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文节选自《文明》2025.08月刊 / 作者：张箭 / 日期：2026-08-17 / 浏览：97 次
撰文/张箭
玉米、土豆和甘薯，三种美洲作物历经几千年栽培，从美洲传向世界，因其高产、耐旱、耐瘠、抗寒等特点，支撑起近代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欧洲人口的快速增长。它们漂洋过海抵达中国后栽种于田间地头，成为颇受欢迎的餐桌“常客”，缓解了粮食压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农业格局和人口结构，更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
据笔者研究和统计，美洲印第安人驯化、培育、种植的和美洲特产的农林作物有六十余种，占世界栽培作物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影响很大、分布很广的大致分为八类二十多种，八类即一粮饲、二经济、三干果、四蔬菜、五水果、六药材、七提香、八观赏作物。
而粮食作物作为农作物中的首要作物，关乎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对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来说，美洲农作物的到来，开启了它们扎根中国土地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饮食与生活的传奇之旅。
玉米学名为玉蜀黍（Zea mays）, 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也称包谷、玉麦等，是当今世界仅次于小麦、水稻（大米）居第三位的粮食作物。
玉米已有好几千年的栽培史，原是印第安人的传统作物和主食。距今七千年前，玉米便开始在墨西哥中部高原谷地被驯化和种植；秘鲁则发现了四千多年前贮藏玉米的大型石结构仓库。印第安人把玉米和人一起奉为生命的象征，刻在玛雅人的纪念碑上，刻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帕伦克的金字塔上，写入歌颂谷物守护女神西朗热的诗歌中……在印第安人的长期选育和培植下，玉米长势愈发良好，植株越来越大，果实也越来越大。
如果把旧大陆五大文明古国的生存基础概括为小麦文化——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水稻文化——印度、中国；中美洲印第安文明便可称为“玉米文化”。
到地理大发现开始时的15世纪末，玉米各栽培种或品种的主要特征已基本形成，这在印第安人的前哥伦布时期的文物和殖民地初期的图画中均得到佐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队首次航达美洲就“发现”了玉米。
哥氏在1492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首次写道：“这个岛（指菲迪南岛—长岛）遍地葱绿……他们全年都耕种和收获印第安谷物（Indian Corn，玉米）及其他作物”，在11月15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在那里(此时他们在古巴)有一片土地，种植着一种作物，果实有点像小麦，当地人称之为‘马西日’（Mahiz，玉米西语maiz、英语maize的词源）”。这种从未见过的作物引起了哥伦布一行人的极大兴趣，他们品尝后大加赞赏：“味道好，能烤食，能炒食，还能磨面粉。”
探险队返航时带回了玉米，还将一包金黄的玉米粒献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不过最初西班牙朝野对此并不重视，但没过几年，玉米已开始在该国种植。1500年，哥伦布在第三次远航中被押解回国，他在致国王的信中提及卡斯提尔（曾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个王国）一带已栽种了不少玉米。不过，16世纪初玉米还是供奉于庭院的珍稀植物，至16世纪中叶才成为南欧各国主要粮食作物之一。17世纪，玉米在伊比利亚半岛推广开来，成为仅次于小麦的粮食作物并传入欧洲各国。
