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文原刊《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 作者：袁勇麟 / 日期：2026-07-01 / 浏览：12 次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三十多年来在不断争议和探索中前行。从早期的“台港文学”，到“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再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直至“世界华文文学”，内涵和外延一直在发展变化中。不过，有个创作类别虽然时隐时显，不绝如缕，却始终未获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应有的青睐，那就是旧体诗词。“旧体诗词”这个名称各地称呼不同，台湾学者多称为“古典诗”，香港学人称为“传统诗词”，还有人主张称为“汉诗”等等，总之都是指中国古代形成的各种诗词体制。
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权威唐弢先生曾有旧体诗词不宜入史的言论，影响所及，有关现当代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旧体诗词被忽视。早在1980年1月15日，姚雪垠写给茅盾的信中就提到“打破文言白话的框框”，建立一种“大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解放后写的现代文学史很少对‘五四’前夜的文学历史潮流给予充分论述，私心常以为憾。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第一册前边，也未重视这个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我常常考虑应该有两种编写方法。一种是目前通行的编写方法，即只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白话体文学作品，供广大读者阅读，也作为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或补充教材。另外有一种编写方法，打破这个流行的框框，论述的作品、作家、流派要广阔得多，姑名之曰‘大文学史’的编写方法，不是对一般读者写的。”姚雪垠心目中的“大文学史”，“第一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旧体诗、词”，他特别提到“新文学作家也有许多人擅长写旧体诗、词”，如“郁达夫的旧体诗写得很好，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当然应作为郁氏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史应该在论述他的小说之外，也提一提他的诗”。此外，“不写白话作品，却以旧体诗、词蜚声文苑，受到重视，也应该在现代文学史中有适当地位”，如柳亚子、苏曼殊、吴芳吉、沈祖棻、于右任等。[1]
《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第一册
事实上，支持“现代旧体诗词”进入文学史的黄修己在《旧体诗词与现代文学的啼笑因缘》一文中提到，据他所知唐弢先生对现代优秀诗词是很喜爱的，对郁达夫的旧体诗词评价很高，在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郁达夫一节中，还引用了郁达夫的《过岳坟有感时事》等三首旧体诗，并说旧体诗是他的作品感情最浓烈的部分。黄修己认为：“这样单独写一个人的旧体诗，似乎与全书风格不统一，但唐先生还是这么做了。这说明他并非不重视‘五四’后旧体诗词的成就，不赞同将旧体诗词入史是出于他的现代文学观。”他认为我们以前写文学史，只讲新的战胜旧的，取代旧的，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有的文类创造了新品种，推进了文学的现代化，与此后继续存在发展的旧形式并存，谁也不能取代谁，“新诗自有其优越性”，同样，“文言旧诗词也有白话诗达不到的特长”，正如胡适发表在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的《论小说及白话韵文》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体而择题，可矣”。[2]
