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校报》第1715-1716期 第1-2版 / 作者：杨坤、张天宇、王学森 / 日期：2026-09-10 / 浏览：44 次
中国先秦、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不仅满足了古人多方面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很多被赋予礼器的功能，成为家族、社会秩序安定与国家政权稳固的象征，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产，其上铭刻的文字是汉字演变与中华文脉传承的实物见证。19世纪后期以来，国家急难，日本、欧美诸国开始大批搜集中国青铜器。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量非考古发掘出土的中国青铜器通过各种渠道流散至海外（其中大部分是以非法的手段）。珍贵文物远离故土，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追寻流散海外的青铜器下落，既是学术研究之必需，也是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文化使命。
百余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流失海外的青铜器做搜集、整理与著录工作，薪火相传，逐渐积累起今天研究海外流散文物的重要基础。1920年，罗振玉出版《海外吉金录》，此为学者搜集海外铜器之始，全书以传统目录学形式记录205件青铜器及其铭文、外流方向（大部分为日本藏器，少量为欧美藏器），但无铜器图像和铭文拓本。1933-1935年，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出版《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7册，搜集欧美公私所藏中国古代青铜器600多件，其中青铜容器250件，其他器395件，图像、尺寸、藏地兼备。受梅原末治启发，1935年，容庚编成《海外吉金图录》，收录日本所藏的158件青铜器。1959-1964年，梅原末治又出版《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6册，共收438件青铜器，体例同《欧米》。
1934-1935年，曾任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在出访北美和欧洲的9个月内开始收集中国铜器的照片和出版物，回国后又向西方博物馆和私人藏家发出了多封索要照片与图录的请求信件。1940年春，袁同礼请陈梦家整理收集来的铜器照片。1946年，陈梦家出版《海外中国铜器图录》，收录150件铜器。1944-1947年，陈梦家赴美国作访问学者，寻访并拍摄、记录中国青铜器资料，1962年出版《美国所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出版时名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收录845件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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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编纂出版《海外遗珎·铜器》（1985年）和《海外遗珎·铜器续》（1988年），分别收录铜器220件和199件。1984年，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出版《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一卷），其中下册图版部分收录海外藏中国青铜器约1000件。1995年，李学勤、艾兰出版《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收录欧洲博物馆和拍卖行青铜器217件。2007年，刘雨、汪涛出版《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通过查询苏富比、佳士得两家拍卖行的档案资料，收录先秦有铭铜器350件。
尽管前人成果斐然，但仍存在明显局限：一是收录铜器数量太少，以上各种所收录的海外中国铜器，剔除重复者，总数量不过3000余件；二是只重视“精品”“名品”，偏重纹饰精美、带有铭文者，忽视了大量其他类型的青铜器；三是尚未能顾及对海外铜器著录和研究情况的整理研究，缺乏对海外的收藏与研究情况的全盘认识；四是缺乏对流传经过的考证，多仅标注现藏地，对此前流传情况的了解极为简略甚至阙如；五是研究深度不足，只对铜器进行简单的器类区分，没有较细致的类型学研究与铭文考释。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60卷本）是一部系统调查、整理与研究流散海外中国青铜器的大型基础资料集成与学术研究成果，其研究与编纂工作历时十四年，是实施“有组织科研”、推进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项目的缩影和范例。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书影
项目最早起源于2012年国家文物局委托北京大学开展的调查项目，由历史学系朱凤瀚教授负责。朱凤瀚随即组织张经、李刚、韦心滢、刘丽、张浩平成立研究团队，制定研究计划。2012年8月，项目团队赴深圳建立临时工作站，从香港借得了一批海外中国青铜器图录、著作，以及拍卖行和古董行图录，运至深圳扫描、记录，获得了第一批资料数据。