早在1494年，意大利的一份小册子便对玉米有了初步的描述；1511年，植物学家彼得·马特对玉米的介绍曾广泛流传；1532年，意大利的植物标本室中已有欧洲栽培玉米的标本；德国博物学家福克斯则在《植物志》中画出了玉米植株的精确图样。16世纪，西班牙史学家、传教士贝尔纳迪诺·德·萨尔贡在其著作《新西班牙事物通史》中详细描写并绘出栩栩如生的玉米棒图。
当时，玉米在欧洲各地的名称并不统一，有西班牙麦（粟）、印第安麦等十几个名称。16世纪初，游弋于非洲西海岸的葡萄牙奴隶贩子把玉米传入西非刚果，称“葡萄牙黍”，之后，玉米便迅速传到中非热带雨林地区。据17世纪初的荷兰人奥尔费特·达珀所见, 玉米彼时已在黄金海岸（加纳）大量种植。同时，安哥拉以及非洲一些内陆地区也种上了玉米。据葡人记载，1634年葡萄牙殖民者又在东非桑给巴尔种植玉米。
17世纪早期，玉米从土耳其人统治的巴尔干引种到俄国和周围地区，非斯拉夫人和斯拉夫人都在喀尔巴阡山脉和高加索山区种植玉米。接近18世纪末，玉米在乌克兰、库班低地和格鲁吉亚的斯拉夫人中传开，渐渐取代了粟（小米），成了俄国部分贫民的主食之一。不过，在俄国中层和上层社会，玉米直到19世纪还算是蔬菜，此后才视作主食。
1601年西班牙人将玉米引入大洋洲马里亚纳群岛，17世纪末探险家威廉·丹皮尔发现玉米已成为帝汶岛居民的大宗食品了，可见其已在南洋普及。1542年葡萄牙人将玉米带入日本南部的种子岛，1579年又传入长崎，称“南蛮黍”“玉蜀黍”。之后，玉米传播到在气候和降水方面都不适合水稻种植的地区——四国山区、阿苏山（日本九州岛）和富士山脚下，18世纪末传到北海道室兰市地区。19世纪伊始，曾槃与白尾国柱合著的日本农书《成形图说》仍称其为玉蜀黍。
玉米传入中国的渠道比较多，一是从西亚、中亚沿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西北陕甘地区；二是由葡萄牙人把玉米带往印度，后经印支（中南半岛，一个位于东南亚的半岛）、缅甸等国传入云南，后推广及川黔；三是越印度洋、中国南海，由葡人和华商将其传入东南沿海的闽浙粤地区。这三条途径传入玉米的时间都在16世纪中叶偏后。
1560年，中国始有对玉米的明确记载和形态描述，明代赵时春《平凉府志》载：“番麦，一曰西天麦，苗叶如蜀秫而肥短，末有穗，如稻而非实。实如塔，如桐子大，生节间。花垂红绒，在塔末。长五六寸。三月种，八月收。”而此前许多国内方志中所记的玉麦等物，因无形态描述而难以判定为玉米。
1573年，有文献首次说明玉米是由国外传入。明代田艺衡《留青日扎》记：“御麦出于西番，旧名番麦。以其曾经进御，故名御麦……花开于顶，实结于节，真异谷也。吾乡（杭州）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李时珍《本草纲目》则有：“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又云：“苗心别出一苞，如棕鱼形，苞上出白须垂垂。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子亦大如粽子，黄白色。可炸炒食之。”徐光启《农政全书》虽只有寥寥几笔，却是在农书范围内首次使用了“玉米”这一名称：“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亦从他方得种。”
而此前还有在文学作品中使用“玉米”一词的情况，如《金瓶梅》中出现的“玉米面”一词：“正说着，迎春从上边拿下一盘子烧鹅肉，一碟玉米面玫瑰果馅蒸饼儿与奶子（妈）吃。”又如：“登时四盘四碗拿来，桌上摆了许多嘎饭，吃不了；又是两大盘玉米面鹅油蒸饼堆集的”，似乎说明当时玉米的栽培还很稀少，人们把玉米面视为较稀奇的待客食品。
其时《本草纲目》中有玉米的简洁图画，抓住了玉米植株的特征；清代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更是画出了玉米的茎、叶和雄花序、雌花序（果穗）的细部，惟妙惟肖。至清代，玉米完全普及开来。之后，中国人开发了玉米的多种食用法：水煮、烧烤、汽蒸玉米棒、炒玉米粒、磨成粉做馍等等。玉米在中国语言文化中也留下影响，例如那句流行的歇后语：猴子（或熊瞎子）扳玉米（或苞谷），掰一个丢一个。