研究华文文学的学者中如李瑞腾、汪毅夫等人，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在研究中加以论述。但是似乎关注的人不多，不时仍有人在不停地呼吁。如香港学者朱少璋在1998年撰文《谈香港、中国及华文文学的一个冷清角落》指出：“从整体而言，香港文学、中国文学和华文文学都存在一个冷清而不为人注意的角落——旧体诗词。”他提到国内的旧体诗词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明显的改善，相关著述层出不穷，“这个新尝试、新研究角度，未尝不可应用在香港现当代文学和现当代华文文学的研究上”，“关于研究现当代文学中的旧体诗词，将更全面地展示现当代文学的全貌，为现当代香港文学、中国文学和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一条新出路、一个新角度”。[3]
2007年，台湾学者简文志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台湾的发展》一文中，谈到未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发展时，指出：“目前在台湾谈世华文学，主要还是集中在现代的华文创作。如果能够将古典文学也纳进去，那么是否能从古典文学来形塑不同华文在区域风格表现的明显差异呢？在台湾仍然有很多人写作古诗、作古典诗词研究，例如龚鹏程写就古典诗集《云起楼诗》，劳思光编有个人《思光诗选》，叶嘉莹谈诗词，……台湾的古典诗词人才多不枚举。”他认为，这些旧体文学“也是世华文学应当关注的对象。”[4] 2010年，大陆学者陈友康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不应排斥现代旧体诗词》一文中，认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需要深化的地方，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要把研究对象拓展到旧体诗词，让它进入‘文学公共空间’。现代台港澳暨海外华语诗歌发展和大陆一样，实际上是新旧诗双线并行的，新诗有自己的优秀诗人和作品清单，旧诗也有自己的优秀诗人和作品清单，各自建立起自身的知识谱系并发挥作用。”“从学理的层面看，开展台港澳及海外华人旧体诗词研究，对其进行描述、总结和评价，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20世纪以来台港澳文学状况，建构科学的台港澳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5]
有些学者为了规避这一命名的尴尬，另起他名，以避免涉及当代人写的旧体诗文。如朱寿桐就标举“汉语新文学”来取代“现代汉语文学”，他认为：“如果用‘现代汉语文学’，则凡是现代历史时期的汉语文学都得计算在内，则对于大量的现代文言文、现代旧体诗词都需要负起研究的责任。这不仅是许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力所不能及的，而且影响汉语新文学的学科整体性、严整性甚至规范性。”[6]台湾学者陈芳明新出版的文学史，也取名为《台湾新文学史》。在世界华文文学史研究中使用“新文学”一名，确实可以规避当代人写作的旧体诗文，但却不能忽视它存在的事实。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在二十世纪汉诗的发展历程中，新诗与旧体诗既相颉颃又相渗透，正如台湾学者高嘉谦在《二十世纪的古典与现代诗学》的课程说明中所指出：“综观 20 世纪的中国诗学，可以分为两个视域加以观察，一个是白话新诗，一个是传统旧诗。尽管新诗回应文学革命的号召而起，新文人打破旧形式，努力进行白话新诗的尝试和实验。但旧体诗的传统也不曾断绝，诗社雅集依旧蓬勃，旧体诗的古典精神和文化元素，持续回应着现代时空的种种变异。当我们检视20 世纪的中国诗歌领域，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以下议题：旧诗接触新世界而产生的语言和形式变化，以及新／旧文人写作旧体诗的文化意识和想象；新诗因应白话变革而必须重建诗的审美意识，进而跟古典传统互涉交融。”