随后数年间，在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2021年转为实体科研机构，更名为“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和历史学系的双重平台保障、教育部“2011工程”以及八部委“古文字工程”的支持下，项目组成员专程或利用访学、开会等机会，实地考察欧美列国与日韩的相关博物馆以及研究机构，调查所藏中国青铜器并查阅大量资料。其中几次比较大规模的调查包括：2015年，团队赴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拍卖公司进行调查；2016年，团队前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进行调查。2017年2月，项目顺利结项，形成《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调查报告》。
2015年4月，朱凤瀚教授考察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藏中国青铜器
项目结项后，朱凤瀚考虑到，如仅以“调查报告”形式向国家文物局提交，尚不足以充分呈现这一项目的重大学术价值。于是，朱凤瀚决定将既有成果整体升级，转入《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的编纂、出版工作。全书由朱凤瀚担任主编，编纂组成员还包括张经、李刚、韦心滢、刘丽、张浩平、杨坤、张天宇和王学森。在编纂过程中，许子潇、刘浩和曲正清也协助进行了部分工作。项目组织结构清晰、分工明确、上下贯通，充分体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协同攻关的有组织科研优势。
2020年，经过项目组仔细梳理，初稿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8月初稿返回，朱凤瀚随即组织成员进行集中校稿。从2021至2025年，项目组对全书进行了多次校订、增补，更新了已收录器物信息，同时新增了大量器物，还增添型式分类示意图、图像目录，使得全书内容更加丰富。
若想充分发掘本书收录青铜器的学术研究价值，需要以各地有考古背景的文物资料作为参照、比较的对象。有鉴于此，2023年7月，团队赴湖北、贵州、云南等多地实地考察铜器。2023年7月底至8月初，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联合芝加哥大学巴黎中心合作举办“海外藏中国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间隙及结束后，团队成员又调查了法国、比利时、荷兰收藏的部分中国青铜器，增补、修正了书稿中的部分信息。
2015年8月1日，项目组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前合影
2016年5月12日，项目组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资料室查阅资料
项目组走访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项目组走访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
2023年8月3日，项目组参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项目组考察记录
在上述校对、增补工作完成后，全书共形成五个校次的校样稿，远超正常图书出版三审三校的编校要求，充分保证了图书的学术性和严谨性。
从2012-2025年，团队历时十四年，通过实地走访海外博物馆、查阅图书资料、拍卖行与古董行图录、访问博物馆官方网站等方式，积累了海量数据：图书资料电子文档约1TB，海外青铜器照片资料约200GB。从德国柏林到法国巴黎，从美国纽约到英国伦敦，从日本东京到韩国首尔，项目组足迹遍布全球十几个国家或地区，获取了大量国内罕见或未见的一手资料，为书稿的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整个团队成员查漏补缺，补充了许多高质量的器物图片，修订了已有器物信息，并新增了许多器物，使得收录铜器的数量和书稿的质量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比如从体量角度看，一校阶段的书稿为35册，而最终出版时全书已有60册。
作为一项集大成的基础性学术工程，《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不仅在资料规模上远超以往任何同类著作，更在体例设计、内容编排与学术立意上实现了系统性突破，构建了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著录、研究的新范式。
（一）体例创新：从“精品著录”到“全信息档案”。
以往海外青铜器著录多侧重纹饰精美、铭文丰富的“名品”，体例上以图像配以简要说明为主，缺乏对器物流传经历与著录来源的系统梳理。《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则开创了全新的“全信息”著录体例。每一件器物均设有标准化的信息条目，包括：器名、器型、时代、完残状况、尺寸重量、主要纹饰、铭文字数与释文（如有）、出土地（如有）、现藏单位或藏家、流传经过、备注、海外出版与著录情况等。这种结构化的体例设计，使每一件器物都获得了一份可追溯、可核验的“身份档案”。
