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 作者：魏霞，郝亚明 / 日期：2026-07-22 / 浏览：38 次
摘要：河套地区是历史上形成的农牧交错地带,因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条件的特殊性,该地区历来具有极高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民族在河套地区交融互嵌,形成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共生发展的格局。在多民族共生视域下对河套地区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交融互嵌的历史经验进行梳理,做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述,有利于引导各族群众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河套地区 农牧交错带 多民族交融互嵌 中华民族共同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的动力机制研究”(21&ZD212)。
作者简介：魏霞,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郝亚明,贵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以来,农牧交错带既是多民族交融互嵌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华民族一体共生的关键场域。有研究表明在具有统一国家组织形态的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地理区域及生态环境发挥了关键作用。(1)也有学者认为,农牧交错带“和而又合”的多民族共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的历史过程。(2)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3)。作为传统的农牧交错带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热土,河套地区承担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重大使命。梳理这一区域各民族自古以来互嵌共生的史料史实,做好历史叙事,有助于引导各民族群众形成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黄河在甘、陕、晋一带形成一个马蹄形大弯曲,其北部亦即白于山(陕北)以北,贺兰山以东,阴山以南,芦芽山(晋西北)以西,是今河套地区。(4)这一区域长期以来具有极高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20世纪初,潘复等人通过对河套地区的调查,认为在河套地区发展农业事关国防、民生、治河、交通、商务和赋税。(5)在历史上,河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受政治、军事、民族人口格局变更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性,有学者考证,若边疆政治军事稳定,河套地区的农牧业均有较快发展,如在唐朝河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居住着七八个民族,是名副其实的多民族杂居区域。(6)也就是说,边疆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经济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者鱼宏亮通过对明清以来档案和地方志等史料的研究,还原了明清时期内地与边疆地区人民跨越长城、河套等地理界限在农业与贸易等方面进行的双向交流(7),体现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开放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对河套地区多民族交融互嵌的进一步深入分析,做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叙述,有利于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启示。
河套地区农牧交错共生造就了各民族交融互嵌。“共生”是理解这一区域历史进程的核心概念。广义的“共生”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1878年在演讲中提出,其揭示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Living together)的生物现象。(8)这一概念提出后,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20世纪中后期,“共生”概念和理论不断发展,概括出“平衡”“持久”“亲密”“稳定”等共生属性。(9)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认为共生不仅是生物现象,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和可塑形态,运用共生现象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引导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关系存在的客观性,进而优化社会关系,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袁纯清在其《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的研究中,得出共生的本质是协同与合作,协同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对称互惠共生是自然与人类社会共生现象的必然趋势等结论。(10)21世纪以来,有很多以共生为视角研究民族的成果发表,这些研究可以作为研究河套地区农牧交错共生格局的重要参考。
一、共生辟业:河套地区农牧业交错发展