由于不同区域华文文学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尤其是海外华文文学具有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特点，它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饶芃子和费勇就曾指出：“由于海外华文作家处于活生生的异域，因而他们所负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许多素质可能会变成精神上的‘家园’；而在本土，出于变革的要求，异域的文化因子常常作为革命的思想被广大的知识分子接受，并借以抨击传统文化的许多质素。”[7]因此，按照传统的单一思维来一统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就可能出现削足适履的局面，现在是到了改变这一局面的时候了。
大陆学者中，较早关注台湾文学中旧体文学的是汪毅夫，他不仅在《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版）、《台湾文学史·第二编 近代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中，较为深入地探究台湾近代文学的发展，而且在《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现代文学的一种解说》和《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台湾文学史编写理念。在前文，他认为，“台湾现代文学”不是“台湾新文学”的同义语，“‘台湾现代文学’乃同‘台湾古代文学’、‘台湾近代文学’和‘台湾当代文学’并举，而‘台湾新文学’则与‘台湾旧文学’对举。与此相应，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包括了文言作品、国语(白话)作品和日语作品等，而台湾新文学作品首先就排除了文言作品。”可是，“有台湾现代文学史论著对台湾现代作家吴浊流的文言作品完全未予采认，对其日语作品，则一概将译文当做原作、将译者的国语(白话)译文当做作者的国语(白话)作品来解读。我们可以就此设问和设想，假若台湾现代文学作品在写作用语上的采认标准是国语(白话)，文言不是国语(白话)，文言作品固当不予采认；但日语也不是国语(白话)，日语作品为什么得到采认?假若日语作品的译者也如吾闽先贤严复、林纾一般将原作译为文言而不是国语(白话)，论者又将如何措置?另有语言学研究论文亦将吴浊流作品之译文当做原作，从1971年的国语(白话)译文里取证说明作品作年(1948)之语言现象”。[8]后文是他指导几位博士生撰写台湾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史时的讲义，他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收集台湾文学史料的注意力应当及于台湾作家的联语、诗钟、制义、骈文、歌辞等各类边缘文体的作品。”[9]
汪毅夫《台湾近代文学丛稿》
正是在汪毅夫重修台湾文学史的新理路指导下，他所带领的几位博士生撰写的论文，努力实践他的这一思想。如游小波的博士论文《台湾近代文学边沿研究》，在传统文学史通常意义上的主流作家与经典作品之外，把研究目光投向一批数量庞大的“另类”文学——边沿文学，诸如诗钟、击钵吟、制义、联语、竹枝词、笔记、骈文以及俗文学形态的“歌仔册”等的整理；对于游宦与游幕作家、内渡作家以及艺旦、怨妇等另类作家（非主流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史料的收集；对于文学外部制度与文学史实、圈外事件与文学史分期的关联等构成的文学周边文化关系的探究。正如作者自述：“本文避开正面论述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主流作家、经典文本等传统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借鉴‘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理论，以‘文化诗学’的人类学视角和方法，把文学还原到文化背景之中，对台湾近代文学边沿问题进行了多侧面的考察：整理、观察往常被视为‘末技小道’的边沿文体；选取往往被忽略的另类作家进行解读；透视、分析那些似乎远离文学的外在势力。目的为文学史写作、文学史料的收集起到丰富充实与拾遗补缺的作用，并以此迂回包抄，还原历史原貌、寻找文学祖庙。”[10]
