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新疆回疆的回部社会以“回”的伊斯兰风俗命名，回疆经历前期的军府制和晚期的行省制，清王朝在新疆的中华礼治不改回疆风俗。儒释道庙宇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一部分，随着清朝新疆治理体系的建置渐次遍布回疆的各级城镇，造成回疆儒释道与伊斯兰的长期文化共生。清王朝的回疆治理通过儒释道庙宇的风教一以贯之，借助信仰风俗的共存与交流，产生儒释道与伊斯兰的文明会通，实属统合“因俗而治”的中华政教文明统治方略。
作者：王鹏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4期。
目次
一、前言：回疆儒释道庙宇的存在
二、灵镇岩疆：远迈汉唐的阿克苏道儒释道庙宇三、神佑西疆：德被群生的喀什噶尔道儒释道庙宇
四、结语：儒释道与伊斯兰的文化共生
一、前言：回疆儒释道庙宇的存在
中古以降，欧亚内陆腹地发生突厥化与伊斯兰化两项相互交织的重大历史进程，突厥语与伊斯兰文化逐渐成为西域的主要历史文化面貌。明末清初的中国西域天山以北为信仰喇嘛教的卫拉特蒙古诸部落游牧聚居，形成准噶尔汗国，天山以南主要为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聚居，是为叶尔羌汗国。魏源总称之为“南回北准”，实际上即嘉庆年间重修《大清一统志》新疆统部疆域概括的“北为旧准噶尔部，南为回部”，也反映出天山以北喇嘛教文化和天山以南伊斯兰教文化的历史空间分野。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统一天山南北，中国历代王朝自汉、唐、元统一西域以来，中央政权恢复西域的重新统一。清朝统一西域后逐渐以新疆定名，施行军政合一的军府制度，最高军政长官为伊犁将军，驻扎伊犁地区。另外，又设置归伊犁将军节制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和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驻扎乌鲁木齐满城巩宁，统辖东从巴里坤、哈密，西到乌苏，南至吐鲁番地区驻防的满、汉、回、蒙古等八旗绿营军队，并兼管镇迪道事务。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管辖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边缘各绿洲，“天山以南是为回疆。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后，建城八”，总管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八城事务，改革回疆传统伯克制度，成为清廷对回疆“因俗而治”的基本体制。清代新疆治理的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即为遍布天山南北的城池设置，其表征即为“城池为官守之责，庙宇亦风教之征”，儒释道庙宇及其承载的文化逐渐交融于新疆天山南北。儒释道庙宇主要指儒家坛壝、祠庙、佛教寺庙、道教宫观，以及儒释道融合一体的各种民间信仰庙宇。回疆维吾尔人逐渐熟悉儒释道庙宇及其社会文化形态，只与清真寺相互区别，一概认知为偶像庙宇，喀什噶尔人阿布尔·瓦西提·阿洪德指出崇拜偶像的人“用木头、泥土、铜、铁、石头和黄铜建造各种模仿人、动物和鸟类的偶像，并对它们顶礼膜拜”，“有时，他们会把神像抬到城市的街道上，当神像穿过（所有）通道过境，在城市中流传时，它就会对（城市）有益”，把庙宇演戏描述为“自古以来，在（中国）皇帝的国家里，偶像崇拜者就有这种被称为‘唱戏’（戏剧表演）的习俗，它类似于穆斯林的说书人和在集市上游荡布道的毛拉”。儒释道信仰的多样性、包容性和人文世俗性创造了与伊斯兰信仰相互尊重习俗的社区环境，共处同一宽容的社会空间。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重的陆海边疆危机向内地蔓延，社会矛盾持续激化，同治年间的陕甘民变波及新疆。随后新疆的大规模民变交织着域外浩罕、英国、沙俄势力的侵略，清王朝在新疆的军府统治体系崩溃瓦解，儒释道庙宇同样遭到破坏。清廷面对西北塞防和东南海防危机的同时爆发，统治集团最终通过左宗棠为代表的应对方略，“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维护整体的国家安全。左宗棠统率军队收复新疆之际，指出军府制时期“新疆地方因俗施治、政教各异”，总结新疆治乱的经验教训，推动实施郡县制打破回疆隔离体制，“渐以华风，望其长治久安”。清廷虽然收复新疆主权，但是“承平年间旧制，乱后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欲为一劳永逸之计，固舍增设郡县，别无良策”。清廷最终决定改变新疆藩部军府旧制，在新疆施行行省制度，于光绪十年（1884）正式建立新疆行省制度。新疆建省在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清朝统治者抛弃民族牵制的思想和民族隔离的政策，鼓励和支持中华文化，以便强化边疆居民的国家意识。晚清新疆省重建社会秩序，公共基础设施的重点在于“各处城池衙署，庙宇河渠”，新疆儒释道庙宇及其文化渐次恢复。清王朝回疆治理的域内儒释道庙宇历史延续性与域外国家表征在回疆区域可谓交织并进。
