双子城”
模仿的实践在黑河有着明显的表现，它复制了布市的结构和城市特征，例如俄罗斯城市中常见的摩天轮和众多雕像。黑河将主要的商业购物街取名为“俄罗斯商品街”，所有招牌、标志和路牌都用中文和俄文两种文字书写。俄罗斯的名称和符号被广泛地使用和传播，但当地居民关于俄罗斯的认知难免有些狭隘和简化。来到黑河的俄罗斯人会对当地人的“洋泾浜”式俄语和招牌上有书写和语法错误的俄文津津乐道。
除了雕像、标牌等景观式符号，俄罗斯文化元素还在诸多方面更加深入地渗透到中国的边疆城市，成为其城市精神的一部分，而这个推动力并不是来自俄方。2015年3月，黑河市区开设了一家普希金书店，书店旁边树立了普希金塑像，在这个大型的书店里展示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在书店开业仪式上，书店被称为“城市精神象征”。黑河的公共文化机构和活动常常突出俄罗斯因素，如右岸俄罗斯美术馆、中俄文化艺术中心，中俄文化大集等。“与俄罗斯为邻”被中国的边疆城市视为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通过模仿的方式，将俄式元素纳入城市文化中，凸显其作为边疆城市的特殊性。
而作为“双子城”之一的布市，并没有如黑河一样彰显邻国的文化，而是以突出斯拉夫文化的方式显示其作为边疆城市的地位。一项俄罗斯学者在黑河和布市进行的田野调查发现：在黑河，人们要求与俄罗斯进行更大程度的融合；而布市居民与他们的中国邻居看法不同，布市努力建立“我们”和“他者”现实的社区边界，这种边界甚至是民族认同和文化—文明共同体意义上的精神边界。
布市将自己定位为俄罗斯在阿穆尔河上的前哨站，在布市市民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中都能找到各种象征性的符号。布市作为阿穆尔州的首府，当地人也以“阿穆尔人”自称。当地最主要的地方志作品都是在描述阿穆尔河及其沿岸的风物以及关于阿穆尔河探险队、阿穆尔哥萨克的历史记忆。与黑河街头满眼的俄文招牌不同，布市的餐饮和商店使用的多是源自欧美的名称，比如“巴黎1930”饭店、“好莱坞的女人”服装店、“蒙大拿”咖啡馆等。有些名称直接使用英文，还有的是用俄语拼写的英文名。即使是中餐馆，取名为“熊猫餐厅”“杰克（成龙）餐厅”“香港餐厅”，其名称也不能反映布市作为中俄边境城市的特色。在布市的阿穆尔河堤上，边防军的雕塑凝视着阿穆尔河对岸，河岸边停着一艘装甲船。在布市，阿穆尔河已经不仅是一条河，还是将“他们”与“我们”分开的界线，这便是布市人心理边界的反映。
布市将自己视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是守卫欧洲文明的最后堡垒，并成为俄罗斯民族想象中的重要标志性地点。布市的城市景观并没有像黑河一样将边疆城市的区位优势加以凸显，反而刻意将边疆城市的特征隐藏起来。这是一种“反向模仿”，制造一种相异的镜像。
2.满洲里的俄罗斯文化镜像
中国边疆城市满洲里可以被视为公共文化设施凸显俄罗斯风情的典范。满洲里的俄罗斯元素广泛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主题旅游之中。对于那些想要“体验俄罗斯”而不越过边界的中国人来说，它也是一个国内旅游胜地。这座城市呈现了一个“迷你俄罗斯”，是对邻国梦幻般的模拟，其“俄罗斯风情”远超越于国界另一侧的小镇后贝加尔斯克。笔者在满洲里的田野调查中感受尤为明显：
在满洲里国门景区有一座高45米的观光塔，在观光塔的最高层有一家旋转餐厅，这里可以吃到正宗的俄餐。在这一层也有观光区，花上十元人民币就可以通过望远镜观看国门和国界线对面的后贝加尔斯克。后贝加尔斯克是再普通不过的俄罗斯小城镇，鲜有高大建筑。苏联时代的呆板楼房，外墙已经破败。马路狭窄，路面龟裂，整个城镇以灰色调为主。后贝加尔斯克与繁华的现代化城市满洲里形成鲜明的对比。离国门景区不远的就是满洲里套娃景区，这里充满了俄罗斯文化元素符号。在这里仿佛会产生一个时空错觉，国门这一边是色彩鲜活的俄罗斯，而国界那一边是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
满洲里作为中东铁路进入中国的起点，从中东铁路建设开始便涌入了大量的俄国人。作为重要的口岸，满洲里存留大量俄罗斯历史文化遗迹，一百多年来成为中俄（苏）文化交融的空间。
满洲里火车站是中东铁路的重要站点，车站附近被辟为“满洲里市中东铁路第一站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街区内至今还存留着俄式建筑群，包括俄式木刻楞、巴洛克式的砖石房屋、东正教堂等。
满洲里书城是满洲里重要的文化空间，它本身是在“中苏友谊宫”的基础上改建而成，书城呈欧式建筑风格。书城门口树立着俄国文学家普希金的雕像，并配有普希金著名的诗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在书城二层的外立面，每扇窗子上都有俄国（苏联）文豪的雕像：契诃夫、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等。