李诠林的博士论文《台湾现代文学史稿（1923～1949）》，从文本创译用语的角度构建台湾现代文学史，通过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来考察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文学现象，而这正是汪毅夫所提倡的契合台湾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台湾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裁体有汉语文言、国语(白话)、方言(客家语、闽南语、台湾少数民族语言)和日语等多种样态。使用不同写作用语的台湾现代作家在其文学活动中经历了以下几种不同类型的语言转换：1、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国语(白话)写作，如赖和、陈虚谷和杨守愚；2、从用文言起草到用国语(白话)和方言定稿，如赖和；3、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写作，如吴浊流：4、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如叶荣钟；5、从方言俚语到文言词语，如许丙丁的《小封神》与赖和的《斗闹热》；6、从用日语写作到用国语(白话)写作，如吕赫若；7、从用方言思考到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如吕赫若、张文环；8、从日语作品到国语(白话)译文，如杨逵；9、从使用国语(白话)创作到改用日文创作，如杨云萍；10、各类翻译文学，如张我军的日文中译、黄宗葵、刘顽椿、吴守礼等的中文日译，许寿裳、黎烈文等的欧文中译等。论文除了注意区分原作与译作，辨别台湾方言与文言词语和国语（白话）的血缘外，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重视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文言诗文”，作者认为：“文言诗文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其独特的作用与意义。比如，台湾日据时期的旧体文学(或称文言文学)，与同时期的中国大陆文言文学有着不同的文学史意义。台湾日据时期的文言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抵制日本文化同化、高昂中华文化旗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力挽留殖民者所妄图泯灭的炎黄文化之根的作用。因此，不能将台湾的文言文学者简单地视为不适应历史潮流的封建旧势力的维护者与代言人。……即或是击钵吟之类的赋诗游戏，也不能轻易就完全抹杀其在整个中华文明史进程中的特殊的历史意义与作用。”[11]
黄乃江的博士论文《台湾诗钟研究》，以台湾诗钟为研究对象，通过钩沉辑佚，发掘出有关台湾诗钟的大量史料。论文认为，诗钟在台湾社会文化生活中曾经产生过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清代末年，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迅速在台湾兴起，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并使台湾诗风为之一变。日据时期，台湾钟手以诗钟为载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广泛开展社际联吟、区域联吟与全岛联吟，由此，台湾诗钟汇聚成声势浩大的诗海钟涛，掀起一股股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保存和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文化浪潮。光复之初，台湾钟手纷纷释放出长期被压抑的诗思与热情，台湾诗钟迎来了盛大的狂欢。1949年前后，随着一大批大陆钟手特别是闽地钟手的纷至沓来，台湾钟坛形成了大陆钟手与台湾钟手合流的局面，从而把狂欢中的台湾诗钟推到了顶点与极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诗钟又成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作者指出：“从对台湾诗钟发生、发展与演化过程的考察，及与大陆诗钟、台湾击钵吟等的比较中，我们看到，诗钟在台湾社会文化生活中曾经产生过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现有台湾文学史的写作，大都把诗钟弃置于台湾文学的边缘。……可以说，现有台湾文学史，特别是台湾现代文学史，对诗钟文体的关注和重视还很不够，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台湾文学的发展生态。诗钟在台湾文学史上应有更高的地位。”[12]
