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姿多彩并散发出异域魅力的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是历经两千多年多元文化交流、互动和融合而产生的文化精品。它既是中华民族体育“多元一体格局”当中重要的“一元”，也曾经为中华民族体育“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因此，笔者认为对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背景、主要表现形式和途径进行深入研究，在国家安全、地区安定及民族团结受到严重挑战与威胁的当下，有助于正确阐明新疆历史，实现新疆多元民族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构筑多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目标，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背景

1.1自然生态环境

世界上任何民族体育的萌发都与该民族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也造就了形式多样、异彩纷呈的民族体育。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曾经创造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民族体育，与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新疆南疆地区由于受东南、西南季风的影响，降水稀少，气候干旱，是我国降水最少的地区之一，其气候类型属于暖温带干旱荒漠气候。由于环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周围高山的冰雪消融形成了许多内陆河。这些内陆河流经过的区域形成了一片片绿洲。这些绿洲便成为了古代新疆农耕文化的发源地。据史书记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1］，而且，《册府元龟·外臣传》中更明确记载:“龟兹国，……一说有城郭屋宇，耕田产牧为业。”［2］可见，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使古代新疆诸绿洲形成了以农耕经济为主、以畜牧业为辅的经济类型。这种绿洲农耕经济也为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的生成、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1.2人文地理环境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交汇处，其地理形势主要为“三山夹两盆”，即北部阿尔泰山、中部天山，南部昆仑山环抱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得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既自成体系而又处于多种文化区的包围和辐射之中:其之东有中原文化，南有印度文化，西有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北有游牧文化。而且，伴随着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畅行，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周边许多地区和国家发生着频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与互动。正如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所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3］可见，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得多种文化类型在此汇聚、碰撞、冲突、交流、互动和融合，从而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具有融合性特征的绿洲农耕文化。同时，多元文化生态也造就了花开别样和异彩纷呈的绿洲农耕民族体育。

1.3多种经济类型

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除了农耕经济和畜牧业经济之外，还有一种基于自由贸易的商品型经济。这种商品型经济得益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4］在新疆南疆库车县的克孜尔等石窟中亦绘有许多《商旅图》。如克孜尔石窟第13号窟主室拱形顶上的《商旅图》，绘了一位商人正在驱赶着一头驮着货物的毛驴。这类《商旅图》壁画题材真实地反映出了丝绸之路上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商业活动的繁忙景象。简言之，多种经济类型的并存使得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体育文化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1.4民族迁徙

历史上，有许多游牧民族迁徙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如公元840年前后游牧于漠北的回鹘人由于外族入侵被迫举族迁徙，其中大部分即迁入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而随着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亦有大批蒙古人迁徙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跟随历史进程的推进，这些迁徙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游牧民族皆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逐渐由草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也即由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可见，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实现了异质民族间的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亦实现了异质民族体育文化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从而促进了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多元化和多样性文化生态的生成。

1.5政治交往

历史上，随着中原王朝对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管辖与控制，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建立起了常态化的政治交往。在这一过程中，其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极其频繁。因此，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异彩纷呈的乐舞艺术和杂技百戏活动东渐到中原地区，其为中华民族体育“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中原地区极具特色的乐舞元素也西输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亦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体育文化并使其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化。

此外，由于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游牧民族地区比邻而居，其相互间的政治交往也非常频繁。如汉文帝前元3年(公元前176年)前后，匈奴势力进入西域，“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三)十六国皆已为匈奴。”［5］另据《魏书·西域传》记载:“疏勒国，……每岁常供送于突厥。”［6］可见，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臣属于匈奴、突厥等古代新疆游牧民族政权，其相互间的政治往来非常频繁。随着双方的政治往来，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异彩纷呈的体育文化也逐渐流传到古代新疆游牧民族地区，而古代新疆游牧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元素也逐渐被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所吸收、借鉴与融合，从而使得双方体育文化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个性特征。

2.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

2.1乞寒舞

乞寒舞，又称为《苏幕遮》《浑脱舞》《泼寒胡戏》，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集祭祀性、集体性和武舞特征为一体的，具有祈福、禳灾和娱乐性质的一种节庆体育活动形式。据唐代僧人慧琳所著的《一切经音义》记载：“苏幕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达。此戏本出自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状，以泥土沾洒行人，或持绢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灾，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7］。乞寒舞不仅在古代龟兹地区盛行，而且，在吐鲁番地区的高昌也很流行。据《宋史·高昌传》记载:“乐多琵琶、箜篌，俗好骑射，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用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余二社、冬至亦然。以银或鍮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8］可见，在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乞寒舞已经成为当地民众一年一度祈福、禳灾和娱乐民众的重要民俗体育活动形式。