玉米对土壤气候水肥的适应性强，且生长快、产量高、耗工费时少,便于贮藏，又耐旱、抗冷、耐瘠，两个世纪内便传遍了全世界，改良和培育出的新品种极大地解决了各洲人民的吃饭问题和旨在改善生活而饲养畜禽所需的饲料问题，堪为印第安人对全人类的最大贡献。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曾夸它“对人类生命有伟大的影响”。
土豆的正式名称为“马铃薯”（Solanum tuberosum），别名洋芋、山药蛋等，为茄科茄属一年生草本植物。生产上用块茎作种，是重要的粮、菜、饲料、零食多用途型作物。
新近有美国学者研究认为，土豆已有七千余年的驯化栽培史，并把初始种植地区定位到玻利维亚的喀喀湖与波波湖之间；在秘鲁和玻利维亚发现过公元4世纪有土豆图样的陶制品，而从秘鲁到智利的古墓中，也发掘出仿照土豆形状制作的陶器。
美国学者认为，1532年西班牙人到达秘鲁北部时，才发现土豆，1570年土豆才从秘鲁传入西班牙。但有英国学者指出，其在1525年便已由西班牙人传入欧洲。苏联学者考证，西班牙航海家西扎·德·列昂于1555年从秘鲁将一些薯块带回西班牙，并向国王查理一世报告这种稀见作物。这是欧洲首次出现土豆实物。无论哪种情况，土豆的美味最初其实未被发觉，只是作为一种廉价的食物装上航船以备返航所需，飘洋过海到了欧洲。
土豆传入欧洲后，一开始也只是种在庭园里供观赏和供植物学家、药物学家研究。德国著名植物学者福克斯约在1560年以前参照栽培的土豆作物在其《维也纳植物典》中画出了土豆的植株和果实块茎彩图，这大概是欧洲最早的土豆图画。
初始，由于土豆瘤节较多、芽眼较深、不易削皮、颜色欠佳等特性滞缓了推广，人们还怀疑它有毒。的确，发芽的土豆和未煮熟的芽眼因含龙葵素而有点毒性，因太阳日晒过多表面变色发绿的部分而含有配糖生物碱也含点毒。还有人认为吃了它会造成麻风病蔓延和胀气，因此法国勃艮第地区还于1619年宣布当地禁食土豆。
对土豆的偏见在欧洲持续了两个世纪，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欧洲各国对土豆多达几十种的称谓也很紊乱，是故今日欧洲各大语言中它的词根迥然不同。英语、西语、意语、葡语分别源于共同词根potato、patata、patata、batata；德语、俄语、荷兰语分别为源于共同词根的kartofell、картофель、aardappel；法语为词组pomme de terre，意为“土里的苹果”。
但随着土豆的高产和人们认识的进步，它逐渐推广开来。大量食用土豆的最早记录在1573年，塞维利亚的一家医院定期购买土豆食用，可知其在西班牙已进入市场。1588年土豆在意大利则已作为蔬菜栽培。据说16世纪下半叶，德雷克等著名海盗将土豆引入英国，16世纪80年代英国大海盗雷利等人又将其传入爱尔兰，至迟1596年英国人杰拉德已在他伦敦的园子种土豆。
1552和1553年，西班牙人戈马拉撰写的《印第安通史》和《秘鲁年鉴》出版，成为最早介绍土豆的西方文献。法国农学家德·塞尔于1600年确切地介绍了土豆，奥地利人克罗修斯则于1601年对其做了最早的植物学描述。
中世末期至近代初期，欧洲战争频仍，大大刺激了土豆的推广和普及。1641年爱尔兰爆发反英起义，英国入侵者在爱尔兰残酷镇压并捣毁庄稼，大多数农作物颗粒无收，而土豆却在地下安然躲过了战火，使爱尔兰人得以度过饥荒，爱尔兰也成了首个以土豆为主食之一的欧洲国家。
1697年至1698年间，俄国彼得大帝在西欧微服暗访，回国后，收到荷兰朋友寄来的一袋土豆（薯块），彼得大帝下令把它们分送各省栽培，土豆从此传入俄国。与其在西欧长期受歧视的境况相反，整个18世纪的俄国，土豆作为稀有食物基本上只供应贵族家庭。不过，由于常发生因发芽或皮肉发绿的部分没削掉、没煮熟而导致食物中毒的情况，故有人称其为“鬼怪苹果”，广大农民、农奴也不太接受它。
但1765年俄国的一场饥荒和瘟疫，促使凯瑟琳大帝认识到土豆的重要性，于是沙皇政府开始大力鼓励种植。此后尼古拉一世也继续劝农种植土豆，使其在俄国推广开来。到苏联解体前，俄国是世界上头号土豆种植大国。
美国学者拉塞尔·伍德说，在莫卧儿王朝建立后，葡人将土豆、玉米等引入印度，又提及在17世纪的印度，玉米“可能还鲜为人知”。已知莫卧儿王朝存在于1526年至1858年，由此推知土豆约在16世纪下半叶传入印度，随后又传入印尼。