台湾学者许俊雅在反思台湾区域文学史时曾指出：“二十世纪以来的传统诗赋创作及通俗文学，相对台湾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可说一直以来即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被排斥或篇幅仅是点缀，这自然是撰写者不熟悉旧文学外，可能也存有捍卫新文学精神的用心。幸而几个区域文学史特别留意战后的古典诗，发掘一些淹没已久的文献，就台湾文学史的知识建构、文本的选择，区域文学史相对提供了较多的史料文献，……”[13]她说的点缀或许是指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而出版的由尹雪曼担任总编纂的《中华民国文艺史》，在第三章“诗歌”中，把台湾当代旧体诗的繁荣归功于这一运动：“二十年来，台湾的诗社，比较光复以前，有增无减，其中有超过三、五十年活动历史的，也有在近几年才露出锋芒的。著名的诗社如：瀛社、栎社、延平诗社、春人诗社、瀛洲诗社、明夷诗社、复社等，……而由华冈中华学术院成立的诗学研究所，更荟集了海内外的名诗人，济济一堂，钻研诗学，并以发扬国粹，鼓吹中兴为职志。尤其在复兴文化运动的伟大号召下，各大专院校成立了全国大专青年诗社，真可谓彬彬称盛了。”[14]她所提到的区域文学史是20世纪90年代末陆续出版的一些地方文学史，包括施懿琳、许俊雅、杨翠合著的《台中县文学发展史》，施懿琳、杨翠合著的《彰化县文学发展史》，江宝钗主编的《嘉义地区古典文学发展史》，陈明台主编的《台中市文学史初编》，莫渝、王幼华撰写的《苗栗县文学史》，龚显宗撰写的《台南县文学史》，彭瑞金撰写的《高雄市文学史》，李瑞腾等人撰写的《南投县文学发展史》，陈青松编撰的《基隆古典文学史》等。如《台中县文学发展史》在“第四篇 战后至今（一九四五~一九九二）”部分，列有“第六章 战后台中县旧文学发展概况”，下分三节，分别叙述“战后初期以雾峰栎社为主的中县文人”、“以清水、大甲为中心的滨海诗社”、“以丰原、神冈为中心的中县诗社”。此外，也有一些台湾年轻学者注意到当代的旧体诗词写作。仅涉及战后旧体诗（古典诗）研究的博士论文，就有孙吉志的《罗尚<戎庵诗存>研究》（中山大学2005年）、尹子玉的《叶荣钟诗稿研究》（中央大学2007年）、李知灏的《战后台湾古典诗书写场域之变迁及其创作研究》（中正大学2008年）、顾敏耀的《台湾古典文学系谱的多元考掘与脉络重构》（中央大学2010年）、姚蔓嫔的《战后台湾古典诗发展考述》（台湾师范大学2012年）等。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李瑞腾，他虽然主要研究台湾新文学，却始终对台湾当代旧体诗的创作持续关注。李瑞腾在担任《文讯》总编辑期间，曾在1985年6月出版的该刊上策划“传统诗社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专题，他指出：“比较起现代诗社来说，他们绝非存在的少数，诗社多，写诗的人更是不少，他们也常办活动，有的还出版了诗刊，但是他们被漠视，仿佛在现代社会和现代诗社的强势压力之下，他们便被命定得自生自灭，果真如此吗？我们不信，君不见各种传统的技艺都不断被注入新的血液，有了新的生命吗？而纵使不幸真的是这样，也该确实找出原因来。”[15]此前于1985年4月20日，他策划召开了“传统诗社的现况与发展”座谈会，邀请张梦机、曾文新、许君武、李猷、罗尚、王文颜、龙冠军、庄幼岳、傅紫真、林荆南、林安邦、史元钦、简锦松等人，围绕四个方面“一、传统诗社一般的活动状况；二、传统诗社面临哪些困境；三、传统诗社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意义；四、传统诗社未来的发展”展开讨论。他希望藉着这个座谈会和《文讯》这个文学的传播媒体，“让社会大众以及文学界对传统诗社有基本而且准确的了解”。[16]1988年4月10日，他在《大华晚报》上撰文《研究台湾的古典文学》，认为尽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正式登上台湾文学的舞台，然而被张我军视为“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的“垂死的旧文学”并非真的死去，疾呼：“正视那个传统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整理与研究的工作必须积极进行。”