尤为重要的是，本书对“流传经过”的考证极为用力。通过查阅拍卖图录、古董商图册、博物馆档案乃至私人收藏记录，项目团队尽可能还原了每件器物自出土以来的流转轨迹——何时、何地、经何人之手、以何种方式进入现藏单位（或个人）。这一体例创新，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流传证据链，更可直接服务于国家追索非法流失文物的现实需求。
在编排体例上，全书突破传统的“礼器优先”格局，将器物分为“北方式青铜器”与“非北方式青铜器”两大体系。前者按兵器、工具、车器、马器、食器、首饰、冠饰、服饰、带具、佩饰、法器顺序排列；后者则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车器、马器、度量衡、工具、杂器分类。这种分类法兼顾了北方青铜文化与中原青铜文明的差异性，又揭示了不同文化区系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为多维度理解中国青铜时代提供了科学的编排框架。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体例示例
（二）内容特色：规模、广度与深度的三重突破。
其一，规模空前。全书收录中国境外所藏二里头文化时期至汉代青铜器总数超过23000件，是以往所有同类著作所收数量总和的数倍。这一数字本身即代表了我国海外流散青铜器调查工作的历史性跨越，真正实现了“应收尽收”。
其二，分布最广。所收器物分布于全球30余个国家的260余家公立博物馆、图书馆及研究机构，并涵盖60余家拍卖行、150余家古董商、1500余位收藏家的藏品信息。从欧美大型艺术博物馆到东亚地区的专题收藏，从公开出版的名馆精品到尘封于库房的未发表器物，全书编织起一张覆盖全球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信息网络。
其三，器类最全。彻底打破以往偏重食器、酒器等礼器的传统，全书系统收录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工具、度量衡、杂器等超300余种器类。尤其对以往被忽视的“北方式青铜器”（如动物纹饰牌、饰件、武器等）予以专门整理，使青铜器研究的视野从“中原中心”拓展到“多元一体”。
其四，资料翔实。本书参考文献超过3200种/篇，涵盖博物馆正式图录、学术研究专著、拍卖行图录、古董商画册、官方网站信息以及项目组实地调查拍摄的一手资料。其中大量文献为国内学界此前难以获取的海外出版物。书中每件器物的“著录”项均详细列出其在哪些图录或研究中出现过，形成完整的知识链，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捷路径。
流失海外藏青铜器：河南浚县辛村铜器12件
（三）学术价值：从资料集成到知识重构。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的价值远不止于资料的汇总与呈现。在庞大的数据基础之上，本书已经并将继续催生一系列深层次的学术突破。
第一，填补类型学演化的关键缺环。由于大量海外藏青铜器缺乏明确的考古出土背景，以往的类型学研究往往回避或忽略这批材料。本书基于对器物形制、纹饰的精细分析，结合国内考古出土品进行比对，构建了迄今最为详尽的青铜器类型学演化谱系。例如，铜鼎分为4类13型，铜簋分为3类8型，铜壶、铜尊、铜爵等器类的分期序列均得到显著细化。许多过去仅见于著录而实物不明的器型，如今被纳入演化链条，填补了诸多空白。
第二，重构流散文物的“知识考古”。通过对流传经过的系统梳理，本书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国青铜器如何经由古董商、收藏家、拍卖行等中介网络流向全球。这一工作不仅为具体器物的追索提供了证据，更从宏观上呈现了全球文物贸易史与殖民史的交织图景。每一件器物流转轨迹的背后，都折射出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动荡与西方收藏体系的扩张。本书使青铜器研究从单纯的“器物学”升华为融合历史学、社会学、博物馆学的跨学科探索。
第三，为“无背景”青铜器赋予新的学术生命。大量海外藏青铜器因非考古出土而丧失了地层与共出关系，以往被视为“研究价值有限”。全书通过跨器物、跨地域的综合比对，重新激活了这类材料的学术潜力。
全书收录的青铜器，在学术方面的价值可略举几例。许多曾经成组、成对铜器，由于各种原因天各一方，在本书中实现“重逢”。如清宫旧藏的一对周㗬壶，早年流散出宫后，几经辗转，其中一件曾由上海崇源拍卖公司收藏，2024年又于美国纽约苏富比行拍卖；另一件壶之壶身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壶盖曾由刘体智收藏，之后经由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售至瑞典，现藏于远东古物博物馆。对于该壶盖的藏地，在过去资料的记载中均有错误，本书廓清了其流传经过。还有一些铜器，原先仅有拓片流传，其器型与下落均不为学界所知，本书通过各种资料对比，搜寻到了照片和最新的下落，更新、拓展了旧有资料的内容和范围。如曾由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方濬益收藏的一件员尊，清晚期以来便只有铭文拓本行世，铜器器形与下落长期不明。项目组经多方查找，得知该器曾由德国科隆伦佩兹拍卖行于1961年9月23日、1993年11月26日先后两次拍卖，一度由华人藏家李汝宽收藏，德国纳高拍卖公司在2011年5月6日又将其在斯图加特拍卖。本书补充了这件员尊清晰的器形与铭文照片，并梳理了其流转历程。
李经方《中国历代艺术》书影
李经方经手青铜器流传信息