通过研究发现，曾经盛行于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乞寒舞”具有多元文化融合性的特征。第一，乞寒舞中捉人为戏的“人”应指罗刹的扮演者，而“罗刹”应是印度佛教中的人物；第二，泼水沾洒行人，是古代波斯、印度供奉不死之神的活动；第三，乞寒舞中伴奏的许多乐器都是由其他地区传入的。如鼗鼓是中原周朝就有的乐器；鸡娄鼓源于西亚，因形似鸡娄而得名;琵琶和箜篌由波斯传入；弓形箜篌源于古印度。可见，无论是从乞寒舞的活动内容还是从其所伴奏的乐器来看，乞寒舞皆是多元文化交流、互动与融合背景下的民俗体育艺术结晶。

另一方面，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贸和文化等方面持续不断的交往与联系，盛行于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乞寒舞也逐渐东渐到中原地区，曾经成为唐王朝宫廷礼仪中作为接见蕃夷的重要活动内容，后来也还曾经作为中原地区民间民俗体育文化而存在过。后来，随着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联系，乞寒舞远传日本，并对当地的民俗体育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

2.2狮子舞

狮子舞并非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土特产”，而是在公元前后由波斯传入的。在古代波斯地区，历来把狮子特别是雄性狮子当作王权的象征。作为王权象征的狮子形象元素也被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所吸收与借鉴。如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疏勒国“其王戴金师(狮)子冠”［9］；龟兹国国王在朝会时也是“坐金师(狮)子座”并自称“狮子王”。在我国历史文献中多有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流行狮子舞的记载，如《乐府杂录·龟兹部》中就有：“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10］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挖掘出土的文物中，有一组乐舞百戏的彩色泥俑，其中就有狮子舞的泥俑。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间，狮子舞在新疆地区仍很流行。据《乌鲁木齐杂记》记载：“孤木地屯与昌吉屯以舞狮相赛，比相上下也。昌吉人舞酣之际，喷出红笺五六尺，金书‘天下太平’，随风飞舞，群众喧观，遂擅胜。”［11］可见，虽然狮子舞起源于古代波斯地区，但它一经传入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就受到当地民众的普遍喜爱，并逐渐成为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所喜闻乐见的民俗体育活动形式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狮子舞也东渐到中原地区，逐渐成为宫廷礼仪的重要活动内容和民俗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旧唐书》记载：“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狮子鸷兽，出于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衣，人居其中，像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佛，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昆仑象。”［12］可见，在唐代宫廷礼仪中，狮子舞表演极其繁盛。而在民间，民众则认为舞狮子具有辟邪驱鬼的作用，因而在表演的过程中更加自由、活泼，具有更多的感情色彩。如今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狮子舞即具些特点。

此外，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游牧民族地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狮子舞也被古代新疆游牧民族地区所吸收和借鉴。《新唐书·回鹘传》记载:“(黠戛斯)乐有笛、鼓、笙、筚篥，戏有弄驼、狮子、马伎、绳伎”［13］可见，古代新疆游牧民族黠戛斯也极其盛行狮子舞表演。

2.3马舞

古代新疆游牧民族地区的舞马(即训练马跳舞，是人们用音乐的节拍，训练马进行有节奏的舞蹈动作)活动盛行，这种活动是模拟马的神态和动作的舞蹈艺术。马舞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吸收、借鉴古代新疆游牧民族地区的舞马活动而推陈出新的、具有融合性特征的艺术形式。

马舞一经出现，就受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民众的普遍喜爱。1960年，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第336号墓就出土了一件彩绘马舞泥俑，马通体呈白色，躯体中空，下露四肢如人足；骑马者头戴黑幞头，上身穿绿短衣，其一手牵缰绳一手挥鞭作策马飞奔状，整个形象栩栩如生。马舞表演一般由三人完成，其中两人披上马的装饰形套装扮成马，即一人擎马头，双足作马的前肢，一人作马尾，双足作马的后肢，另一人骑于马上作骑手［14］。以此形象地再现骑士策马飞奔的飒爽英姿。

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马舞艺术也东渐到中原地区，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中原地区马舞表演的内容。如唐代段安节所撰的《乐府杂录》中记载:“马舞者，栊马人著彩衣，执鞭于床上舞蹀躞，蹄皆应节秦也。”［15］而今云南壮族地区和中原地区一些地方民俗节庆活动中也有“纸马舞”表演。这种纸马舞表演可能是源于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马舞艺术的一种变体，也可能是中原地区艺术家杂陈出新的一种具有融合性特征的民俗体育活动形式。

2.4乐舞艺术

在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乐舞艺术。汉唐之际，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形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乐舞艺术类型，主要有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等。这其中，“龟兹乐”更是独具特色。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16］。龟兹地区的舞蹈极富表现力，“皆初声颇复闲缓，度曲转急躁……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17］“抃，击其节也。抃者因其声以音节。龟兹伎人弹指为歌舞之节，亦抃之意也”。［18］有学者据此对龟兹舞蹈的美学特征作过精辟的概括:形体曲线多变成三道弯式、多“抃”和“弹指”动作、手型的千变万化、腾踏的舞步、“撼头”“弄目”以情动人。［19］可见，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乐舞艺术极富表现力。其乐舞艺术多具有融合性的特征。首先，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吸收、借鉴中亚地区的乐舞艺术。如柘枝舞和胡腾舞是由中亚地区的石国传入的;胡旋舞是由中亚地区的康国传入的。其次，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吸收、借鉴印度的乐舞元素。印度舞蹈以扭腰、出胯、掖腿，十指交叉、吸腿、双臂曲张等动作来强调它的舞蹈形象之美。这些舞蹈动作在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乐舞艺术中多有表现。第三，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吸收、借鉴中原地区的舞蹈元素。如盛行于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丝巾舞就是融合了中原地区丝巾舞的一种舞蹈艺术类型。