[17] 1990年8月25~26日，他出席新加坡同安会馆主办的“华人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台湾旧体诗的创作与活动》，透过文学社会学的考察，从“大学校园的教学与活动”、“诗社及其他社会性活动”、“旧体诗的发展与出版”三个方面，将台湾旧体诗的创作及其社会性活动做了扫描，他感慨台湾当代旧体诗作“流传不广，搜罗匪易，将来要做，恐怕得大费周章”，指出：“我个人站在研究台湾文学的立场，已经着手这一部分资料的清理工作，深感旧体诗的创作及活动，在当代仍颇具意义，尤其是它以传统形式面对现代化社会所形成的冲突，正是我们在保存与发扬传统文化所遭遇的最大难题，如果现代新诗也能纵向继承传统；旧体诗也能突破过去格律严谨的书写成规，横面关切现实。则新体旧体各自发展，并行不悖，我们更愿它们彼此互相渗透，互补互化，共存共荣。”“而作为一个文学的研究者，去搜辑、整理，披沙拣金，提出一个合理的历史和文学的解释，应该也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18]
李瑞腾教授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李瑞腾在2002年至2003年期间，指导硕士班学生林淑华、顾敏耀、蔡谷英、简小雅，完成台湾“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台湾报纸四个旧体诗专栏调查分析（1954~2000）”。在该研究计划精简报告的前言中，他指出：“从明郑时期以迄日据时期的台湾汉诗自有其高度的价值，关注于此者颇众；而国府迁台以后的旧体诗，虽也有其丰富的文学、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层面的意义，很值得学者研究，但是有志于这方面的研究者却如凤毛麟爪。”[19]该计划涉及《大华晚报》的“瀛海同声”专栏（1954年5月3日至1988年12月30日），《自立晚报》的“海滨诗辑”专栏（1955年11月23日至1966年5月1日）和“自立诗坛”专栏（1966年5月5日至1988年1月5日），《民族晚报》的“南雅”专栏（1957年10月6日至1987年7月26日），《台湾新生报》的“传统诗坛”专栏（1976年10月31日至1982年1月29日）、“新生诗苑”专栏（1982年1月31日至1999年12月31日）、“台湾诗坛”专栏（1996年7月7日至2000年12月10日）。其中仅《民族晚报》的“南雅”专栏，三十年间就刊登诗作三万六千余首，曾经发表作品的诗人不下千人，诚如精简报告小结指出：“这些作品数量十分庞大，有关诗坛及诗人的讯息量十分可观，是十分珍贵的台湾文学资产，可依此更深入当时台湾古典诗坛之情形。”[20]但是，这些战后台湾报纸古典诗专栏研究者甚少。作为这一课题组的成员，顾敏耀此前2001年在中央大学中文研究所举办的“文学社会学研讨会”上，发表过《“海滨诗辑”研究（1955~1957）》；此后在李瑞腾指导下于2009年底完成博士论文《台湾古典文学系谱的多元考掘与脉络重构》，其中第九章《台湾战后古典诗与大众传播媒介——以<自立晚报>古典诗专栏为例》加以扩展，将维持32年的《自立晚报》古典诗专栏作者整理后发现，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栖身军公教者甚多”，“第二，诗人与书画家的重叠身影”，“第三，新文学与旧体诗的双语复调”。这些人中，“除了有跨足新文学者之外，几乎都不见于台湾的文学史论述以及作家作品目录之中”。古典诗作者中新旧文学兼擅者包括毛一波、曾今可、阮毅成、易君左、黄得时、周定山等人，论者认为处于新旧文学交替的时代环境中，这种现象不足为奇，同时也印证了台湾学者黄美娥在《台湾古典文学史概说（1651~1945）》中所指出的：“文学史论述中习见的将传统与现代间的不兼容性、新与旧的紧张对立关系，当成是一种研究前提的说法，也就有了重新省思的空间，新、旧文学的发展将有承衔转化的可能。”也就是说，“文学阅读焦点/作家创作主力由旧文学转移到新文学的过程应为一缓慢的柔和曲线，而非如部分文学史的想象体系那般毫无瓜葛的一刀两断、薪尽火灭，其间藕断丝连、身份混叠的情况实亦不可忽略。”