有清一代，新疆历史可划分为军府制的前期和行省制的晚期。军府制时期的新疆形成伊犁将军就近管辖的伊塔地区、乌鲁木齐都统管辖的新疆东部地区和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管辖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八城地区。这三大治理区域到新疆省演变为伊塔道、镇迪道、阿克苏道和喀什噶尔道四道行政区划。其中，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管辖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八城地区总称“回疆”，属于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约定俗成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军政区域，与省制时期的阿克苏道和喀什噶尔道行政区域前后相承。国外学界典范的历史认识是把清代回疆当作典型的穆斯林文化区，但回疆拥有坛壝、寺观和祠庙等各种形态的儒释道庙宇，这一史实会动摇“内陆亚洲史观”的清史历史理论基础。国内学界对新疆镇迪道的佛寺道观有整体的研究，证实清代至民初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镇迪道广泛分布儒家系统的坛庙祠堂和民众广泛参与的佛寺道观庙宇，指出清代新疆广布内地坛庙与神祇，但以伊斯兰文化为主的天山以南回疆社会呈现何种儒释道文化形态，儒释道与伊斯兰风俗之间的共存格局尚有待于揭橥。据此，本文在学术界关于清王朝边疆治理的“因俗而治”和“同文之治”历史认知之外，提出清代中国回疆治理“风同道一”的中华政教文明统治方略。
二、灵镇岩疆：远迈汉唐的阿克苏道儒释道庙宇
乾隆二十四年起，回疆东四城先后设立办事大臣驻扎体制。乾隆三十年至五十年，乌什一度成为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驻地。光绪八年，新疆回疆东四城设巡道一员，驻扎阿克苏，全称“分巡甘肃新疆阿克苏等处地方兵备道”，简称阿克苏道。原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的办事大臣体制渐次裁撤，转设为府二、厅一、直隶州一、县六、分县一，即温宿府、焉耆府，库车直隶州、乌什直隶厅，温宿县、拜城县、沙雅县、新平县、若羌县、轮台县、柯坪分县。阿克苏道的治所驻扎于温宿。阿克苏“地在冲要，为西至各回城及回疆各城，北往伊犁四达必由之孔道。以故内地商民及外藩人等，鳞集星萃，街市交错，茶坊、酒肆、旅店，莫不整洁”。阿克苏道属地区的儒释道庙宇主要集中在城镇及城关附近，乡村庙宇罕见，典礼祭祀与民间香火庙会遍布四季。
（一）温宿府的儒释道庙宇
温宿府即旧阿克苏回城，乾隆二十二年名阿克苏，后在回城西边建驻防新城；乾隆四十四年移乌什领队大臣来驻；嘉庆二年（1797）改办事大臣，隶属于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光绪九年（1883）迁建新城，光绪十年裁改直隶州；光绪二十八年升府，领县二。温宿县，道光十九年（1839）筑城，设巡检司巡检，二十八年改置。拜城县，光绪十年设置。
乾隆年间至嘉庆九年，阿克苏城有4座庙宇，包括北城楼观音阁、关帝庙、万寿宫、风雨神庙。关帝庙位于阿克苏城西门外，风雨神庙位于东门外。嘉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1796年12月28日），阿克苏办事大臣阳春保请求把关帝庙和风雨神庙列入地方官府春秋祀典，嘉庆帝准予每年春秋两季遣官祭祀关帝庙和风雨神祠。道光七年，清军在阿克苏重创张格尔叛军，伊犁将军长龄为宣扬国威，神化战神事迹，归结为“仰赖关帝威灵显赫”，“永靖边圉，必应加展诚敬，以期亿万年护国安民”。道光帝据此“加‘威显’二字封号”，阿克苏关帝的神迹上升为“大一统”的礼仪政治，颁行全国。咸丰十一年（1861），伊犁参赞大臣景廉奉命前往阿克苏查办私设盐课事件，途径阿克苏境内噶克察哈尔海军台，关帝庙“有石佛一尊，俨然石也，而灵应如响”，流传的神灵故事说“有防兵旋伊，在冰岭迷途，遇老叟，语之曰：‘予知路，特衰朽不能动履，子盍负我以行，我且为若指迷。’兵从之，因得出山，至军台，觉肩背甚重，力不能胜，置之地，则巨石耳，遂顶礼供奉，至今香火不绝”，景廉“过此亦展谒焉”。景廉到达塔玛哈塔什军台，又看见一座关帝庙，并记录山东人董作模所写的对联：“此地望凌山，叹鬼斧神工，现万种奇形变态；何人骋游辔，经冰梯雪窖，定一般动魄惊魂。”据此可见，回疆台站道路系统多有关帝庙，成为保佑交通安全畅通的路神。