还有一些铜器，虽然丧失了考古学背景，但本书结合其他留于国内相关资料，通过对其形制、纹饰的综合分析，推测其国族和年代归属，并进一步推测所出墓地的年代与性质。如本书收录的商后期有“先”字铭文的铜器15件（“先”是这些青铜器主人的族属之名），现已知铸有这种铭文的青铜器多数应出土于山西浮山桥北墓地。该墓地由于被盗严重，墓葬年代的判断缺少了重要依据，但是借由本书中收录和留存于国内的先族铜器的器形、纹饰可知，它们基本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少数或可晚至三期初）。据此，商王朝设于王国西土的这一重要聚落的年代，应不晚于殷墟文化二期，这就成为了解商王国经营西土的重要资料。类似案例表明，即便流失海外的青铜器，在经过系统整理与综合研究后，仍能为上古史重建贡献关键证据。
部分海外藏青铜器：山西浮山桥北“先”字铭文青铜器15件
第四，确立大型流散文物著录的学术新标准。本书在体例设计、数据采集、信息核验、团队协作等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今后开展其他门类（如陶瓷、书画、玉石器等）流散于海外的文物调查与整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式。它所确立的“全信息、全类型、全地域”原则，将引领中国文化遗产领域从零散式、精品化的著录传统，迈向体系化、数字化的新时代。
综上所述，《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不只是一部工具书，更是一部重构知识体系、引领学术范式转型的里程碑式著作。它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体例和开阔的视野，为海内外学界呈现了海外藏中国青铜器的整体图景，也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与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石。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的出版，不仅是一项集大成的学术成果，更是一项事关文化传承与国家战略的重大文化工程，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其一，现实意义：摸清家底，服务文物追索。
本书是中国迄今规模最大、器类最全的海外流散青铜器调查与著录成果，真正实现了“应收尽收”，使海外中国青铜器的整体面貌得以清晰呈现。本书全面梳理了每件器物的尺寸、藏地、流传经历，建立了尽可能翔实的文物档案，既是我国珍贵文物的“数字回归”，也为我国政府与文博、学术机构在国际层面开展文化、学术合作，推进部分文物追索、促进文物返还对话提供了学术依据和法律证据链参考。同时，书中翔实的流传记录，系统揭示了近代以来全球文物贸易与收藏的历史脉络，使我国在参与国际文化遗产伦理准则制定时，能够凭借扎实的学术成果发出更有力的声音，贡献文物保护的“中国方案”。本书所开创的著录体例，也为今后其他门类流散文物的摸底调查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式。
其二，学术意义：范式转型与学科建构。
本书在多个层面推动了青铜器与金文学研究的学术转型。其一，构建了迄今最为完备的青铜器类型学谱系，填补了众多器类演化序列中的缺环，深化了对青铜时代技术演进与文化互动的理解。其二，实现了研究范式从“赏鉴式”到“体系化”的根本转变，将以往被忽视的兵器、工具、车马器等门类悉数纳入，使研究从个体“精品”的赏析转向对青铜时代物质文化全貌的复原。其三，推动了“青铜器与金文学”作为交叉学科的自主理论建构，整合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博物馆学、收藏史等多个领域，为大型流散文物的整理研究确立了学术新标准。其四，为全球范围内的中国青铜器研究提供了基础性学术资源，书中收录的3200余种参考文献，极大降低了海外资料获取的门槛，必将催生一批新的研究成果。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的出版，不是这项工作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面对海量的图像、铭文、尺寸、流传信息等数据，传统的人工作业模式已难以满足深度挖掘与智能分析的需求。未来，项目组将依托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的学科优势，推进海外藏中国青铜器的数字化与智能化研究，构建全球领先的“青铜器与金文”数字人文平台。
第一，建设“海外藏中国青铜器”专题数据库。在已完成60卷纸质出版的基础上，项目组计划将全部器物信息数字化，建立包含高清图像、多角度视图、铭文拓片与释文、尺寸重量、时代、出土地、流传经过、著录文献等字段的关系型数据库。该数据库将支持器物名称、铭文字符、器类、时代、藏地等多维度的精确检索与模糊检索，并实现器物之间的智能关联（如同铭器、同出器、同组器）。数据库将采用开放共享的方式，为国内外学者和社会大众提供便捷的线上研究工具。
现有相关数据库示例
第二，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器形、纹饰与铭文的智能识别与分析。将与北大相关学科合作训练面向青铜器图像的深度学习模型，实现对青铜器的自动分类，以及对兽面纹、夔纹、云雷纹等典型纹饰的自动检测与分类。对于铭文，可开发基于OCR与深度学习的金文字符识别系统，辅助学者快速释读与比对。更进一步，可利用生成式AI模型对残损器物进行器形、纹饰或铭文的虚拟修复推演，为复原研究提供参考方案。