经济利益和自然条件是决定不同民族对土地利用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11)马克思将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人类社会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人类社会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2)河套地区因依山靠水的地理环境,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场所。河套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开辟不同类型的社会生产方式提供了基本保障,为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多民族共生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一)游牧青睐的沃野
据史料可知,战国时期的匈奴人、隋唐时期的突厥人等诸多北方古代游牧民族相继活跃于河套地区。河套西部和北部的贺兰山、狼山及大青山脚下的草地是游牧民族重要的生息之所,秦汉时期河套地区称为“河南地”,“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以南一带)是匈奴人的发祥地。(13)对于游牧民族而言,河流、湖泊等地表水文状况,无疑是其生存之地理基础或地理要素的核心部分。(14)河套地区的黄河水路及其河岸平原,以及丘陵、沙地和森林草原为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环境。其东部的丘陵是典型的森林草原地带,西部则为荒漠草原地带,游牧活动大多靠近黄河水路,依赖河谷水草资源。河套地区是水路与草地交织相连的沃土,称得上最为丰美的天然牧场之一,每年6—9月基本稳定的降水为牧草生长提供了保障。有学者指出“任何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内蒙西部,就必须占据这个沃野”(15)。古代中国很多游牧群体在此生息繁衍并推进了畜牧业的不断发展。
(二)黄河水滋养的农耕福地
水是农牧业得以存续的基本条件,黄河水路滋养了肥沃的土地,“八百里河套米粮川”是各族百姓对河套这一膏腴之地的赞誉。《明史》对河套地区纵横交错的水路及水系有明确记载,即“西有奢延水,西北有黑水,经卫(按指榆林卫,今陕西榆林)南,为三岔川流入焉。又北有大河(按即黄河),自宁夏卫(今宁夏银川)东北流经此,西经旧丰州西,折而东,经三受降城南,折而南,经旧东胜卫(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县),又东入山西平虏卫(今山西朔州平鲁区)界,地可二千里。大河三面环之,所谓河套也”(16)。黄河自古善决、善淤、善徙,对黄河下游流域造成难以计数的灾难。而位于上游下段,中游上段的河套地区却因为有了黄河而成为“福地”,民间素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之说。河套地区这个阴山南麓的沃野在黄河水资源的滋养下,水草丰茂,有“塞上江南”的美誉。早在商末西周春秋时期,此地原始农业便已发展,随之在王朝政治更替和聚散中,中央王朝政治的北顾,以及人口结构的变迁,使得农业生产得到逐步发展,形成农牧交错共生格局,特别是在大一统王朝政治影响下,这一地区成为农牧业人口汇聚之地。
河套地区黄河灌溉农业始于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唐中期农牧并兴,唐后期至元朝,牧业区域扩大,长城内外农业得兴;及至明朝后,特别是历经清末及民国时期,农区扩展渐居主导地位。(17)有学者评价,在河套地区大规模发展农业,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发起的深入持久而全面地主导一个地区的经济进程,也是中央政府边境开发的典范之一。(18)随着河套地区农业的发展,黄河水灾防治和水利资源开发得到重视,农业水利设施得到推进和完善,河套平原上建设起纵横交错的杨家河、永济渠、塔布渠等干渠,为河套地区发展农业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套地区新建了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治水和水资源利用进入崭新时期,尤其20世纪80年代将乌梁素海连接到黄河,河套灌区排水有了出口,基本结束了有灌无排的历史。
(三)农牧业交错共生
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融互嵌过程中,农业与牧业作为两种最基本生计方式交错共生。秦、汉、隋诸王朝都曾在河套地区派驻军队屯戍,移民实边,设郡、县以统辖之。魏、晋、隋、唐,则于此兴修水利,广开营田。明朝时晋商在河套地区拓展贸易,商行遍布,至清朝时出现“一个大盛魁,半个归化城”的农牧经济共生景象。特别是明清时期,有大批山西、陕西、河北等地农民走西口移入河套地区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史称“雁行人”的农耕者,春至秋归在鄂尔多斯地区进行农耕生产,他们成为这一时期中原与河套地区、农业与牧业经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随着各民族长期共生,从事游牧的北方民族转为定居和农牧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以提高生产力,从事农耕的汉族百姓也受交错的经济活动方式的影响,实践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河套地区依然保留农牧交错的经济活动方式,但农牧业逐步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发展,现如今,河套地区在推动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农牧区现代化进程。
总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河套地区的各民族共生不断深化,在开辟河套地区自然资源过程中,日益推进农耕与游牧经济互补,同时形成中原与边疆政治和社会的互构,河套地区农牧并兴的经济加深了多民族交往,增进了各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多维度互嵌。