满洲里拥有一个大型的套娃广场，广场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套娃，公园里的“娃娃”描绘了各个国家和名人的形象。满洲里以套娃为主题的酒店内部，房间都是以套娃为主题的，构成了“超现实的景点群”。这是“一种符号化过程，是确定的地理描述和意义的选择性发明，对实体和符号化的设计进行再加工和借用。”套娃、伏尔加河、俄罗斯茶、田园诗般的乡村等俄罗斯符号在这个过程中被使用。如套娃广场是向内展示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文化的窗口，满洲里以此维持蓬勃发展的旅游业。
陶西格指出，模仿具有一定的内在的“模仿力量”。作为远离首都、大城市和工业中心的边疆城市，黑河、满洲里使用俄罗斯文化符号，除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发展旅游之外，还可以增强其文化独特性。从边疆城市来看，苏联解体以后，中俄边界的区隔意义开始弱化，边疆的经济空间和文化空间更具吸引力，这是满洲里、黑河等边疆城市最具特色的区位优势。
（二）中俄文化交融与文化再生产
随着中俄地方合作和边民交往的深入，促进了中俄文化交融，两种相异的文化在中俄边疆地区不断碰撞、磨合，在模仿之上，更是形成了文化再生产，催生了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形态。
1.中俄文化大集与文化交融
自2010年以来，由中俄两国文化部门主办的黑河中俄文化大集至今已举办十五届，成为中俄文化交流与贸易的品牌。中国的书法、国画、版画、冰雪画、京剧与俄罗斯的舞蹈、音乐、油画、手工艺品都能在此集中展示，拓展了文化市场的销售渠道。同时，文化大集还通过 “文化+旅游”“文化+科技”“文化+教育”等形式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和模式，为两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文化大集也成为中俄文化交融的场域，两国民众不仅能彼此欣赏文化的精粹，还促成了文化创新与互鉴。中俄文化大集使两国优秀的文化作品、先锋的艺术理念得到充分的展示和传播，不同的文化元素相互碰撞、交流，为两国文化创作者带来新的灵感和创意，推动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笔者在黑河进行田野调查期间的报道人中，便有这种在文化交流、交融中推动文化再生产的实践者。
如WYF每年夏天都从哈尔滨到黑河来赶文化大集，他一直致力于与俄罗斯的文化企业合作，以中俄文化元素为基础，开发联名文创产品。比如以俄罗斯的套娃形象和中国的十二生肖为元素，设计出具有两国文化特色的新型文创产品，或者以中国的神话故事和俄罗斯的民间传说为灵感，开发系列文具、饰品等。
文化大集为两国艺术家提供了交流机会，来自中俄两国的艺术家为了适应不同的演出市场，也创造了新的艺术和表演形式。如黑河画家SQJ有很多俄罗斯艺术家朋友，利用在文化大集等演出机会创造了融合中俄艺术的表演形式。他谈道：
热尼亚、多利亚、根纳和果斯佳几个人常来我的画室做客，他们也不懂中文，就一起演奏唱歌，几个人和声非常简单，但非常欢快。这样，我们四人组合，在黑河没有第二个。我们组合在一年里有一个月会在黑龙江边演出，官方请我们来表演，每天晚上7:00至7:30演半个小时，演出是免费的。在文化大集的时候他们也会过来，我们一起演出。比如单位有活动、酒店宴请、婚礼，主办方会通过我请他们过来演出。他们也想上中国演出，因为挣得多。
这种两国艺术家组成的团队，他们的演出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新鲜的、稀缺的资源，与在俄罗斯演出是两个概念，其中便有迎合中国观众口味的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创新。
2.满洲里的“俄罗斯风情”
满洲里的“俄罗斯风情”也有文化再生产的意味。套娃广场在旅游旺季推出了俄罗斯风情演出，有歌舞、大马戏。来自满洲里的报道人WT在套娃广场为外国演艺人员担当翻译和中介。据WT介绍，这些来套娃广场的演艺人员是他通过社交媒体Instagram找来的，还有些是互相介绍的。他们不只是来自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等国，同样都会说俄语。根据分工的不同，演员被分成了乐队、舞蹈队、魔术队和小丑队。套娃广场演出十分火爆，2019年达到了顶峰，有125名演员。演出的内容是根据游客的喜好，当时表演的节目单是WT仿照广州长隆的节目单制作的。
从对WT的访谈中笔者发现，满洲里以套娃广场为核心的“俄罗斯风情”景观其实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俄罗斯民俗、俄罗斯艺术，而是根据旅游市场需求打造的虚构的“俄罗斯空间”。这样的“俄罗斯空间”在现实的俄罗斯中并不存在，满洲里的“俄罗斯风情”是依据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化想象而产生的。
（三）中国文化在中俄边疆影响力攀升