晚清温宿府城的庙宇总计有9座，包括万寿宫、文庙、社稷坛、神祇坛、武庙、城隍庙、龙神祠、刘猛将军祠、方神庙。光绪十三年，关帝庙建于城西门，二十一年，文昌庙建于关帝庙内；光绪十八年，城隍庙建于城南门，昭忠祠建在城隍庙；光绪二十四年，龙王庙建于城南郊，刘猛将军祠则建于龙王庙；光绪三十四年，社稷坛建于城西郊，文庙建于城南门，神祇坛建于城西郊。阿克苏还有一座白云观，只有祖籍天津的金纶撰写的一副楹联流传，“廿年萧塞慕神仙，是何时法雨西来，忆否黄鹤楼中吹玉笛，谱清萧，落尽梅花增客恨；十载天涯劳薄宦，趁此日乘风东去，好向天津桥畔解金貂，换美酒，醉呼明月澄身前”。1922年，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斯科拉因游历阿克苏，自称“最喜欢去的地方是中国（道教）的白云观”，得知“白云之神通过神文与他的信徒交流，或者说直到最近还在通过神文与他的信徒交流”，“自从12年前两位天津商人离开后，神就再也没有向他的信徒们传达过任何书法信息”，认为“阿克苏的白云圣地却是一个宁静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与喀什噶尔所能引以为豪的肮脏、庸俗的庙宇截然不同”。晚清阿克苏白云观得到天津商民的赞助，一度成为香火及风景胜地。
晚清温宿县城的庙宇总计有8座，包括万寿宫、文庙、武庙、文昌宫、城隍庙、龙王庙、马王庙、方神庙。马王庙在县城西，方神庙在县城城外东南。光绪二十九年，社稷坛建于城西门外，神祇坛建于城西门外；光绪三十一年，先农坛建于城东郊四里；光绪二十七年，龙王庙建于城北门外温泉之上，光绪三十三年重修；宣统二年（1910），城隍庙建于城西北隅。晚清拜城县的庙宇总计有7座，包括万寿宫、文武庙、龙王庙、城隍庙、社稷神祇坛、昭忠祠、方神祠。光绪十三年，文庙、关帝庙、文昌庙建于城西北隅；光绪十六年，城隍庙建于城西街；光绪二十四年，龙王庙建于城西街。柯坪分县有先师和先农庙两座庙宇，光绪三十年建于县丞署东南的文庙。
（二）焉耆府的儒释道庙宇
焉耆府即旧喀喇沙尔回城，乾隆二十二年定名喀喇沙尔，二十三年建城。光绪八年裁办事大臣，设喀喇沙尔直隶厅，二十四年升府，易名焉耆，领县三。新平县，旧名罗布淖尔，属吐鲁番鲁克沁回王。光绪十一年设局蒲昌城，职掌屯防，二十四年置县。轮台县，旧设布古尔三品阿奇木伯克。光绪八年设布古尔巡检司巡检，二十八年以布古尔置县。婼羌县，光绪二十四年设卡克里克县丞，二十八年置县。
乾隆年间，喀喇沙尔有3座官修庙宇，分别是万寿宫、关帝庙和龙神庙。焉耆最早的儒释道庙宇属于官修，民间的参与令庙宇的世俗活动成为常态。其中比较活跃的是山西商人，山西人每于一地经商，一经发迹，先修关帝庙。焉耆在道光年间已由山西人集资在老城西南角修建一座关帝庙。道光八年，焉耆重建协顺城，儒释道庙宇随之兴起，或官兵共同集资修建，或商民捐资私修，数量之多，甚至超过内地一些城镇。民间历史记忆指出，乾隆年间修建的有关帝庙、龙王庙、八蜡庙、山神庙、财神庙，嘉庆年间修建的有马王庙，鲁班庙，道光至光绪年间陆续修建的有城隍庙、娘娘庙、方神庙、观音阁、文昌阁、文庙等。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的拜城县赛里木人毛拉木萨·赛拉米用察合台文记载“以前张格尔和卓占领七城时，从北京派来的名叫阿依将军（Ay Jiangjun）的人从张格尔手里夺取了七城”，道光帝“为了表彰阿依将军的功劳，以他的名义在乌什塔拉建立了寺庙并塑造了阿依将军的雕像”。伊犁将军长龄主持平定张格尔之乱，道光七年之后和硕乌什塔拉所建的祠庙当为长龄祠。毛拉木萨·赛拉米还指出当时中央政府规定“所有要迁往七城的官员必须在这里扫墓”，而且“不论官吏、商人或从北京方面来的路过者到达这里后，住宿一夜，按照他们的习惯烧纸、叩头，求其保佑，然后才起程赶道”，由此朝廷任命的回疆伯克称其为“伟大的房子”，“这些伯克的后裔也自称是‘伟大房子之主的后裔’”。和硕乌什塔拉长龄祠位于塔里木盆地与吐鲁番盆地的交界地带，此一祭祀忠烈贤良的政令与祭拜风俗主要面向塔里木盆地诸绿洲的回疆。
而晚清焉耆府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9座，包括万寿宫、关帝庙、城隍庙、龙王庙、圣庙、文昌阁、刘猛将军、方神祠、文庙。光绪十一年，龙王庙建于城南开都河水岸；光绪二十六年，关帝庙建于参将署西偏；城隍庙有两座，一座位于府署西偏，光绪二十六年建；还有一座城隍庙位于城南一百四十里库尔勒庄，社稷坛、神祇坛和先农坛位于城东郊一里；光绪三十四年，文庙建于府署东偏。土著化的汉人来自关内各地，按其各自地域习俗信奉多种儒释道神灵。宣统元年一月二十二日（1909年2月12日），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野村荣三郎到达焉耆，考察“城内有府县衙门与庙”，特别注意“渡口有龙王庙”，敏锐观察到地方风俗景观。直到近现代，焉耆尚存有大部分庙宇遗迹，龙王庙的旧址位于秦剧团所在地，财神庙则在粮食局面粉厂地方，其余的大多数都在城内。
晚清婼羌县的庙宇总计有4座，包括庆祝宫、社稷坛、城隍庙、定湘王庙。光绪十三年，社稷坛、神祇坛建于城东郊。光绪三十二年，城隍庙建于城中大街。晚清新平县的庙宇总计有4座，包括龙王庙、刘猛将军庙、关帝庙、城隍庙。光绪十六年，龙王庙和城隍庙建于县署东南隅。晚清轮台县的庙宇总计有4座，包括武庙、城隍庙、龙王庙（两座）。光绪四年，关帝庙建于县署西偏；光绪三十一年，城隍庙建于县署西偏，一座龙王庙建于县署西偏，另一座龙王庙建于城东九十里洋萨尔镇西街；宣统二年，先农坛建于城东门外一里。
（三）库车直隶州的儒释道庙宇
库车直隶州所在地域于乾隆二十三年定名库车，二十四年设办事大臣。光绪十年裁撤办事大臣，设置直隶州知州一人，下辖沙雅县。沙雅县，乾隆二十四年设阿奇木伯克，光绪十年裁撤，二十九年置县。