二、依存共生:河套地区农牧文化交融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行为方式、价值观构成群体的基础文化。河套文化总体呈现多民族依存共生交融发展的态势。同一区域生活的人群,对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的选择在生产力水平极低时期主要决定于自然环境因素,特定群体对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的认知或文化传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挥决定性作用。河套地区农牧交错业态的发展过程正是在特定自然环境生态基础上,农业文化成果与牧业文化成果在人们生存发展进程中相互碰撞、交流、借鉴、吸收,最终形成极具包容性、多样性、交融性的河套区域文化,考古研究成果证明河套地区是多元文化汇聚之地,人们喻之为多元文化融合的“漩涡地带”。(19)在河套的核心区巴彦淖尔发现的纳林套海、包尔陶勒盖等汉墓群考古资料显示汉代有大量中原人口定居于河套地区。这些墓葬的形制与中原汉墓相似,而随葬器物也表现出浓厚的汉式风格,完全承袭中原的丧葬习俗。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研究匈奴政教风俗时提到,“其大部落,实自皇古以来,即与汉族杂居黄河流域也。则其渐染汉族文化之深,固无足怪矣”(20)。
(一)多元文化融合的“漩涡地带”
河套地区农牧业交错发展和交互促进,多民族文化关系交融发展,相互影响并包容共生。河套地区以游牧业为基础产业的蒙古族、以农耕业为基础产业的汉族、以农业和商贸为基础产业的回族等民族,各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形态。同时,这些文化形态又常常相互影响,促进着河套地区文化的交融发展,尤其体现在语言、饮食以及一些节庆仪式等方面。如内蒙古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呼和浩特等地区交错杂居的不同民族居民,既参加牧人的敖包祭祀,也过农民的“二月二”节,这些民俗的目的本质上都谋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其追求不违背任何一个民族对空间的诉求。不同民族居民在这些节日中的深度互动,有维护社区团结,提升社区凝聚力的作用。
各民族共生条件下,河套地区的饮食文化呈现出区域生产交错发展的特色。比如,河套地区盛产小麦,因此河套有民族特色的拉面、饸饹面、焖面,以及油饼、果子、馒头等面食文化。肉类是河套地区牧业产出的重要畜产品,传统上,牧民为了放牧时便于携带或为了方便存储,多制作手扒肉、风干肉。随着各民族饮食文化的相互交融,肉食与面食的结合食用方式日益丰富,如包子、饺子、烧麦、馅饼等在河套地区非常流行,蔬菜与牛羊肉一起炖食在农牧民日常生活中也日益普遍,两者的结合可以说是农牧业交错产出食材结合的交融。
河套地区的语言文化也表现出各民族共生交融的特点。理论上来说,语言是一套发音习惯,在任何人类社会中,语言是跟着文化经验一同发展的,它亦因之成为文化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1),是经验文化传递的象征性标记。在河套地区,有许多表达相同意义的多民族语言格言、谚语作为经验在各民族百姓中流传。传统上,马在牧业生活中非常重要,既是生产工具又是生活伙伴,在河套地区农牧业交错发展中,马也在农业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地蒙古族汉族民间谚语中,有非常多的人与马在品行和性情方面的比拟,如“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山高伤马,气大伤身”等,在蒙古语中均有对应的说法。在同一空间的经济社会互动中,不同民族在语言上形成了互通的表述。河套一词中的“套”,蒙古语叫 “tohai”,解释为“胳膊肘弯曲的地方”。黄河流经内蒙古西部受阴山山脉阻隔形成了一个“几”字大弯,似“套子”状,这里蒙古语和汉语对“套”的理解几乎一致,形象描述了河套这个黄河拐弯处的形状。
居住在河套地区的汉族居民,多为清代以来的“口里人”,从山西过杀虎口走西口进入河套。按照汉语语系的分类,大部分河套地区方言属于“晋语”。“晋语”中有一种叫“西路话”的晋西北方言,这种方言在陕北等地广泛传播。河套方言主要是糅合陕北口音的汉语,但在长期的多民族共生环境下,语言接触丰富了河套地区汉语方言词汇,其中掺入了大量蒙古语词汇的音译,如河套地区汉语方言形容一个人心眼多、不可靠时,用“贼忽拉”,“忽拉”即借用了蒙古语指小偷、强盗的词语“忽拉盖”(holgai)。在河套地区耳熟能详的二人转《走西口》的台词中,以“晚上住在毛七赖(地名),碰见两个忽拉盖”等叙事描述“走西口”过程中碰到坏人的遭遇。“圈”“院子”在蒙语中叫“库伦”或“古列延”(khuree),河套汉语方言称其为“圐圙”(kū lüè),蒙汉语发音极其相似。此类词汇在地名,口头语中非常普遍,蒙古语中的汉语借词更是不胜枚举,证明了多民族共生促进了不同民族语言的交融。
社会的经济结构影响和制约社会文化的发展。河套地区的多民族共生,促使农牧交错发展,推进了农业和牧业两种文化交织混杂,形成特定的河套文化区域。各民族百姓在这个区域内交错互动,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形成跨民族的协作。不同民族个体或家庭在这个区域单位之内互相接触,就如蜜蜂同在一个蜂房之内,虽各自采蜜,但协同合作几乎成为一种本能。
(二)交错共生中的心理认同
每个民族都有认知局限和文化偏好,在族际关系不睦的社会环境下会成为破坏民族和谐共生的因素,甚至会造成不同民族的个体与外部接触时产生信息表达或传递不完整等现象,从而依据自我形成的认知体系去观察和想象对方,造成陌生、疏离及矛盾,如果存在特定利益矛盾则会引发社会冲突。然而,熟悉的社会意味着熟悉的秩序和规则,能带来心理的确定性,从而消解陌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其间文化的交融便承载着将陌生变为熟悉的重要功能。因为,行动需要有空间定向的能力,即“个人为了从一个地点转向另一个地点,必须知道他们曾在什么地方和将在什么地方。他们也需要维持自我连续感,以至于过去的行动与现在和将来的行动联系在一起”(22)。文化的价值、理想和标准是个体行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行动的个体,如迁移到河套地区的他乡人,同时携带着他们曾经生活环境的价值、理想和标准,和与之碰撞的文化进行彼此调适,形成新的文化体系并造就不同文化间的交融联接。最终,在河套这个农牧交错地带生活的不同地域、民族的居民,都把河套当作故乡。据传北朝乐府民歌《敕勒歌》是由鲜卑语译成汉语的诗作,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不难看出各民族对北方草原的吟咏赞美。“错把他乡认故乡”本就体现一种地域和心理认同。