历史上，中俄边疆社会存在着文化势差，在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过程中由俄罗斯而来的欧洲文化、斯拉夫文化占据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边疆城市以模仿俄罗斯城市、塑造俄罗斯文化景观为主，而俄罗斯边境城市以欧洲文化堡垒的姿态自居。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边民交往频繁，中俄边疆地区的文化势差悄然发生变化。笔者对来自俄罗斯边疆地区的在华留学生群体的访谈中发现，中国文化在中俄边疆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俄罗斯边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4岁的ALN来自后贝加尔边疆区克拉斯诺卡门斯克市（中国人称之为“红石市”）。她给自己起了一个很接近俄罗斯本名的中文名字“李娜”。ALN的父亲是一名商人，经常去中国，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也是ALN学习中文的重要原因。ALN表示“对中国人精心保存其文化的方式印象深刻，很喜欢那些保留着历史的建筑”。
25岁的DN来自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市，其父亲的公司从事旅游服务，很多业务都和中国有关系。DN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表达得更为直接：
对中国最生动的印象是中国的艺术，绘画、石雕、木雕，还有花瓶、丝绸、建筑、龙、宝塔、风水。一切都渗透着千年的历史，并被精心地保存！每个对象都是精神化的，我想去学习、理解、沉思。
23岁的SLMG是布里亚特人，来自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首府乌兰乌德。SLMG在当地的孔子学院开始学习汉语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SLMG对中国的文化、民族性认识得更为深刻，认为与俄罗斯文化、布里亚特文化有相似之处：
中国和俄罗斯文化中都非常重视好客，两种文化中都有很多智者，都有悠久的历史。布里亚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接近之处，在这两种文化中都有佛教信仰，此外，布里亚特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保守。
除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俄罗斯留学生们也十分喜爱中国现代艺术和现代生活方式。ALN经常看中国的电视剧，喜欢听现代音乐，并且有最喜爱的中国演员。SLMG甚至能列举出一系列中国当红的电视剧和网络小说——《陈情令》《人不彪悍枉少年》《小别离》《魔道祖师》《天宫赐福》《穿书自救指南》。
来自俄联邦哈卡斯共和国的24岁的ALKX尤其对中国的现代化生活印象深刻：
我喜欢中国的便利，那就是让你享受生活而不浪费时间的创新技术。快速运送食物和任何货物，这一切都让人赏心悦目。
俄罗斯留学生通过社交媒体与中国人建立了更深入的交往。如ALN告诉笔者，她和中国男朋友就是在网上认识的。几年前，ALN还没有来中国留学，她在家乡学习了一点汉语，想找中国语伴提高汉语水平。ALN在网上发了征语伴的帖子，一位男孩应征，彼此加了微信，通过视频进行语言学习。后来，二人从语伴发展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进而成了恋人。ALN来到中国以后，他们见了面，彼此并没有网友见面的陌生感，迅速陷入了热恋之中。ALN告诉笔者，“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一定存在着很多文化上的隔阂，但只要坦诚沟通便会相互理解。俄罗斯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通婚的情况有很多。在我的家乡，中俄通婚的情况也不少。”随着通信手段的发达、信息沟通愈加便利，中俄边疆地区的年轻一代有了新的交往和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弥合文化的差异。
对于中俄年轻一代而言，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跨境交往交流的重要工具。如迪娜经常使用社交媒体“小红书”。
我和中国人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平时在小红书上跟中国人聊天。我很喜欢认识新的朋友，这会帮我更深地了解中国文化和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在小红书上我认识了一些学习俄语的中国人，这样的交流会互相帮助学习语言，更深地了解中国和俄罗斯。我还使用中国其他的社交媒体，比如说快手、抖音、哔哩哔哩、微博等。