乾隆年间，库车有两座庙宇，分别是万寿宫和关帝庙。沙雅县有一座三尊庙。宣统元年二月十五日（1909年3月6日），野村荣三郎在沙雅发现三尊庙“祭孔子、文昌、关帝”。晚清库车直隶州的庙宇总计有9座，包括万寿宫、圣庙、文昌阁、关帝庙、城隍庙、刘猛将军庙、昭忠祠、龙王庙、方神祠。光绪四年，关帝庙、城隍庙建于城中大街；光绪二十六年，文庙建于城南大街，龙王庙、文昌庙（文昌阁）建于城中大街。方神祠位于城北，不仅在库车民间社会香火兴盛，影响力遍及回疆。库车地方社会流传的故事显示：“考方神原湖南善化人，姓黄名桂芳，道光间官喀什，偏裨黑水之围，张逆等灌城急独，慨然忠义愤激，投城赴水誓以身殉，须臾下流缺口，开城保无虞民，德而祠祀之，辄祈祷无不灵验。南路各城汉缠争奉香火，地方官朔望行香，亦为民请命之意也。”方神信仰的背后有着道光年间平定和卓后裔张格尔入卡作乱的历史记忆和现实的灵验传说，融合儒释道信仰三教杂糅的文化形态，共同塑造了方神民间信仰，成为儒释道文化回疆在地化的显著社会事实。
（四）乌什直隶厅的儒释道庙宇
乌什原名图尔瑞，乾隆二十年内属改名乌什，二十三年设办事大臣、参将。乾隆三十年，乾隆帝谕令“各城驻扎大臣，当以乌什为总汇之地”，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由喀什噶尔迁往乌什。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驻扎乌什20年，又迁回喀什噶尔。光绪九年设置直隶厅。
乾隆年间，乌什城有7座庙宇，集中在韦陀山，包括万寿宫、山川社稷坛、关帝庙、马祖殿、火神殿、观音阁、韦驮殿。嘉庆年间，又增修城隍殿。城外东关路北重修乾隆年间的一座关帝庙，殿后建玉皇阁、菩萨阁，殿前两侧建火神、马王、山神、土地、财神、龙王、风神、城隍、魁星等殿。韦陀山上关帝庙大殿有乾隆御笔题写的匾额“灵镇岩疆”，对联为“轶伦名炳千秋日，靖远威行万里风”，文治武功的治理融入关帝神灵的边疆化。嘉庆十年，晋昌至新疆任乌什办事大臣，《永宁城纪事》的诗句“旗开朝谒庙”，显示告庙仪式是清代回疆官员职事的自觉行为。嘉庆十五年，松筠在京城奏请将遣戍新兵王文龙等从乌什“调往伊犁”，王文龙等“诣关帝庙求签，如此去不利，即在彼起事，抗不遵调”，结果“乃三次俱获上吉，始相率就道，因得执法惩办，而该处回民亦均得宁戢相安”。关帝庙对于稳定回疆军政秩序确实发挥着信仰的力量。道光三十年，麟魁以副都统衔充任乌什办事大臣，其诗句“白柳丛中杂杏花，短墙近接梵王家”反映乌什的佛教信仰，并指出“西偏即韦陀山，下有泉出，上有庙宇”，韦驮殿即坐落于韦陀山上。咸丰元年，春熙接任麟魁任乌什办事大臣，作诗句“云霞艳艳笼山庙，杨柳依依荫使衙”，不但对山庙记忆犹新，更是认识到“几讶尉头非绝域，却从天外望中华”，追溯乌什汉唐旧名尉头，乌什早已经成为中华疆域。“韦陀山”即为当今的燕子山，仍然是地方风景名胜，可谓承载了千年不绝的儒释道文化内核。
晚清乌什直隶厅的庙宇总计有6座，包括万寿宫、文庙、城隍庙、关帝庙、龙神祠、昭忠祠。光绪五年，关帝庙建于城东关北头；光绪十年，城隍庙建于城东门；光绪十三年，龙王庙（龙神祠）建于城东关北头，昭忠祠建于城东关北头；光绪三十三年，文庙建于城东门。晚清乌什韦陀山又称乌赤山，韦陀山的命名源于儒释道庙宇群的上山，持续有清一代，山上刻有石碑，刻字“继超追宪”和“远迈汉唐”，中华传统的文化遗迹铸就地方胜景。
三、神佑西疆：德被群生的喀什噶尔道儒释道庙宇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清廷正式任命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乾隆上谕“工部侍郎纳世通著授为参赞大臣，在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总理回疆事务，从此形成定制。回疆西四城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总管回疆，驻扎于徕宁城，英吉沙尔设领队大臣，叶尔羌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和阗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乾嘉时期，大批的满汉驻防官兵成为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驻扎地儒释道的主要信众。至道光后期，喀什噶尔“新旧城并各乡庄共贸易民人1968名，年年续次来喀者，约计数千余人”，内地商民更多成为喀什噶尔儒释道文化的实践群体。光绪八年，新疆回疆西四城设巡道一员，驻扎喀什噶尔回城，全称“分巡甘肃新疆喀什噶尔等处地方兵备道”，简称喀什噶尔道。喀什噶尔道，治疏附县，转设为府二、厅一、分防厅一、州一、直隶州一、县六，即疏勒府、莎车府，英吉沙尔直隶厅、蒲犁分防厅，巴楚州、和阗直隶州，疏附县、伽师县、叶城县、皮山县、于阗县、洛浦县。喀什噶尔道地区的儒释道庙宇也主要集中在城镇及城关附近，典礼祭祀与民间香火庙会同样风行四季。
（一）疏勒府的儒释道庙宇
喀什噶尔于乾隆二十四年始设参赞大臣，逐渐职掌总办八城事务。疏勒即道光年新城恢武城，光绪九年裁参赞、协办，设置直隶州，二十九年升府，领县二。疏附即旧城回城与徕宁城逐渐连为一体，疏附县于光绪九年划乌兰乌苏河上游十一庄设置。伽师县，光绪二十九年以牌素巴特回庄设置。