据西方史料记载，荷兰人于1601年把土豆运到日本长崎。近年的研究进一步探明，荷兰人是从印尼爪哇岛的雅加达港将土豆运进日本长崎的。所以，中世晚期至近代早期日本人便称土豆为“ジャガタラ芋”。后经过音变和简化，演化为今日语中的土豆一词“ジャガイモ”。18世纪末，俄国人又从北方将土豆传入北海道，使之在日本东北部传开，并从观赏之物转为饲料，再转为蔬菜和粮食。
土豆优点诸多，如对土壤要求低，对水肥需求少、产量高、营养较好、加工食用方便、能在高海拔寒冷地区生长等，因而在16世纪末传向世界各地。说起来，土豆传入中国的路线也可能是南北两条。
17世纪中叶荷兰人把土豆从日本传入台湾，据荷人斯特鲁伊斯所述，他曾于1650年在台湾看到土豆栽培。此后又传入闽、粤，所以那一带至今还称之为“荷兰薯”“爪哇薯”。1700年左右，西方人在舟山岛的定海县也看到有土豆栽培。
而最早记述土豆的中国史籍可能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土芋，释名土卵、黄独、土豆。土芋蔓生，叶如豆叶，鶗鴂（指杜鹃）食后弥吐，人不可食。”又云：“土卵蔓生，如芋……人以灰汁煮食之……肉白皮黄……可蒸食之。”随后，《农政全书》也云：“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叶），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这表明土豆在明末就已传入中国了。
明末吕毖《明宫史》记有宫中所要采进尝鲜的“斯時所尚珍味”，其中就有“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糟笋……不可胜数”。《四库全书》里再次提到土豆，并表示它是供贵族吃食的珍味，且把土豆和山药分开，还说明它产自北京地区，所以这里的土豆应该就是马铃薯。不过中国人与欧洲人一样，最初也怀疑土豆有毒。
约在1680年，康熙年间《畿辅通志·物产》记载有：“土芋一名土豆，蒸食之味如番薯。”说明17世纪80年代以前土豆已从北路传入河北。马铃薯之名则最早见于1700年福建省的《松溪县志·物产》：“菜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康熙年间《福建通志》提及泉州府“有芋薯，有番薯”。芋薯可能是从土芋到土豆的一种过渡叫法。道光年间，植物学家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详述阳芋（土豆）的情况，还说山西“俗呼山药蛋”，此为首次记载了土豆的两个常见别名：阳（洋）芋和山药蛋，另还绘了土豆全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确切的土豆图。
近代，土豆的种植已遍及全中国，随着我国生产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它逐步退出中国人的主食食谱，而扮演着常见菜肴的角色。今天，用现代化工业方法加工制作的各种油炸、膨化（马铃）薯片也很流行，极受欢迎。2008年全国土豆栽种面积为8800多万亩，平均亩产近1000公斤，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土豆生产国和消费国，土豆也发展为世界上仅次于小麦、水稻、玉米的第四大农作物，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且都已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扎下根来，人们常以“烫手的山芋（洋芋）”，表示事情难办和棘手。
甘薯（Ipomoea batatas）通称红薯、白薯、番薯、地瓜、红苕等，属旋花科，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块根植物。甘薯的块根作食物时既可熟食又可生吃，还可作饲料、制糖和制酒等，其茎蔓叶可做饲料，是比较重要的粮食和多用途作物。
甘薯的起源地比较神秘。其栽培种起源于中南美洲。20世纪60年代末从南美洲秘鲁智尔卡峡谷的洞穴里发掘出的甘薯块根遗物，经测定已有上万年历史。在中美洲，甘薯至少在5000年前就被印第安人驯化栽培了。人们设定甘薯的起源中心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口之间，其栽培种是在这片地区最早驯化培育形成，由当地印第安人于4500年前传播到加勒比海地区和南美洲。