在21世纪以来俄罗斯进行的多次民意调查中，均显示在边疆地区中国形象的逐步改善，中国商品和中国文化在俄罗斯影响力持续增强。全俄舆论调查研究中心提出中国形象和中俄关系等议题，在全俄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根据多年的跟踪调查，中国商品已经摆脱了“劣质”“假冒”的刻板印象。到2023年，超过84%的俄罗斯受访者使用过中国产品，77%的俄罗斯受访者表示他们会继续使用中国的产品，66%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在经贸合作领域，中国是俄罗斯的东方伙伴国家，负面的评价占比很小。在俄经商多年的华商对此也有深刻的感受，他们在访谈中普遍提及，几十年前刚刚开启边贸时，中国人普遍受到歧视、刁难，中国商品、中国形象被污名化；而如今，华商逐渐赢得尊重，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正视中国的崛起，日渐认可中国商品，对中国文化愈加感兴趣。
从田野调查和民意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到中俄边疆地区在经贸往来和社会交往日趋频繁的背景下，中俄文化交流也逐渐深入，中俄边民能够互相欣赏彼此的文化，在两个有着较大差异的社会与文明之间已经存在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而这是形成“亲、诚、惠、容”的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七、结语
中俄边疆是多层次的存在。中俄边界是两国的权力中心——北京和莫斯科通过条约、谈判确定的，中俄边疆地区的局势深受两国关系影响。中俄两国从对手到伙伴，边界两侧则从针锋相对到睦邻友好。中俄两国都试图在边境地区宣示领土主权，需要构建多重的象征符号构成边疆景观来表征边界的存在。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边界意识逐渐突出。民族国家要通过边疆景观象征性地将边界两边划分成为泾渭分明的国家的、民族的甚至是文明的共同体，这必然割裂了两国边民原有的自然生计的、文化的、社会的联系。
与对立的边疆景观同时存在的，是中俄边民构建的社会空间。在两国关系向好、边境口岸有序开放的背景下，中俄边疆呈现区隔与共生的双重叙事。区隔所形成边界两侧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势差，带给边疆地区巨大的区位优势，边疆成为沟通双方的桥梁。经济、社会和文化势差推动资本汇聚至中俄边疆地区，这是边民相较于内地民众最可宝贵的资源。这种优势和资源需要通过跨界的交往与互惠来实现，在中俄关系友好、边境口岸开放的当下，跨界的经济和社会交往成为可能，形成了边界两侧的共生关系。在这方面，中国的边疆城市呈现出了更多的积极性，它们超越历史因素，通过构建想象的俄罗斯文化空间来塑造中俄之间的“我—你”的关系。而相反，俄罗斯在边疆叙事中却凸显其独特性，将与邻国的关系设定为“我—他”关系，将边界另一侧的中国视为“他者”。虽然边疆叙事的方式和方向不同，但边疆城市都因其身份角色而形成了二者互为镜像的表征。中俄边疆地区在区隔与共生、模仿与镜像的叙事、互动之下，逐渐形成互惠、共生、交融、互鉴的共同体。
在“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积极与周边国家跨越边界建立互联互通的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是符合中俄两国利益、增进两国边民福祉的共同愿景，给中俄边疆城市、边民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使边疆地区从国家资源分配的边缘转向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中心。从中俄边疆的实践来看，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边疆历史、人口结构、民族性格、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都影响和制约着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但无论如何，随着中俄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互惠共生将会成为中俄边疆未来发展的总趋势和主旋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俄边疆地区的边民互动、边疆城市的区隔与共生、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为我们理解和阐释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绝佳的案例。
注：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为阅读便利，本推送已省略参考文献和注释，如有需要，敬请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