第三，构建“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大模型。基于北大在自然语言处理与多模态大模型方面的前沿成果，项目组计划开发专用领域的生成式大模型。该模型将学习已积累的数万件青铜器图像、数十万字铭文释读及大量相关文献，以期具备以下能力：一是“以图搜图”，根据用户上传的器物照片推荐最相似的历史著录或出土品；二是“以铭搜器”，输入若干金文字符，即可检索出所有包含相同或相似铭文的器物，并自动统计族徽、人名、地名等信息；三是“智能补白”，针对流传信息不全的器物，根据其他器物的流传模式与时间线，给出流传经过的推测建议；四是“知识问答”，研究者可用自然语言提问，如“请列出所有带有‘先’字铭文且收藏于美国的青铜鼎”，模型可直接给出答案并附数据来源。
殷周青铜器地理资讯系统页面
第四，推动数字人文国际合作，打造全球青铜器研究中心。北大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将寻求与海外博物馆合作，推动各自馆藏青铜器数据的标准化与互联互通。在尊重数据主权和版权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分布式数据共享网络。同时，拟举办“数字人文视野下的青铜器与金文”国际工作坊，培养既熟悉青铜器研究又掌握数字技术的新型交叉学科人才。
第五，探索虚拟展览与公众传播。 借助VR/AR技术和AI生成内容能力，项目组计划开发“海外藏中国青铜器数字博物馆”，并探索沉浸式展览体验。公众可以通过头显设备或手机屏幕，近距离“触摸”那些流散海外的珍贵器物，了解它们的故事与身世。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流散文物问题的认知，也将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文物回归的社会共识。
总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所奠定的扎实数据基础，与北京大学在AI领域的领先优势相结合，必将使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成为全球青铜器与金文研究的中心与平台，为中华文明的数字化传承与创新性发展贡献“北大方案”。
《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的编纂，是对百年流散文物的一次深沉回望，也重新夯实了中国上古文明的研究基石。六十卷、两万三千余件青铜器，跨越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凝聚着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团队十四载的心血与坚守。这不仅仅是一套大型学术资料集，更是一座架设在故土与彼岸之间的文化桥梁，让散落在异乡的青铜瑰宝，以学术的方式“重返”祖国的视野。
通过这套著作，我们得以第一次系统、全面、清晰地看见海外中国青铜器的整体面貌。每一件器物都被赋予了详实的“身份档案”与“流传履历”，其背后是近代以来战争劫掠、古董贸易、中外交流交织而成的复杂历史。厘清这些，既是对文化遗产损失的如实记录，更是为未来的文物追索与返还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仅服务于学术研究，更承担着维护文化主权、促进流失文物回归的国家使命。
从学术层面看，本书彻底改变了以往“重精品、轻全面”“重赏鉴、轻体系”的研究范式，构建了迄今最为完备的青铜器类型学谱系，推动了青铜器与金文学作为交叉学科的自主理论建构。它所开创的著录体例，为今后其他门类流散文物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式。可以预见，这部书将在未来数十年内，成为全球学者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不可或缺的基础工具书。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的出版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随着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领域的深度布局，我们将以本书的数据为基础，建设“海外藏中国青铜器”专题数据库，引入深度学习与大模型技术，实现器形、纹饰、铭文的智能识别与分析，构建全球领先的“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大模型。纸质文献与数字智能的融合，必将开启青铜器研究的全新范式，让沉睡在库房与图录中的文物，在数字空间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25年7月21日，项目组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合影
回首百年，一代代学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从罗振玉、容庚、陈梦家到今天的北大团队，始终未曾放弃对流失海外文物的追寻与记录。如今，《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的出版，是对前辈学者最好的告慰，也是新时代中国学者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学术研究领域迈出的坚实一步。它既是对历史的深情交代，也是对未来的郑重承诺。我们坚信，随着学术基础日益坚实、科技手段不断进步、国际协作持续深化，那些流散在远方的青铜瑰宝，终将在学术与道义的双重光芒照耀下，找到回家的路。
（本文由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杨坤、张天宇、王学森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