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文原载于《西部学刊》2026年第10期 / 作者：孙仪 / 日期：2026-07-07 / 浏览：8 次
西北汉简所见屯戍活动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早期建构研究
孙仪
（喀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喀什 844000）
摘要：秦汉以来，中央王朝维护大一统的边疆治理模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秦朝对新地采取移民实边之策，汉朝在继承秦制基础上有所开创，于汉代西北边塞、西域地区开展屯田活动，本文认为该政策在维护边塞地区稳定同时，丰富了边塞地区的群体构成，推动了边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进步，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化，西北汉塞逐渐与中原地区接轨，推动了边塞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秦汉实践。
关键词：汉代；屯戍活动；西北汉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图分类号：K234;K877.5;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6)10-0001-04
A Study of the Early Construc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Reflected in Garrison and Reclamation
Activities Recorded on Northwestern Han Bamboo Slips
Sun Yi
(School of Marxism, Kashi University, Kashi 844000)
Abstract: Since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central courts’ frontier governance model that maintained great unity served as a paradigm for subsequent generations. The Qin Dynasty adopted a policy of relocating people to settle and garrison the newly conquered frontiers. The Han Dynasty, while inheriting the Qin institutions, also broke new ground by initiating military agriculture activities along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s and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uch policies, while maintaining stability in the frontier regions, also diversified the demographic composition, and promote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dvancements of these areas. As a result,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 garrisons gradually became aligned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thereby fostering an integration of the frontier regions and the Central Plains. These Qin-Han practices provided a valuable historical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Han Dynasty; garrison activities; Northwestern Han Bamboo Slip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1］秦汉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同性的发展。进入20世纪，甘肃河西地区、新疆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简牍文书，这些出土简牍文书记载了两汉时期西北边塞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民族交流等情况，这对于我们研究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出土简牍材料，通过对河西地区屯戍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出两汉王朝通过对河西汉塞的开发与治理，西北汉塞与中原地区一体化趋势不断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
2026年4月12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在青岛科技大学召开。
一、两汉屯田政策与大一统疆域开拓
（一）从和亲到屯戍：边防策略的转变
汉朝作为多民族大一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疆域上均有重大发展。汉初因国力所限，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其意更有“用夏变夷”之策来获取汉王朝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但效果不彰，匈奴仍然在北方边境地区不断侵扰，边境民众饱受战乱之苦。文帝时，晁错提出“移民实边”建议，主张以常居者替代更卒戍边，认为“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2］2286这一策略既可减轻财政压力，又能增强边防实效。
至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国力日益强盛，“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2］1135强大的经济实力为边防策略的转变提供了物质保障，从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开始，汉朝逐渐展开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匈奴遭受重创，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之势力范围自河套地区向河西地区深入。
（二）屯戍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为巩固新拓疆土，武帝推行募民实边政策，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170，大量移民至河西地区。随后在霍去病降服匈奴浑邪王、休屠王后，“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2］3873