[21]此外，顾敏耀在第七章《台湾古典诗与战后移民社群——以李炳南在台诗作为例》、第八章《台湾战后古典诗与女性诗人群体——从诗话、地方志到选本的考掘》等章节中，通过爬梳考掘“台湾战后文学史最具份量的古典诗人之一”李炳南“量多质精”的古典诗作，以及让许多曾经被注意/尚未被注意的众多女诗人重新浮出地表，在在说明：“一、台湾古典诗的创作活动在战后日趋没落，社会大众对文坛的注意力聚焦于新文学（包括诗、散文、小说等）；二、台湾文史的研究在国府迁台之后一直受到打压，要到解严之后才逐渐复甦；三、台湾文学的研究着重在新文学方面，古典文学不受重视；四、近年来虽然台湾古典诗文的相关论文有缓慢增加之势，但是仍以明郑、清领及日治时期的诗人为主，战后的古典诗研究非常少见。至今许多学者听到台湾战后的古典诗作，一般都想当然耳的认为其素质必定‘自郐以下’，不足一哂；然而若深入研究之后，往往会有与成见不同的发现。”[22]
在李瑞腾担任台湾文学馆馆长后期，于2013年8月6日至12月22日，举办“战后台湾古典诗特展”。本次展览的时间设定为1945～2012年，分为“诗社的传承与开展”、“延续斯文于不坠——战后古典诗人及其作品”、“纸上展乾坤——战后古典诗报刊”、“学院延风雅——诗学教育传承”及“网络新世代——古典诗发展的新契机”五个区块，从社团组织、参与成员、刊载媒体、诗歌传承以及新世代的表现方式等不同面向，呈现台湾古典诗近70年的发展历程。它的意义或许如台湾学者李知灏所指出：“此次台湾文学馆所举办之‘战后台湾古典诗特展’，是台湾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展览主题。藉由展出前人的诗集、诗社的活动照片，展现战后古典诗在诗人、诗社、大学校园与网络等层面的活力；更以数位交互式的方式展示未来进行文创加值的可能性，这都可为战后古典诗的活动、整理与研究发展等面向，再添无数的想象空间。也希望藉此次特展的机会，提升大众对战后古典诗的兴趣。”[23]
在香港，旧体诗创作同样面临不被关注的尴尬局面，许多文学史对此视而不见。香港学者邓昭祺在《论旧体诗在香港文学史应有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我们追溯香港文学的源头，缕述香港文学的发展，描绘香港文学的整体风貌，评论香港文学的整体成就，似乎没有理由把文体集中于白话诗文，而把传统诗文摒诸门外。一本以‘香港文学史’为名的书，应该是白话与文言相提并论，新诗与旧诗共冶一炉。”他提到国内学者编撰的几本《香港文学史》，“对香港的传统文学，或是作过场式的简单交代，或是干脆只字不提”。[24]
本身也写作旧体诗词的香港报人罗孚较早关注此事，他在1998年撰文指出：“无论是香港文学或中国文学里，当代人的旧体诗词都有着一个地位的问题，它们是客观的存在，也在起着实际的作用，这些作用而且很大，是不可能被忽视的。”“在中国的文学活动中，旧体诗却好像已被消灭，不复存在，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怪现象。这就不仅香港一处为然，整个中国文学史，无论海峡此岸或彼岸，都是这样。总该有人出来，改变这样的现状。”[25]
著有《香港诗词论稿》、《香港旧体文学论集》等，并在香港主办过十几次“诗词大赛”的香港中文大学黄坤尧教授，在1998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指出，香港现当代文学中不乏诗词名家，例如廖恩焘、刘景堂、王韶生、陈湛铨、饶宗颐、罗忼烈、苏文擢等，“他们的诗作丰富，意境高远，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的节奏，写现当代文学史的专家有他们的章节吗？香港文学的星空有他们的席位吗？我想，如果他们能顺应潮流改写新诗，可能就会呼风唤雨，摇身成为二十世纪香港诗坛的新宠了。可是现在治文学史的专家却是不闻不问的，视而不见，甚至不加任何的褒贬或评价，这是否又有失责之嫌呢？这种现象推而至于大陆及台湾文坛，几乎同出一辙”。[26]在1999年4月由香港艺术发展局和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联合举办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上，黄坤尧再次呼吁：“香港文学应该包括古典诗词的写作在内，而在搜集、整理及评价当代的诗词文集也是研究香港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他以香港番禺刘景堂一门三世皆富诗才并都有诗稿传世为例，认为：“这是香港文坛上最骄人的文学成就，希望文艺界能作出公正的鉴别和评价。同时亦宜及早抢救当代以古典体式写作的文学史料，不要任其流失。”[27] 同样在这次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在发言中涉及旧体诗文入史的问题。