总之,在多民族共生条件下,河套文化源远流长,呈现南北互通、兼收并蓄、包容性发展的历史态势。不同历史时期的纵向文明和以晋、陕、内蒙古、宁、甘等地域文化为主的横向文化构成了河套地区的文化坐标。河套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文化区域,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共生互嵌:河套地区农牧社会互构发展
河套的地理位置促成了北方草原与中原农地、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长期的人口流动和多民族交错共生。多民族交错共生也促成了河套地区农牧业社会生活的互嵌,河套地区人口民族结构和居住格局的面貌呈现了该区域多民族共生和农牧社会互构的动态进程,证明了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以谋求美好生活的硬道理。
(一)流往河套地区的人口
人口流向总是受良好自然环境和益于生存的基本条件所左右。河套地区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使其在经济和文化上拥有较强的包容性,自秦汉时期,诸民族共生的局面初具雏形。人口向河套地区流动不仅有典籍记载,民间还以广为流传的《走西口》舞台剧、民歌等形式描述这一现象,从这些台词、歌词中可见山西、陕西等地人口当时向河套地区的迁移动因。如“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走西口”不仅改变了成千上万“口里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河套地区的人口结构。
河套地区在汉唐盛朝,主要作为安置内附北方游牧社会之所。内地发生水旱饥疫或税赋过重时,这里还会成为疏散安置难民之所或人们逃离重税以求生存之地。据载,秦、汉先后向河南(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迁移了十多万农民前往垦殖,使当时以匈奴人为主的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交错发展,至东汉时期便吸引了一大部分匈奴人口南移。(23)清末允许农民出关垦殖后,大批农民从自然和生活条件艰苦的原乡,移居“河套糜米,饭之美者”的河套地区,这一时期河套地区出现史无前例的移民潮。迁往河套地区的移民被概括为“饥荒逃难”“亲戚的拉扯”“同乡的照应”“来此做生意”四种类型。从人口迁移动力机制来看,迁移至河套的人口多为自我推动型和外力拉动型。(24)无论自我推动或外力拉动,亲戚、同乡、生意等都将使迁入人口形成一定的社会网络,即便逃荒者也不是完全依赖对“逃往”地方的想象而开始行动,逃荒的人对行动的目的地状况总有一定的信息支撑,大多有或近或远的关系人的引导。也就是说,这些人口的迁移都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方式,他们进入河套地区形成各自的社会网络,与当地居民共处,从事农牧业或其他职业。对于流入人口,河套地区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多人少的人口与自然资源关系展现出极强的包容性。史载,“清乾隆三十年(1765)乌拉特部最先垦殖,将沿河牧地私租人民耕种”(25)。大规模人口的流入及总人口的增长,改变了河套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多民族共生在社会结构上不断巩固。此外,人口向河套地区的迁移,促进了河套地区与人口迁出地之间关系的密切性,走西口的移民后代在河套地区定居生活后,不断通过婚姻、工作介绍等形式,将家乡人带到河套,也将来自河套一带的人介绍到自己的迁出地,形成跨区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
(二)“和亲”与族际婚
多民族共生的社会条件,促成了族际通婚的持续发生。古代社会族际婚姻主要是王朝统治者为谋求共同的政治利益而推动,是中原与河套地区多民族社会嵌入型关系王朝时期的形态,这一形态以社会关系构建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安定。如载入史册的汉朝与匈奴之间“胡汉和亲”的和亲政策即被钱穆认为是借胡、汉通婚的名义,使匈奴上层获得朝廷赠遗,普通民众获得定期叩塞贸易。(26)也有学者更为明确指出汉初和亲政策能够带来南北之间和平局面有经济原因,主要以汉廷送财物金帛换取边境安宁为代价。(27)
尽管中原王朝推进的和亲政策有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主要为统治阶级之间的行为,但是,这些历史资源历经转化,对各民族在中华民族认同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比如“昭君出塞”的故事作为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在河套地区流传。改革开放以来,呼和浩特市着力推动这一历史资源的转化,促进了呼和浩特市对内对外开放,尤其是与湖北昭君故里的经济文化合作不断扩大。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各民族共享共有的文化符号,是多民族共同情感的表达(28);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29)。历经转化的昭君文化也成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和亲以外,历史上的族际婚现象在河套地区也非常普遍。北魏时期是中国人口大流动和族际婚现象最显著的时期,费孝通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述中,就指出这一时期杂居民族间的通婚相当普遍,甚至发生在社会上层。(30)期间河套地区多民族的社会互动也极为频繁。公元11-13世纪的西夏政权统辖河套大部分地区。西夏研究的学者统计,西夏有番姓、汉姓,同时杂以昭武九姓等其他姓氏。11世纪初番姓多达300余个,如此众多的番姓,除嵬名、妹轻、卧利、野利、破丑等沿袭早期番姓八大部族外,多由唐五代以来部族繁衍融合形成。(31)由此可见,北魏时期的河套地区已成为不同族系血缘融合的重要区域。这一时期,族际婚现象随着不同历史族体的迁移而发生于区域社会不同族体间,成为多民族共生的重要社会现象。
(三)互嵌式社区环境
农耕定居,游牧逐水草而居,是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最为突出的差异。因农牧交错使河套地区农牧社会得以长期在互构中发展,特别是不同民族利用自然条件兼农兼牧,农牧民有了深入的接触和交融,并逐步形成互嵌式的居住格局和社区环境。