除移民外，汉朝还在西北开展大规模屯田戍边。自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起，于河西设置田官，“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赤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3］1439屯田活动兼具开发与防御功能，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河西汉简中有大量相关记载。这一屯戍体系不仅促进农业开发、保障边防、维护丝绸之路畅通，还有效缓解了内地社会矛盾，如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徙武都氐人至酒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迁山东灾民70余万口至西北等。屯戍政策的实施，推动中原汉人向边疆大规模迁徙，彻底改变了河西地区的民族结构，促进了胡汉共居与融合，为大一统体制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6年5月18日，闽南师范大学与民进中央联合主办“国家统一与两岸同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漳州论坛。
二、屯戍群体的多元构成与民族融合
西北屯戍活动是集劳动与戍边为一体的复合型官方行为，参与群体多元，包括戍卒、施刑徒和骑士等，形成了多群体共居、共同开发的局面。
（一）戍卒：中原移民的主体
戍卒是屯戍活动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主要来自中原郡县。根据汉简记载，戍卒来源广泛，如“张掖居延库卒弘农郡陆浑河阳里大夫成更年廿四”（170.2）①、“河内郡温西故里大夫苏罢军年卅五”（334.28）等。学者研究表明，西北边塞的戍卒主要来源于22个郡国的138个县、邑、侯国，几乎涵盖了汉代主要行政区划［4］。
戍卒承担候望烽火、耕作及工程修建等多项任务。为稳定军心，政府允许戍卒家属随军，并提供生活保障，如简文所载“制虏隧卒张孝妻大女弟年卅四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子未使女解事年六用谷一石一斗六升大”（55.25），这种做法既缓解了戍卒的思乡之情，也促进了边塞人口的稳定和经济开发。
（二）施刑人员：戴罪劳作的特殊群体
施刑徒（弛刑）是戴罪劳作人员，免于械具，参与屯戍。《汉书·宣帝纪》载，神爵元年，“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李奇曰：弛，废也。谓若今徒解钳釱赭衣，置任输作也。”［2］260汉简中如“施刑士薛齐八月三石”（EPT50:135）、“城北施刑皇丰三月食三斛”（EPT59:544）等记载，为什么会如此重用施刑人员呢？透过简文发现，这个数额显然少于普通戍卒的口粮“三石三斗三升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为什么皇帝多用施刑徒。我们亦可发现，施刑徒多来自内郡，如“施刑屯士沛郡山仓县蔡里赵延年”（EPT58:3）。通过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屯戍卒劳作的人员补充问题，也为戴罪之人给予了生的希望，充满着人道主义色彩，更加丰富了汉边塞群体的构成。
（三）骑士：本地化与多民族融合的体现
骑士在屯戍中承担重要职责，其籍贯多属西北本地。汉简记载如“屋阑骑士长”（73EJT14:39）、“昭武骑士富里徐习”（73EJT23:735）、“氐池骑士先定里杜延年”（562.26）等，屋阑、昭武、氐池均为张掖郡属县。这种本地化特征与西北农牧交错的地理环境及养马传统密切相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胡骑（少数民族骑兵）的参与。简文如“以食斥候胡骑二人”（182.7）、“入胡骑车粟八十三石八斗”（EPT52:12）等，证明少数民族骑兵也纳入屯戍体系。《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的“胡骑校尉”一职，可见汉朝时期胡人在汉朝任职充当骑士包括校尉等是有史实依据的，进一步说明胡骑参与的制度化。还有一个例子，匈奴王子金日磾同样在汉廷为官，更是民族交往交流的生动体现。
在这种汉人与游牧族群的多元互动下，边疆地区的民族交流融合是比较频繁的，胡汉共职与通婚促进了民族融合，汉简中“秦胡”的记载即为明证。尽管学界对“秦胡”释义存在分歧（或认为指胡化的汉人，或指汉化的胡人，或指胡汉通婚后代），但都承认这是民族融合产生的新群体。这种多元群体的形成促进了边疆族群结构的变化与文化交融，推动了大一统格局的形塑。
2026年2月28日晚，由新疆库车市出品的大型乐舞诗《杏花之约·丝路龟兹》在北京演出。
演出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展现当地文化民俗传承以及新时代发展风貌。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随着边塞群体的多元化，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商品经济都有了巨大发展，河西汉塞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不断增强，逐渐从匈奴统治时期的畜牧为主向农牧并举过渡。
（一）农业经济的开发与进步
戍卒的到来促进了河西地区的农业开发。汉朝推广代田法，“教边郡及居延城……用力少而得谷多”［2］1139。居延汉简中“入穈小石十，始元三年七月甲午，朔甲午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监都、丞临”（543.3）的记载，证明代田法在河西的实施。陈直先生考证认为，“自代田法推行之后，粮食种类增多了，产量也提高了，代田仓对军粮的贡献最大。”［5］
水利建设备受重视。《史记·河渠书》载：“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3］1414又记敦煌地区“南籍端水出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汉简中有关“治渠卒”（EPT52:110）、“穿渠卒”（Ⅰ90DXT0116②:117）、“延水水工”（EPT65:474）等的记载，表明水利部门分工明确，有专门挖掘和维护渠道的群体。裘锡圭先生考证认为，“延水水工”②的记载表明延水是设在居延地区的一个都水官，是与农业有关的机构。水利发展还促进了水陆运输。五凤年间，乌孙内乱，“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婴候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2］3907中原先进的穿井技术也传入西域。李广利征大宛时，发现城中迁入中原之人，推广穿井技术，这种地下穿井技术很可能就是今天新疆坎儿井的前身。《史记·河渠书》记载武帝时“发卒万余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3］1412西域的渠犁、轮台、库车等屯田区都有汉朝士卒兴修的灌渠，其中一些遗址至今仍被当地人民称为“汉人渠”。
（二）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汉朝放宽了秦代的商业限制，“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3］3261随着屯戍活动的开展，西北边塞的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边塞市场交易物品丰富多样，包括粮食、肉类、蔬菜、布匹、工具等（见表1）。
表1 河西汉塞市场贸易物品汇总表
除货币交易外，赊贷贸易盛行。汉简中如“自言贳卖糸一斤直三百五十又曲四斗直卌八惊虏隧长李故所”（206.3）的记载，证明这种信用交易形式的存在。《说文解字·贝部》解释：“赊，贳买也。贳，贷也。”［6］3261赊贷贸易的记录格式通常为“交易双方+交易物品、价钱+地点+见证人”。这种贸易形式的发生，与戍卒货币来源有限有关，政府对此予以默许和保护。
商业繁荣促进了城镇发展。《后汉书·孔奋传》记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7］1098据统计，西汉末期河西四郡已有35县，东汉时期增至43城。
丝绸之路的畅通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发展。悬泉置出土汉简详细记载了汉王朝与西域之间商队、使者往来的情形，包括解忧公主、都护郑吉、长罗侯常惠以及西域王公贵族经停的记录。中原的丝绸、铁器西传，西域的马匹、骆驼、胡桃、胡麻、胡瓜、石榴、葡萄等东入中原，呈现出“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于塞下”［7］2931的繁荣景象。
