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与文明传承｜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意义与途径 —

文化遗产与文明传承｜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意义与途径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 作者：何星亮 / 日期：2026-07-15 / 浏览：42 次

作者简介

何星亮，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国务院参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决策咨询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职。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主要有中华民族文化与宗教、新疆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文化学）理论与方法等。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本文通过界定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及其多维价值，进而阐述了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意义：既是创新中国特色文化遗产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赓续中华文明根脉、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战略举措。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系统性治理体系、强化监管督察、创新活化利用模式、科技赋能及多元共治等五大实践路径，旨在为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守护”向“活态传承”跨越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遗产；系统观念；保护传承；活化利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置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发表了一系列高瞻远瞩的重要论述，相关理论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11月在湖北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1]同年11月28日，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指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的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2]这些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化遗产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

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3]。

为何要推动“系统性保护”与“统一监管”？为何要强调“活态传承”和“活化利用”？这一战略抉择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历史逻辑与时代意义？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又应如何构建起科学高效的保护体系与充满活力的传承和利用机制？

本文立足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要求，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守护”向“活态传承”和“活化利用”跨越，提供一些理论思考与实践参考。

一、文化遗产的类型与价值

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古国，中国拥有极其丰厚且多元的文化遗产资源。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物质和非物质载体，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智慧的结晶。科学认知文化遗产的类型划分，深刻阐释其多维价值，是推进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逻辑起点。

（一）文化遗产的类型

根据形态特征与存在方式，文化遗产主要划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两大类。

根据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物质文化遗产（文物）“是指人类创造的或者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下列物质遗存”。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五类：一是“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古石刻、古壁画”；二是“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三是“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是“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手稿和图书资料等”；五是“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4]。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主要包括以下五类：一是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是表演艺术；三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的手工艺技能[5]。

（二）文化遗产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应“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6]，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文化遗产的价值是全方位、多层次的，集中体现在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科学及艺术六个维度。

历史价值：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空坐标。文化遗产是民族和国家记忆的实体载体，是历史真实性最直观的证明。其一，文化遗产是还原历史真相的基石。文物与遗址是历史的直接见证。通过长城、故宫、殷墟等遗产，我们得以跨越时空，直观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演变、技术进步与生活图景，而非仅仅依赖抽象的文字记载。其二，文化遗产是传承文明脉络的纽带。文化遗产深刻地诉说着过去，也影响着当下与未来。保护好这些“时间坐标”，就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确保中华文明在漫长的演进中保持连续性与完整性。

文化价值：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精神纽带。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的栖息地，是文化自信的深厚源泉。一方面，共同的文化遗产是维系民族情感的强力胶，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有助于在全球化浪潮中筑牢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深入挖掘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社会价值：公民教育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在社会治理与公民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是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场所为社会教育提供生动教材，能够有效培养公众的历史意识、审美情趣和爱国情怀。二是文化遗产往往承载着特定区域或群体的集体记忆，对其共同保护与传承，有助于增进社会成员间的理解与尊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经济价值：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引擎。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可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一是文化遗产是旅游业的重要资源，可以赋能文旅融合，有效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关联产业发展，助力区域经济振兴。另一方面，文化遗产元素融入现代设计与文创产品，能够催生新经济业态和新模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科学价值：古代智慧与现代研究的实证样本。大多数文化遗产蕴含着极高的科学内涵与研究价值。一是古代建筑、水利工程（如都江堰）等展现了古人的卓越智慧，为现代建筑学、水利学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其二，传统村落、农业景观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生态智慧，为当代解决环境问题、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借鉴或启示。

艺术价值：提升审美境界的美学宝库。文化遗产是艺术创造的集大成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一方面，古代的建筑、雕塑、书画及工艺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技艺，可以持续提升公众的审美水平与艺术修养。另一方面，文化遗产中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哲学思想，能够给予现代人精神上的慰藉与启迪，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二、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系统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遗产领域的集中体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一理念不仅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规律的深刻把握，更是对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战略擘画，其意义体现在理论、政治、文化及国际等多个维度。

（一）理论维度：创新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构建起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7]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8]

系统观念注重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新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坚持系统观，突破单点、分散、静态保护的传统模式，树立系统、整体、全域保护新理念；贯通保护、监管、传承、利用的内在逻辑，塑造中国式文化遗产保护理论新范式。