“板升”(蒙古语为baishing,汉语“百姓”音译)泛指房舍、村庄。明朝后期,俺答汗统治的土默特部所在地迁入大批内地农民,他们修筑房舍、开垦荒地、建立村落,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当地牧民将这些房舍、村落和农民称为“板升”。牧民实施定居放牧并兼营农业生产形态产生后,也效仿农民,在靠近自己牧场和田地之处建板升,此后,河套地区农牧民杂居的“板升”比比皆是。在多民族共生中生成农牧业生产方式高度结合的同时,多民族互嵌的居住格局日益普遍。河套地区的村落呈现出农牧民高度杂居的格局,为河套地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今日呼和浩特、鄂尔多斯等城镇繁荣正是在此历史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在多民族共生的社会历史基础上,河套地区农牧业社会发生着广泛且持续的互构,形成多民族杂居并推进该区域城镇的发展及族际婚姻的普遍缔结。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平等团结理念的广泛传播,以及保障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制度及社会机制的不断成熟,各民族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多民族共事、共学及个体间以“三观一致”为导向的婚恋观的变迁显著提高了族际婚比例,多民族全方位嵌入并谋求共同繁荣发展成为社会常态。
四、共生一体:农牧交错带各民族交融互嵌与交错共生的发展
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显著特征就是围绕中国特色不断开拓创新,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32)中华大地所有民族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多民族文明的总和,基于农业生态构建起来的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各民族基于草原生态所形成的游牧文明在河套地区交汇。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河套地区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碰撞,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相互嵌入的核心区域,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交融互嵌的社会结构。
李安宅认为,“所谓‘边疆’是农耕和游牧两种生产方式的交汇、过渡之地,因而从社会构造上来说,也由于介于耕、牧两个文明体之间的接触、冲突而极不稳定”。纵观历史进程中河套地区两种文明的关系,虽偶有冲突,但交融互嵌也是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差异并未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鸿沟,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持续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型农牧业技术的引入、农畜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城乡合作社、“大农场”“大牧场”的出现,多民族共生一体的关系更加深入,各民族在共事、共学中共乐、共为,深化了交融凝聚。
教育、交通的发展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的健全为河套地区多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进一步构建提供了保障。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使各民族在教育资源获取上更加均等化,并在语言相通中增强了心灵互通。公路、铁路的建设,高铁的开通和科技的发展驱动了空间的重构,也满足了人口跨越式流动的需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提到“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3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的健全,将进一步确保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的共生发展。
进入21世纪,河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规模大幅增长,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以及宁夏的银川等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均有上升,少数民族流动原因由社会性为主转为经济性为主,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弱化,业缘、学缘关系上升,各民族在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逐步深化。
河套地区的历史发展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共生共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看到边疆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条件。同时,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和谐共生又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如今,在以大流动、大融居为特点的社会环境中,协同合作、共生发展是历史规律也是现实要求,不同民族之间“平衡”“持久”“亲密”“稳定”的共生关系的建立,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保障。
（引文详见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