2025年11月1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喀什大学举行。
四、文化共同性的形成与扩展
政治共同体建设推动文化共同性发展。汉承秦制，继续推行“书同文”等政策，华夏文化不断向西传播，促进了文化一体化的进程。
（一）语言文字的传播与统一
武帝朝以前，内蒙古、河套地区、河西地区受到匈奴等游牧民族控制，语言文字与华夏有所区别，匈奴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学界对其属于哪个语族各执一词，有认为是突厥语族、有认为是蒙古语族、有认为是通古斯—满语语族。语言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在互动过程中融合互通是势必的，笔者以为杨建新先生的解释更为合理。匈奴虽“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3］2879，但受汉字文化影响日益加深。西北汉简中有大量《仓颉篇》《急就篇》残文，如“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昭谨慎敬戒勉力风诵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辨治超等轶羣出尤别异”（EPT50:1A）、“急就奇觚予衆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憙请道其章”（EPT5:14A）等。《仓颉篇》为李斯所作，《说文解字·叙目》记载：“秦始皇帝初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所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是也。”［6］754这些原本为统一文字而编制的课本，后来成为流行的童蒙识字读本。
戍卒学习文化的热情也反映在习字简上，如“塞塞儇儇依斋斋力力疾疾”（24.8A）等重复练习的记载。李振宏指出，汉简中《急就篇》内容与传世本基本相同，“说明汉代居延地区蒙学读本流传的广泛性和屯戍吏卒学习知识文化的普遍性。”［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尼雅遗址出土了精绝国使用的汉文读本《仓颉篇》简文，证明汉字文化圈已扩展至西域地区。
（二）儒家经典的西传
随着中华文化圈的不断扩大，儒家经典也开始西传。悬泉汉简中有《论语》残文：“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Ⅴ1812②:119）。
学者对比发现，简文与今本“有五处不同：‘难与并而为仁矣’，今本作‘难与并为仁矣’，无‘而’字。简文两处‘吾闻诸子’，今本均作‘吾闻诸夫子’。简文‘人未有自致也者’，今本作‘人未有自致者也’。‘者’‘也’顺序不同。简文‘孟庄子之孝’，今本作‘孟庄子之孝也’，多一‘也’字。”［9］这些差异反映了经典传播过程中的流变。
此外，居延汉简中还有兵学文献《吴子》以及《晏子春秋》的内容，如“问诸大夫曰□□诸大夫之论莫及寡人也居有间而三称之吴起进对曰不审亦”（40.29）、“也外不在诸侯不则贪也晏子溉然而大息其心甚忧笑而应之曰固也夫齐与鲁连竟同土齐不有鲁恐爲之下往世不”（EPT51:390）。李振宏、薛英群认为，这些与今本的差异可能是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化，“《晏子春秋》成书后的流传过程较为复杂，今本附录了不见于正文的佚文十七则，汉简中的异文不足为奇。”［10］可见，随着大一统秩序的构建，河西地区的语言文字都发生了变化，汉字及儒家文化渐居主流。
（三）宗教与礼仪活动的推广
秦汉以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带动了天文历法的进步，天文历法也随着汉王朝的经略西拓向河西地区、新疆地区演进。在汉代西北边塞中，祭祀活动、农业生产活动都蕴含着天文历法的使用，体现出大一统政治共同体构建过程中华文化圈的扩大。
边塞常见的“社祭”活动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白虎通》载：“王者所以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利，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11］《白虎通》中的社稷针对天下苍生。在西北汉塞中，社祭的情形较为多见，如汉简中“买葱卌束束四钱给社”（32.16）等记载，反映了社祭活动的普遍性。
出行择日的传统也在边塞流行。《日书》类简文如“一日辛巳建重/二日壬午除復/三日癸未满□”（EPT65:425A），为社会活动提供时间规范。虽然含有迷信成分，但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指导功能。这些宗教与文化活动促进了文化共同性的形成，强化了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
五、结束语
屯戍活动作为两汉治边之策，历朝历代都进行效仿，是一种千古良策。随着屯戍活动的展开，大量屯戍群体来到边塞地区进行屯垦生产，推动了汉边塞地区的社会建设，不论是政治体制的推广、经济文化的互动还是多民族的融合都有了新的发展。使得中华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中华文化圈不断扩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论断，其根源于中华文化、中国历史，知古鉴今，通过研究两汉屯田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意在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道阻且长，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复杂艰巨的过程，还需要继续努力、继续探索。
注释：
①文中类似于170.2格式文献源于《居延汉简》；EPT50:135格式源于《居延新简集释》；73EJT14:39格式源于《肩水金关汉简》；Ⅰ90DXT0116②:117、（Ⅴ1812②:119）格式源于《悬泉汉简》，在此做统一说明。
②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载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1997年），后收入《裘锡圭学术论文集》第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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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喀什大学校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秦汉时期甘新地区出土文献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编号：〔2024〕1998）、2025年南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能力提升“大练兵”行动研究项目“南疆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学改革研究”（编号：2026NJDLBSZ021）、2025年南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能力提升“大练兵”行动研究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南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靶向供给’研究”（编号：2026NJDLBSZ02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仪（1996—），男，汉族，甘肃定西人，单位为喀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