例如，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从“点状修缮”转向“整体-全域-全生命周期”的系统保护范式，即保护范畴不再局限于故宫、天坛、钟鼓楼等标志性建筑单体，而是将中轴线沿线的历史道路、景观视廊、老城空间形态、历史河湖水系、成片传统平房区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存纳入同一保护框架，构建起“保护-监管-传承-利用”完整闭环。又如，敦煌莫高窟推行“保护-研究-阐释-开放利用”一体贯通的保护范式，依托物联网监测、预防性保护与“数字敦煌”开放平台等技术手段，统筹管控文物本体、自然环境、游客活动三者之间的耦合风险，实现保护、研究、阐释与可控开放的有机统一。

这些实践表明，当“系统观念”从哲学方法论落地转化为统一规划、法治保障、协同监管、数字技术、社会参与的完整保护实施体系，中国的文化遗产工作就能从“救火式单点修缮”转向“中国式整体性保护”的新范式。

（二）政治维度：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层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10]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1]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9]，这一进程正在孕育一种古今贯通的人类新文明形态。在此背景下，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上升为国家战略和政治责任，已成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使命，既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这一维度的关键，是强化党政同责、属地负责、终身追责的责任体系，层层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担当，把“保护”从道德呼吁变成政治纪律与制度硬约束。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平遥古城时明确指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把“统筹旅游发展、特色经营与古城保护”作为地方必须答好的政治题[12]。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赴安阳殷墟考察甲骨文诞生地时更是强调指出：“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1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把文化遗产保护从文化部门的专业议题提升为全党上下必须正视的“国之大者”。

（三）文化维度：赓续中华文明的根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沃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12]。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12]。系统保护物质与非物质各类遗产，传承历史文化，守护中华文明的完整基因谱系，以活态传承历史文脉、传统技艺和民俗礼仪等，推动文化遗产深度融入当代日常生活，持续涵养民族精神、厚植民族记忆，不断凝聚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由此可见，文化遗产是赓续中华文明的根脉，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沃土。我们必须坚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基础”。

如三星堆文明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就是践行上述理念的典型范例。其构建了“法治兜底、科技赋能、全民共享”的立体保护格局，实现从重物向重人、从单一展示向多元体验的转型，为文化遗产的永续传承提供了新的范式。一方面，依托《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筑牢法治屏障，以多学科科技手段攻克象牙等脆弱文物保存难题，夯实了文明赓续的根基。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式修复”重塑观展体验，借助数字文创与跨界联名激活IP价值，并创新“博物馆+文旅公司+社区共治”机制，实现从“静态封存”向“活态传承”的跨越，生动践行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四）国际维度：贡献中国智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中国以系统性、整体性、活态化的保护模式，超越西方偏重静态文物保护的固有局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方案”。依托厚重的文化遗产载体讲好中国故事，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2]总书记同时提出系列要求：“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12]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12]。通过系统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文化遗产，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全球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提供可借鉴的理念与实践范式，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在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长期缺少“茶”主题项目的空白。该遗产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特殊类别——“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的“自然与人类共同的作品”。它并非“博物馆式的死遗产”，而是一个延续千年、至今仍在运转的“活态农耕文明系统”。这份遗产的独特价值印证了一条核心保护理念：最高层次的遗产保护不是把自然封存、把人请走，而是让一套延续千年的“人-茶-林-山”共生系统，在现代条件下依然活得下去、活得更好。遗产地以“林茶共生”的生态智慧为根基，以茶祖信仰的内生伦理为护栏，以社区共享为利益基座，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提供了一种东方样本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为全球山地农业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经验”。

三、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实践路径

当前，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挑战与问题。一是系统性保护机制尚不健全，保护理念存在偏差。部分地区仍存在“重申报、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重物质、轻非遗，重本体、轻环境，重单点、轻整体，重抢救、轻预防”等倾向。有些地区管理体制分散，存在“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现象。二是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存在不足。非遗传承人“青黄不接”，活化利用质量不高，存在过度商业化与同质化问题。三是法治保障与监管体系有待加强，现行文化遗产法律体系呈现“分散式”特征，不同法律之间存在重叠与冲突。监管与问责机制不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四是现代科技与保护体系的融合有待深化。数据建而不用成为“数字废墟”。科技被工具化甚至娱乐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10]他还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12]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活化利用，需构建“依法治理、数字赋能、协同监督”的保护体系和“以用促保、融入生活”的传承机制。

（一）完善体制机制，构建系统性治理体系

构建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治理体系，必须遵循系统观念与整体保护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着力解决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加强制度顶层设计，统筹保护、利用、传承，坚持系统完整保护，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13]为此，需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一是破解多头管理难题，实现“四统一”。必须打破部门壁垒，建立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督察，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从单一的行业管理向全社会协同共治转型，确保各项工作衔接顺畅、落实高效。