乾隆年间，喀什噶尔徕宁城有两座庙宇，即万寿宫和关帝庙。地方官员个人纂修方志记载道光年间喀什噶尔城内庙宇已经有5座，分别是万寿宫、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和昭忠祠。清季疏勒府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有8座，包括庆祝宫、城隍庙、文庙、武庙、忠义祠、方神庙、观音阁、刘襄勤祠。光绪四年，忠义祠建于城北街；光绪十年，社稷坛、神祇坛建于城西八里，先农坛建于城北三里，关帝庙建于城西街，城隍庙建于城南街；光绪十五年，文庙建于城西北隅；光绪二十二年，刘襄勤祠建于城西北二里；光绪三十一年，府属八屯乡约及户民募资，龙王庙建于城北三里。刘襄勤祠即刘锦棠祠，斯坦因于1900年8月参观刘锦棠祠，称之为“一座雄伟的综合性建筑”，指出“毗连大门面向最里层院子的是一座精致的木构戏楼”，纪念祠的主体大厅“左、右两边的整个墙壁上贴满了一系列描述刘锦棠的胜利历程、政治活动及个人生活的大幅绘画”，并与祠堂祭司交谈并拍照。中国儒教庙宇给斯坦因留下深刻印象，直观感受到中华古典文明的情调。
事实上疏勒的儒释道庙宇众多，近现代疏勒县城文物遗迹及地方口碑流传的历史记忆表明，至19世纪初疏勒城庙宇林立，号称有十大庙宇。城隍庙坐北向南，灰瓦装顶，古雅壮观，位于南江春招待所后院，占地5亩多。每年农历三月三日为城隍庙庙会日，官府祭典，百姓焚香祈福。财神庙，供奉天官、寿官、福禄，位于南疆军区后勤部昆仑经营部所在地，占地不足1亩。每年农历正月初五为财神庙庙会日，商号饭馆等商业店铺的开市日。观音阁坐西向东，土木结构，主神为观世音菩萨，两边十八罗汉像，左侧为火神殿，两厢为雷公、电母、牛马王、土地神等，位于原南疆军区招待所旧址，占地6亩多。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日为观音阁庙会日，并有火神游街仪式。方神庙坐北朝南，木架结构，殿堂雄伟，庙前小广场为庙会空间，位于县医院住院病房和后勤部家属院，占地10亩左右。文庙，殿堂上供奉孔圣人牌位，位于第二小学院内。武庙即关帝庙，又称三圣庙，正殿牌位正中关羽，左侧周仓，右侧关平，位于县医院门诊部地址。娘娘庙以送子信仰著称，位于县粮仓院内，占地4亩左右，农历四月初八为庙会日。龙王庙设四海龙王画像，祈求风调雨顺的乡民居多，位于古勒苏坦小河旁，占地5亩余，每年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为庙会日。药王庙，庙址位于原军区警卫连驻处。鬼王庙，又称地藏王庙，主事丧葬，超度亡灵鬼魂，位于修造厂。晚清伽师县有一座城隍庙，光绪二十九年建于城中八栅（巴扎）。
晚清疏附县的庙宇有7座，包括社稷坛、先农坛、神祇坛、文昌庙、龙王庙、城隍庙、庆公祠。光绪九年，社稷坛、先农坛和神祇坛建于城东南五里；光绪十一年，城隍庙建于城西北隅；光绪二十四年，文昌庙、龙王庙建于城东北隅；光绪三十年，庆公祠建于城北三里。清末民初瑞典传教团的传教士陶伦奎斯特是一位摄影大师，他敏锐地捕捉到喀什噶尔一座古庙院内大殿的横幅上书“德被群生”，昭示着庙宇承载的中华文教。喀什噶尔回城疏附有一座耿公祠，建于光绪七年，位于东北方位高台，现在归属亚瓦格街道办事处布拉克贝希居委会地面。耿公祠是纪念东汉明帝的西域戊己校尉耿恭的祠堂，属于典型的儒家纪念性文化形态。耿公祠由一座大殿和一座小楼组成，殿堂为耿公彩色塑像，每年的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为庙会纪念日。晚清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耿公祠的主持一直为道士。耿公祠附近有泉水带出露，水池小溪相连流入吐曼河，相继建有佛寺、茶馆、旅店，民间俗称九龙泉，又称为耿公泉或耿公井，成为喀什噶尔回城疏附的儒释道风土胜景。1915年接替休假的马继业担任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的赛克斯和他的妹妹伊拉·赛克斯游览耿公祠，熟悉了中国东汉班超都护西域的历史典故，称之为班超祠。赛克斯兄妹“第一次来到中国人为这位英雄修建的风景如画的庙宇”，主持道士指给他们“看那些神龛里的神灵，这些神灵都是真人大小的石膏像，穿着华丽的丝绸长袍”，他们看到“所有的神灵面前都有供奉台，供奉者可以在上面焚香”，“这里有一个古雅的学生之神的形象，他拿着一根威风凛凛的手杖”。耿公祠当是耿恭与班超合祀的祠庙，学生之神应当是指文昌帝君，儒释道庙宇一般供奉主神外，都会配祀多种神祇。光绪十八年，游幕新疆十余年的萧雄叙写新疆组诗，其中有一首《香娘娘庙》：“庙貌巍峨水绕廊，纷纷女伴谒香娘。抒诚泣捧金蟾锁，密祷心中愿未偿。”萧雄记叙维吾尔妇女在庙前新开巴扎，被当地“汉人呼为阴八杂”，以儒释道民间信仰的文化形态指称香娘娘“甚著灵异，凡妇人求子、女子择婿，或夫妇不睦者，皆于八杂日虔诚祈祷”。光绪三十三年，伯希和率领法国西域科考探险队入境喀什噶尔，记录了阿帕克和卓麻扎的香妃传说，称“这里汉人称之为‘娘娘庙’”。喀什的阿帕克和卓麻扎又称“哈兹拉特麻扎（圣者之墓）”“和卓坟”，墓旁“枯木一株，千余年矣，呼为神树”，是新疆规模最大的伊斯兰教麻扎，乾隆的容妃被民间传说为香妃并葬于此，却被赋予道教的娘娘信仰文化，形成道教与伊斯兰教的复合文化形态。
（二）莎车府的儒释道庙宇
莎车即旧叶尔羌回城，乾隆二十六年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兼领队事务、副将等。道光十一年，清政府又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移驻叶尔羌，称为叶尔羌参赞大臣。光绪九年，裁办事、领队大臣，二十四年筑新城，设直隶州，二十八年升府。莎车府领厅一、州一、县二。蒲犁厅即旧色勒库尔地，光绪二十八年设置。巴楚州，道光十二年筑城并设粮员，光绪九年设置玛喇巴什直隶厅，设水利抚民通判，二十九年改置州，治巴尔楚克，易名巴楚。叶城县旧名哈哈里克，光绪九年设置。皮山县旧名固玛回庄，光绪二十八年于苏各庄置泽普县，随后又移至固玛，易名皮山县。