另一方面，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其多姿多彩的乐舞艺术也逐渐东渐到中原地区，并成为中原王朝宫廷乐舞元素和类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在我国隋朝初年宫廷乐舞《七部乐》中就有龟兹乐和疏勒乐。《隋书·音乐志》记载:“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20］；而到了唐代，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传入的“龟兹乐”更是成为宫廷乐舞的主旋律。唐玄宗在位期间将宫廷乐改为《立部伎》《坐部伎》后，在八种《立部伎》中有五种采用“龟兹乐”，六种《坐部伎》中有三种采用“龟兹乐”。可见，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乐舞艺术曾对中原地区的乐舞艺术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此外，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游牧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其多姿多彩的乐舞艺术也流传到古代新疆游牧民族地区。据《文献通考》记载:“(公元568年)其后帝聘皇后于突厥，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习焉，采用其声，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陈之。”［21］这里的“后帝”即周武帝宇文邕，他迎娶突厥阿史那公主为皇后，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多姿多彩的乐舞艺术均作为陪嫁物而东来。从中不难看出，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龟兹、高昌乐在古代新疆游牧民族“突厥”中极为盛行。

3.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融合途径分析

3.1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间体育文化交流与融合

首先，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因比邻游牧民族地区，其也吸收、借鉴和融合了许多古代新疆游牧民族地区的体育元素和内容，如流行于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马舞就是其吸收、借鉴和融合了游牧民族地区的舞马活动而产生的艺术类型。

其次，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如蒙古和回鹘等通过军事扩张和大规模民族迁徙等方式进入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在其体育文化相互间的碰撞、冲突、交流和互动过程中，一些游牧民族的体育文化形式逐渐流传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并在与当地体育文化碰撞、冲突、交流和互动过程中，逐渐呈现融合化的倾向。如盛行于新疆南疆的多朗舞就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吸收、借鉴迁入民族蒙古人的“倒刺”舞而形成的具有融合性特征的舞蹈类型。

第三，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游牧民族地区的交流和互动，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狮子舞、乐舞艺术和杂技百戏也逐渐被游牧民族所吸收和借鉴。例如公元700年前后，吐蕃对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的军事扩张和控制，亦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极具特色的乐舞艺术和丰富多彩的杂技百戏活动被吐蕃所吸收和借鉴。

总之，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进入该地区的游牧民族和与比邻而居的游牧民族地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游牧民族中丰富多彩的和民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文化形式逐渐被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所吸收和借鉴，从而为其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技艺高超的乐舞艺术和杂技百戏活动也被游牧民族所吸收和借鉴，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游牧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3.2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间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首先，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东渐。随着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中原地区通过政治交往和移民等途径的交流与互动，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异彩纷呈的乐舞艺术、丰富多彩的杂技百戏活动和民俗体育活动逐渐东渐到中原地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中原地区宫廷体育艺术和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其亦为中华民族体育“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次，是中原地区体育文化的西输。随着中原地区与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通过政治交往、屯垦戍边和移民等途径的交流与互动，盛行于中原地区的乐舞元素和民俗体育活动内容也逐渐西输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3.3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与西亚、中亚和南亚等地区间体育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一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吸收和借鉴了西亚的体育文化元素。随着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的军事扩张和公元前3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西亚政治势力影响增强，这直接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也是在这一时期，古希腊的舞蹈元素、古罗马的杂技百戏活动、波斯的狮子舞等民俗体育活动内容逐渐传入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并经当地艺术家吸收、借鉴和融合，逐渐发展出具有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艺术特色的乐舞艺术、杂技百戏活动和民俗体育活动内容。

二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吸收和借鉴了中亚地区的体育文化元素。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比邻中亚地区，因此，在其相互间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也吸收、借鉴了许多中亚地区的体育文化。如吸收与借鉴了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和柘枝舞等。这些多姿多彩的舞蹈艺术类型一经传入，就受到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民众的普遍喜爱。

三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吸收和借鉴了南亚地区的体育文化元素。随着起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传入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源于古代印度佛教的舞蹈艺术也逐渐被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所吸收与借鉴，从而使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佛教韵味的诸多乐舞艺术类型，其中的于阗乐、疏勒乐、龟兹乐和高昌乐就是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地区乐舞艺术融合化的典型代表。

4.结语

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地理环境、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民族迁徙及政治交往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使其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多元性和融合性的特征。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途径主要是其与古代新疆游牧民族之间、与中原地区之间及其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之间的交流、互动和融合。可见，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融合促进了古代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的生成、发展和繁荣。借古鉴今，我们应当加强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使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新疆绿洲农耕民族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定，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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