到近哥伦布时代，亚马逊河流域和奥里诺科河流域热带雨林的印第安阿兹特克人、哥伦比亚波哥大（城）河谷地区的奇布查人、玛雅人等许多印第安部族都广泛种植甘薯。
约15世纪末，甘薯由哥伦布和史学家奥维多带回欧洲，但他们带回的是薯块，还没有将之进行栽培。1526年，甘薯被西班牙人从西印度群岛引入西班牙栽培，又从那里传入欧洲各国。
但甘薯在欧洲的传播比较缓慢，在一段时期内与土豆一样受到误解，被认为含有催欲素。17世纪，甘薯在西班牙扩大了种植面积，但由于饮食习惯和地理条件的原因，甘薯在欧洲的影响有限，文献记载和图画描绘也相对较少。
16世纪中后叶，西班牙史家和传教士贝尔纳迪诺·德·萨阿贡考察了阿兹特克人的甘薯田，在《新西班牙事物通史》中才写下了甘薯的翔实信息：“还有其他可食用的根，像地下的芜菁一样形成，被称为‘卡莫特利’（камотли）：这些是当地的甘薯，它们被煮熟、生吃和油炸。”17世纪中后叶的德国学者埃尔肖尔茨才画下了较真实完整的甘薯藤叶块茎全图。
16世纪往返于美洲和非洲的贩奴船以甘薯作为奴隶的粮食，也由此将其传入西非沿海并逐渐普及到非洲各地，并由大西洋进入印度洋，最终到达印度。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人把甘薯带到马来群岛，首先是菲律宾的马尼拉和印尼的摩鹿加，再由这片群岛传入亚洲大陆各国。
甘薯在大洋洲的传播史十分神秘。1769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在玻利尼西亚群岛的塔希提岛发现当地土著居民栽种、吃食甘薯。甘薯无疑起源于美洲，并在最早的麦哲伦横渡太平洋前已确定地来到了塔希提，也被确凿地带入了新西兰，而此前并没有欧洲人到过那里。
在那一带的库克群岛上发现的甘薯（块根）遗物，经放射性碳定年法知其可追溯到公元1000年，认为甘薯传到玻利尼西亚群岛中部的时间可能在公元700年，并猜测很可能是玻利尼西亚人航行到南美带回了甘薯，又将其传播到复活节岛、夏威夷和新西兰，因玻利尼西亚人的航海传统和水平都比南美印第安人悠久和高超得多，让甘薯作为从南美洲返航的筏子上的储粮之一传入了大洋洲，这才为在库克和哥伦布等人抵达以前甘薯就已传布于太平洋各群岛提供了惟一可行的解释。
甘薯在日本的传播比较曲折。尽管葡人早在1542年首次抵达日本种子岛，但甘薯并未传入，而是于17世纪伊始由中国大陆传入琉球（当时为中国册封国，今为日本冲绳）。1615年，英国人理查德·考克斯在1615年6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们把这种薯类移植到了长崎地区。”此为甘薯传入日本内地的首次文字记载。17世纪下半叶，日本文献《清良记》和《农业全书》中也有了甘薯的记载。
1731年，石见国大森地区的代官井户正明在一个云游僧的建议下，将获得的100斤甘薯予以栽培以备灾荒所需，这是山阴地区首次栽培甘薯。与此同时，关东地区也有个叫青木昆阳的人向幕府进言引种甘薯以备荒，于是在1735年，他们从萨摩地区（鹿儿岛）得到一些甘薯并种植在江户（东京）一带的小石川养生所(今为植物园），后又移植到下总国千叶郡马加村和上总国山边郡不动堂村。
甘薯遂逐渐在关东地区和全日本普及开来，所以在日文中，甘薯又写成萨摩薯、唐薯、琉球薯等，且寓意皆与其来源地有关。18世纪60年代，几个在日本待过的朝鲜人把甘薯从日本传入朝鲜半岛汉城地区栽培。19世纪伊始，日本农书《成形图说》已有详细的甘薯介绍和精美图画解析。
甘薯在中国的传播也充满神秘，约16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致经海陆两路传入中国。早在1576年的《云南通志》，就有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种植“红薯”的记载，并把它排列在薯蓣(山药)和云板薯之间，但无说明和形状描绘。明末祁彪佳《寓山注·豳圃》云：“又从海外得红薯异种，每一本，可植二三亩，每亩可收得薯一二车，以代粒，足裹百人腹。”可知《云南通志》中的红薯极可能是美洲甘薯。
据宣统年间《东莞县志》记：1580年，广东凤冈人陈益乘船到安南（越南），当地首领用一种名“白薯”的土产招待，味道甘美。陈“觊其种，贿于酋奴，获之”。由于来自番邦，故名之为番薯。接着，福建长乐人陈振龙也把甘薯引入福建。何乔远记载：“万历中，闽人又得之外国……盖渡闽海而南，有吕宋国……以通商故，闽人多贾吕宋焉。其国有朱薯，被野连山而是……然悭而不与中国人。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盖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闽书》）