乾隆年间，叶尔羌城有5座庙宇，包括万寿宫、显忠祠、关帝庙（两座）、龙王庙。叶尔羌是回疆大城，曾经是总理回疆参赞大臣驻地，“内地商民，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各携货资，购觅宝玉，以至其地，故店铺馆舍辉煌齐整”。万寿宫中建有碑亭，所刻立的碑正是“御制平定回部勒铭叶尔奇木之碑”，而显忠祠对阵亡满汉官兵的崇德报功，都明确树立清王朝国家统治权合法性的祭祀文化标识。叶尔羌城内有一座关帝庙，乾隆二十四年驻防官员、兵丁、贸易民人共同集资捐建。龙王庙位于城外五十里叶尔羌河旁，乾隆四十二年修建，匾额为乾隆书写的“神佑濛疆”。另一座关帝庙位于叶尔羌城东南七十里的洗泊地方，乾隆二十四年由兆惠修建，乾隆书写了两块匾额，即“显佑寺”和“永镇西濛”。光绪年间《新疆地舆总图》大概反映乾隆年间的新疆舆地，其中的叶尔羌地区图幅绘有洗泊庙，当是这座关帝庙。叶尔羌办事大臣的衙署建在原玛罕默特和卓花园，北面建有一座观音阁。叶尔羌城东南还有一座土神庙，建于乾隆三十七年，土神庙中有一颗神树，被指认为“此昔日大将军捍御之树”，并有庙记指为“福地”。嘉庆二十一年，徐松实地考察黑水营故地，“至洗泊，旁建显佑寺，北为后土祠，中一枯树，合十数人抱，枝柯朽秃，砖石甃之”。土神庙被徐松称为后土祠，民间信仰的土地神被提升为总司土地神的国家土地最尊之神的祠庙。
晚清莎车府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7座，包括万寿宫、武庙、火神庙、龙神祠、昭忠祠、城隍庙、方神庙。更详细的记载表明，光绪七年，城中关帝庙（武庙）重修；光绪十八年，文昌庙、城隍庙建于城中；光绪二十四年，昭忠祠建于城中；光绪二十八年，龙王庙（龙神祠）、火神庙建于城中；光绪三十四年，修建神祇坛于城中。城中官府主导的儒家坛庙逐渐完备，光绪十八年修建文庙；光绪三十四年重修社稷坛；宣统二年重修先农坛。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一日（1906年10月18日），沙俄军官马达汉到叶尔羌“参观了两座中国庙宇”，并了解到一座庙宇边的巨大白杨神树被赋予神圣的灵气保佑世人。马达汉十月五日（11月20日）离开叶尔羌之前，考察了一座古老的中国庙宇，照片显示为关帝庙，正是光绪七年重修关帝庙，也即是乾隆二十四年所修最早的关帝庙。
事实上莎车庙宇数量更多，根据白合提亚尔的采访口述与历史记忆，莎车有14座儒释道庙宇。玉皇庙又称玉皇阁，建于嘉庆年间，坐落于灰瓦朱墙的三合庙院，正殿三间“玉皇大帝”神位，左右配殿各有风神、雷神、电神等的牌位，位于粮食局粮仓后慢坡上。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端阳日庙会，香火兴盛。三官庙又叫三清宫，供奉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位于粮食局院内。文庙又称孔庙，庙正殿供奉孔子神位及塑像，位于粮食局办公楼处。火神庙，供奉罗煊神像，属于铸造业和煤炭业行业人员的神祇，位于柴草局背后。药王庙，供奉孙思邈真人神像，位于粮食局街道内，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诞辰日庙会。土地庙，供奉土地爷塑像，位于政府西南角家属院与粮食局路口。财神庙又叫财神楼子，坐落于灰瓦朱墙的四合庙院，位于政府家属院。王爷庙即定湘王庙，当为上述方神庙，每年农历五月十八日定湘王诞辰日庙会。庙内有楹联：“家山回首两波臣，怅汨罗江上清风，三迭阳关度杨柳；流水知音一骚客，间采石矶头明月，几行醉客寄梅花。捐一身砥柱万丈洪涛，破贼胆，完喀城，景仰刚忠，足征气贯斗牛，灵钟衡岳；经上帝封为百砥主宰，解灾祸，扶疾病，馨香祀事，讵逊名重竹帛，像画云台。”观音庙又称观音阁，位于政府对面家属院内。娘娘庙，供奉云霄、琼霄、碧霄三位娘娘，以及眼光娘娘、送子娘娘，位于五一电影院。每年农历三月十八为庙会日，妇女祭祀求子的香火兴旺，成为城内最热闹的庙会。马王庙，供奉殷郊神像，两侧塑有马像，属于畜养骡马、骆驼和车马旅店行业人员的神祇，位于娘娘庙邻侧。龙王庙，殿宇宏伟堂皇，配置戏楼，每年农历六月六日为庙会日。城隍庙，供奉省、府、县三级城隍，正殿城隍爷神像，后院阎王殿，两侧墙壁画塑十八层地狱和天堂，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庙会日。关岳庙又称武庙，大殿内供奉关羽神像，配置戏楼，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为庙会日。
晚清巴楚州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5座，包括龙神庙、城隍庙、火神庙、文武庙、昭忠祠。光绪四年，关帝庙（武庙）建于城东门；光绪六年，龙王庙（龙神庙）建于城南一百六十里老五台；光绪二十一年，城隍庙建于城南门；光绪二十五年，刘猛将军祠建于城东门；光绪二十九年，忠义祠（昭忠祠）建于城南门。晚清蒲犁厅的庙宇总计有4座，包括武圣庙、城隍庙、风神庙、龙神祠。光绪三十年，龙王庙（龙神祠）建于城南郊，风神庙建于城西郊。晚清叶城县的庙宇总计有5座，包括武圣庙、文庙、文昌庙、城隍庙、方神庙。晚清皮山县有两座庙宇，龙王庙位于城南郊，光绪三十三年修建；火神庙位于城北大街，光绪三十四年修建。