二是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各级政府须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全面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划定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实行严格的空间分级分类管控，从源头上守住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底线。

三是全领域资源普查与建档。各级政府应推进全领域、全类别的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做到“应查尽查”。通过摸清家底、建立数字化资源名录与信息共享平台，消除文化遗产保护盲区，为科学决策和精准保护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四是实施“点-线-面”整体保护。在空间布局上，既要聚焦“点”，保护好单体文物与非遗项目；又要串联“线”，依托国家文化公园等载体串珠成链；更要拓展“面”，统筹名城、街区、村镇的整体风貌，最终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体系。

（二）建立统一权威的监管督察体制

建立统一权威的历史文化遗产监管督察体制。核心在于破解“重用轻保”“多头管理”“拆真建假”等痛点，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整合分散职能、健全层级督察、强化法治与科技支撑、压实责任与问责，形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统一督察、终身追责”的监管督察体系。

建立统一、权威的监管督察体制。一是统一监管标准。制定全国性分类保护标准、监管清单和督察指标体系。二是建立四级督察体系。行政督察（联合专项）、司法监督（检察公益诉讼）、公众监督（举报渠道）、专家督察（高校及科研院所评估）。三是压实主体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中的主体责任，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问效。”[12]应将遗产保护纳入党政考核，实行“三色”管理（蓝提醒、黄警告、红督办）和终身追责。四是跨部门、跨区域协同。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打通行政与司法壁垒。如山西晋城七部门协作，设立巡回法庭、公益诉讼专班。

（三）创新活态传承和活化利用路径

创新活态传承与活化利用路径，核心在于以系统性思维统筹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6]他还指出，应“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14]，“要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12]。

创新活态传承和活化利用路径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创新活态传承模式。完善四级传承人认定与退出机制，推进“师徒+院校+社区”结合；将非遗生活化嵌入日常；保留本土居民的原生态习俗，不搞过度拆迁。“加强传统村落、传统建筑保护传承利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5]二是创新活化利用路径。“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8]“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把文化旅游业打造成支柱产业。”[16]发展“遗产+文旅”（研学、民宿、考古游）、“遗产+乡村振兴”、“遗产+城市更新”。推动传统技艺创造性转化，开发文创、家居等产品；打造文化IP；老字号非遗焕新，对接新零售。三是文化遗产与创意产业融合，实现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双赢。开发文创产品、影视游戏赋能和可持续旅游（如贵州苗寨生态博物馆）。

（四）科技赋能保护与活化利用

科技赋能文化遗产，本质上是推动保护与利用范式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跨越、从“静态展示”向“动态活化”转型的数字化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12]数字孪生、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为历史遗存构建“数字生命”，实现文化遗产的永久保存与价值再生。

科技赋能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途径主要有：一是数字化记录与建档。通过高精度三维扫描等技术实现永久保存，建立文化遗产“数字基因库”。二是智能化监测与管理。建设智慧管理平台、病害智能预警体系和物联网感知体系。三是沉浸式展示与交互。通过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及全息投影等手段，将平面历史立体化、静态遗址动态化，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五）构建多元共治共享的全民参与格局

文化遗产保护正从单一的“政府包办”向“多元共治共享”转型。构建全民参与、多元共治共享的格局，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法治保障、规划统筹、公众参与、社会力量动员、教育传播、数字赋能、资金创新等多个维度协同推进，实现从“政府独角戏”到“社会大合唱”的转变。

构建多元共治共享的全民参与格局的途径主要有：一是构建协同共治架构。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二是公众参与从被动变主动。三是动员社会力量。如通过企业认养、基金引导、政企合作、低息贷款等，引导居民自治，修订村规民约，使居民成为“共建者”。通过上述路径，文化遗产保护从“政府独角戏”转变为“社会大合唱”，在当代获得更有生命力的传承。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系统工程。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主要有：一是创新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二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层支撑；三是赓续中华文明的根脉、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沃土；四是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实践路径主要有：一是构建全面系统的保护体系；二是建立统一权威的监管督察体制；三是创新活态传承和利用路径，四是科技赋能保护与活化利用；五是构建多元共治共享的全民参与格局。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不是某一部门、某一群体的专属责任，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担当的历史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更加系统的思维、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开放的胸怀，统筹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守护中华文明根脉的同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也才能以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为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系统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既是守护中华民族根脉的内在要求，更是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战略举措。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引，全面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工作方针，不断开创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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