徐光启记述的甘薯传入则更加神秘有趣。“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种移植，略通闽广之境也”（《农政全书》）。上述记载都说明，在邻国封锁禁运的情况下，甘薯是被聪明的中国人偷着引入中国的。
甘薯传入中国后，16世纪末福建发生饥荒，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甘薯种植，饥民得以度过饥荒，人们也逐步认识了甘薯的许多优点。何乔远在《闽书》中提到，由于甘薯的广泛种植，在泉州其“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耋童孺行道衢乞之人皆可食。徐光启总结出甘薯有“十三胜”，包括高产益人、色白味甘、繁殖快速、防灾救饥、可充笾豆（祭祀品）、可酿酒、可久藏、可作饼饵、生熟可食、不妨农功、可避蝗虫等。
甘薯本身具有抗涝、耐旱、耐瘠等特性，极适合中国的地形土壤气候条件和中国人的口味。加上近代以来中国人口多、密度大，因而中国的甘薯产量和播种面积早已居世界首位，是甘薯生产和消费的头号大国，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7500万至8000万亩，约占世界种植面积的60%，年产量约12000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80%，在我国粮食作物中排名第四。
中国人还发展出烤甘薯、煮红薯稀饭、甘薯粉蒸肉及晾晒成干当作小零食等吃法。中国还诞生了“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流行的谚语和典故。可见，远道而来的甘薯在中国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玉米、土豆、甘薯三大粮食作物都具有产量高、生长快、对土肥水要求低、对气候适应性强、播种期长、耗工少、受病虫害的影响小、便于储藏和可多种加工等诸多优点，它们的广泛传播和全面普及，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养活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口。
玉米在世界各地发挥的作用都很大，是仅次于小麦、水稻的第三大粮食作物，摩尔根盛赞“所有其他谷物加到一起，也不如玉蜀黍这一资源对推动人类早期进步这样有力”。玉米在干旱炎热贫瘠的非洲作用更大，让大量瘦骨嶙峋的黑人得以果腹。今日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等非洲国家的国徽上都有玉米棒的图案。
而土豆在西方发挥的作用比在东方大得多，据说它在欧洲的普及使得人们能早于传统的习惯法结婚生育，布罗代尔也承认土豆是促使欧洲人口增长的因素之一。赫鲁晓夫更把土豆烧牛肉视为最佳菜肴。
甘薯在东方所发挥的作用大于西方，在中国的作用最大。如前述，其抗涝、耐旱、耐瘠等特性极适合中国的地形土壤气候条件，中国人对其滋味也甚是喜爱，这都让甘薯在中国的产量和播种面积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
玉米、土豆、甘薯等也可用作饲料（包括果实和茎蔓枝叶），也大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生产了更多的肉蛋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增强了人们的体质，促进智力的提升。总之，美洲三大粮食作物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农业物质文明和饮食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积极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