（三）英吉沙尔直隶厅与和阗直隶州的儒释道庙宇
英吉沙尔直隶厅驻地原为英阿杂尔回城，乾隆二十四年筑城以“新城”定名，设总兵，三十一年设领队大臣。光绪九年裁领队，设置直隶厅。和阗即伊里齐回城，乾隆二十四年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光绪九年裁，设直隶州，领县二。于阗县，光绪九年设置，治哈拉哈什，随后移治克里雅。洛浦县，光绪二十八年析和阗东境玉河以东、于阗西境一根栏干以西地区设置。
乾隆年间，英吉沙尔有4座庙宇，包括万寿宫、关帝庙（两座）、廒神庙。晚清英吉沙尔直隶厅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总计有6座，包括关圣庙、龙王庙、万寿宫、城隍庙、方神庙、托公祠。光绪十一年，社稷坛、神祇坛建于城东关外一里，文昌庙、关帝庙建于城东北隅，龙王庙、昭忠祠建于城东南隅，城隍庙建于城西南隅；光绪十九年，托公祠建于城东南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1906年10月9日），沙俄军官马达汉在英吉沙尔城内看到其中的两座庙宇，但没有指明名称。
晚清和阗直隶州的庙宇总计有11座，包括文庙、武庙、城隍庙、文昌庙、社稷坛、神祇坛、龙神祠、昭忠祠、先农坛、刘猛将军庙、方神庙。光绪三年，社稷坛、神祇坛建于汉城西门外，先农坛建于汉城东门外东南隅；光绪四年，文庙、关帝庙建于回城；光绪十六年，城隍庙建于汉城北街。斯科拉因1922年发现“和阗城并不大，但却繁华热闹，让旅行者充分感受到了它的魅力”，和阗新城里“有官府衙门、兵营和弹药库、道观和几条商店街”。斯科拉因对回疆道观有清醒认知，专门数次记载。方神庙于回疆民间社会神明卓著，和阗方神庙“庙貌偏南疆，推当日御患之功”，以至于地方官员认为“似在应升祀典之列”。和阗地方“至民间善举，惟额籍汉民建有方神庙，集公费千余金。奉神外，兼施棺木及中元属祭等事”，和阗方神庙成为地方社会慈善活动的民间重要力量。
晚清洛浦县乡土志记载只有一座大庙，供奉的牌位包括先师、文昌、关帝、龙神、城隍、社稷、先农、神祇。光绪三十一年，文庙修建于城西门口；光绪三十四年，文庙内陆续修建社稷坛、神祇坛，再供奉各种神位；随后又在城东郊单独修建先农坛。晚清于阗县乡土志记载的庙宇有3座，包括文庙、武庙、城隍庙。光绪十一年，关帝庙（武庙）、城隍庙建于县署东偏；宣统二年，龙王庙建于县治东乡下恰鲁克庄。
四、结语：儒释道与伊斯兰的文化共生
“回”属于中国元明清时期对伊斯兰教信徒穆斯林的专称，其定名原则依据穆斯林社会的伊斯兰风俗。清代新疆回疆社会的宗教信仰以伊斯兰教为主，清真寺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社区中心，呈现出伊斯兰文化的整体面貌。伊斯兰教在清朝被称为“回教”，清代新疆的穆斯林社会据此被称为“回部”，天山南部八城所在地域被称为“回疆”。伊斯兰教对回疆维吾尔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生活习俗产生全面影响。西域第一部方志《西域图志》为清王朝所修，是清代统一治理西域的亲身经历者实录，其中专列一卷“寻风询俗”的“风俗”。清代回疆“每城设礼拜寺”，维吾尔居民“每七日赴礼拜寺诵经一次，务集四人合诵，不论贵贱贫富皆然”。《西域图志》编纂者以儒释道的文化经验描述“回人通经典者曰阿浑，为人诵经以攘灾迎福”，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人尊敬造化之主，以拜天为礼”。清真寺为清代回疆普遍的社会景观，规定着穆斯林的生产与生活节律。清代在作为大一统王朝重要表征的意义上继承了中国历史中的“礼治”传统，特别强调跨越语言与族群界域的同文之治。清王朝确立对西域新疆的合法统治，随之建立起军府制治理体系，而其治理方略的核心要义在于“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充分尊重回疆伊斯兰风俗，追求“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的礼治。毛拉木萨·赛拉米一生主要活动于回疆，见到过各种宰牲仪式，他所列举的“除了真主为别的目的来宰牲”就有“为某个人的荣誉宰牲，即为克尔白、穆罕默德、神仙、麻扎、佛家、帝王和官吏等”，其中就包括了儒释道为对象的祭拜。龚自珍洞察清王朝的边疆治理，指明“我朝之有天下，声教号令，由回部以达于葱岭”，“声教”正是中华政教文明的样式。清王朝在新疆的中华礼治首重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城池与儒释道庙宇由此遍及回疆，儒释道庙宇成为中华政教文明的标识性载体，构成与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中亚绿洲穆斯林文化区的根本区别，造成回疆儒释道与伊斯兰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宋代以后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佛教和道教在清代以来作为制度性宗教日趋衰落，佛教表现为僧团的衰落，道教则表现为向民间社会的文化扩散。清代新疆回疆儒释道庙宇主要分布于驻防城镇、军台、道府州县城市和交通驿站等空间要地，数量有限，远不及遍布城乡的伊斯兰清真寺数量级，但其包容开放的信仰风俗与国家政教的双重属性在回疆具有较高的社会显示度。清代新疆回疆与清真寺共存的儒释道信仰习俗是三教混融的，具体表现为围绕庙宇为载体的社会空间文化形态，伊斯兰与儒释道风俗的碰撞、交流就此发生。西方学者的域外观察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西部的省区新疆是汉文化和突厥——伊斯兰文化的交汇之处，这种交汇使具有各自文化（特别是在戏剧方面）分野特点的两种宗教系统发生了冲撞。清代新疆回疆喀什噶尔城“为各部落之首，其设大小伯克，及座次之先后，各城皆无及于喀什噶尔之经全准绳也”。清王朝的回疆治理首重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的驻地比较稳定地设在喀什噶尔，喀什噶尔徕宁城“既具庙之丹碧与城池之庄严，俨然为回疆之一都会矣”。儒释道庙宇成为回疆都会的标志性表征。中古以降伊斯兰化大规模东进的历史进程至清代一统新疆结束，清王朝“大一统”的中华礼治又把回疆融入中华文明体系，重塑了内陆欧亚的文明版图，葱岭（帕米尔高原）成为清代以降中华文明体系与域外文明的分野。清朝军府制时期道光中叶以前的新疆回疆虽有实行汉回隔离政策，回疆城镇的演变则主要表现为“旧城”“新城”而非突出“回城”“满城”“汉城”的相互隔离，但清王朝中华礼治的社会治理穿透了回疆的族群隔离政策是确定无疑的。清代回疆社会经历英国与沙俄的渗透及阿古柏侵略的战乱破坏，发生军府制到行省制的转型，而儒释道庙宇得到重建并进一步发展。回疆儒释道庙宇军府制时期以官修为先，逐渐向民间社会弥散，行省制时期的则以民修为主，祭祀仪式以及庙会尤其是演戏酬神等社会活动构成多种族群共享的社会交流空间。
毛拉木萨·赛拉米特别记载库尔勒附近的罗布人，“说他们是穆斯林，他们没有清真寺；说他们是卡菲尔，他们没有寺庙”，生动反映回疆清真寺与儒释道庙宇共存的社会事实。毛拉木萨·赛拉米同样熟悉儒释道中的灵魂投胎转世信仰，记述“他们的信仰中把这种死亡后再生的现象称为‘投胎’”。毛拉木萨·赛拉米认为清代中国“国强地广的另一个原因是与秦可汗实行的爱民和公正政策是分不开的”，尤其认为“他们绝不勉强让别人学习自己的习惯，允许宗教信仰和教派林立。只要你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不会让你改宗”。毛拉木萨·赛拉米对清代中国爱民政策、疆域和宗教政策的叙述反映出中华政教的文明特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其时一般穆斯林民众的国家认同。光绪二年至三年，库罗帕特金奉沙俄命令前往新疆回疆与阿古伯伪政权谈判缔约，搜集情报，完成详细的喀什噶尔综合考察报告。库罗帕特金发现“在对异教的宽容方面，中国人表现的十分仁慈”，回疆城镇“清真寺和菩萨庙并存”。19世纪末，瑞典传教团进入回疆传播基督教，瑞典传教士发现儒释道庙宇中经常有戏剧表演，观众中有大量的维吾尔人。喀什噶尔人阿布尔·瓦西提·阿洪德经常去儒释道庙宇参观祭祀仪式，并观看戏剧表演。阿布尔·瓦西提·阿洪德基于伊斯兰教禁止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他用察合台文详细描写儒释道庙宇及其神像和所进行的祭祀仪式，理性上对内地宗教、寺庙及戏剧表演基本上持不赞成的看法。贡纳尔·雅林指出阿布尔·瓦西提·阿洪德的反应是一位正统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的反应，一般的穆斯林很显然对儒释道庙宇及宗教中的“不敬神”行为不大在乎，相反充满了好奇心。由此表明，回疆儒释道与伊斯兰一个半世纪的文化共生已经产生交融与对话的文明会通。中国人的高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乃至后来传入的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都要依赖民间祭祀信仰基础，与之沟通、融合，并在民间社会层面实践本土化。伊斯兰教与儒释道都在回疆产生各自的民间风俗形态，正是普遍的民间风俗实践促成儒释道的回疆在地化。清代新疆回疆的儒释道与伊斯兰风俗在民间社会文化层面实现长期的互动与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文明会通道路。清代新疆回疆的社会运行经历军府制到行省制的转型，儒释道庙宇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命运与共，成为清王朝“大一统”边疆治理秩序社会风俗交融的公共基础设施。清王朝面对广阔疆域和多元族群的“大一统”政局，“因俗而治”不是孤立的治理体制，而是与儒释道庙宇承载的风教共同结构成整体的中华政教，“风同道一”的回疆治理呈现的是整体的中华政教文明统治方略。
〔本文系四川大学创新2035先导计划“区域历史与考古文明”资助成果、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清代新疆中华传统民间信仰研究”（2019AHWH-0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