王晋光指出，黄坤尧和邝健行两位学者很重视香港旧体文学的文献，是少数不随波逐流的研究者，而“绝大部分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都排斥旧体诗文，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现象。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也一直忽视香港文坛存在着一批优秀的旧体诗文作家，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关心这一问题。其实香港旧体诗文作家之创作生命力一直很旺盛。”[28]陈耀南的发言以香港大专教师文言诗作为例，认为：“历来论述香港文学者，总是不谈或少谈旧体文学。但是，以文言为‘死文学’这种偏颇狭隘、鲁莽武断的讲法，早已经不起事实的考验；而能读能懂、喜写喜作的人数多寡，并不就是衡量文学价值的标准。本文列数香港大专教师所作之旧体诗，以见其情采交融、华实并茂，富有民族感、忧患感、时代感，即是社会的写生、历史的见证，也是香港文学园圃的异卉奇葩。”[29]
在香港艺术发展局于2006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廿一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香港作家容若借用余光中批评五四文学健将“高估了西文，低估了文言”一语，指出：“‘高估’和‘低估’的偏差，也见于某些写香港文学史的人。他们谈‘诗’，只承认形式来自西洋的新诗才是诗，不承认属于中国传统的旧诗是诗。这些文学史，只见新诗不见旧诗。”“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旧诗仍然不断开花结果，显得千年古树尚未衰老。写香港文学史的，又怎可以‘贪新忘旧’呢！”[30]他认为，谈诗不宜“贪新忘旧”，这该是写香港文学史应有的态度，许多写传统诗词的香港诗人及其作品应该载入香港文学史。在这次研讨会上，香港教育工作者何世强提交了一篇《香港二十世纪旧文学概况及展望》的论文，洋洋洒洒论述香港旧文学（主要是旧体诗词）的发展概况。他以诗词题材上的变化，将香港旧体诗词分为四个时期，1900年至1935年为第一期，“此时期香港文坛十分鼎盛，诗人辈出，题材多咏香港风物，稍涉时事及晚清民初时中国之乱局”；1935年至1950年为第二期，“反日情绪及慨叹悲苦岁月则成为香港诗人之题材”；1951年至1980年为第三期，“此时期之诗词题材亦最为多样化。除上述以‘避秦’为题材外，其他如游记、酬唱、答赠、题画、时事等都有不少，不过诸家仍囿于旧题材，少赋新事物”；1981年至2000年为第四期，“此时期之诗词题材较为新颖，诗人开始接受新事物，以新事与现代科技入诗”。[31]在“香港诗词作者之部分作品简介”中，涉及的旧体诗人有何绍庄、伍宪子、余芸、岑光樾、李洪泽、林伯聪、李巽仿、何国华、汤定华、易君左、饶宗颐、罗忼烈、唐石霞、王淑陶、熊润桐、梁简能、何敬群、李璜、王韶生、张叔平、陈荆鸿、曾克耑、陈湛铨、张翼诒、吴天任、曾希颖、陈耀南、黎晋伟、费子彬、张纫诗、潘小磐、萧颖林、郭亦园、夏书枚、郑水心、刘祖霞、伍醉书、周仪、张江美、陈蝶衣、董力行、杨逸骏、陈襄陵、蔡俊光、韩穗轩、余璞庆、叶玉超、潘兆贤等四十八家。不过，他也认为，香港之旧文学已日趋式微，主因是时代变迁，环境有异。“当今学子，以习英文、念理科为能事，以便日后谋职，而诗词歌赋、对联等旧文学，不合时宜，亦欠实用价值，在功利主义与实用价值为尚之环境中，旧文学之日渐式微，乃意料中事。现代纵使习文学之大学生，大部分皆学习新文学如新诗、散文等，旧文学难有用武之地，故其式微乃由于后继者少人，而后继者少人之原因是时代与环境使然。” [32]
与此观点略有不同的是，黄坤尧认为近百年来香港诗坛大约经历了清末民初、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四个世代，有两次高潮：先是二三十年代重建传统文化，回应五四运动的疑古思潮；后是五六十年代的诗社勃兴，直接面对大陆惨烈的“文革”，在文化救亡的严肃使命下，见证了中华诗词不死的传说。进入八九十年代，香港诗坛除了享有盛名的“当代国学大师，多才多艺”的饶宗颐，“兼通新旧文学”、“诗风豪迈，意气昂扬”的曾敏之等大家外，本土中青年诗人崭露头角，而内地新移民也正在不断地填补新血，香港诗词表现出特有的新世纪、新事物、新思维、新观念。他指出：“过去香港不断地吸纳来自全国各地的诗才，香港的诗史其实也就是中国的诗史，不分左右，不辨主客，不论流派，不管雅俗，大家屏除成见，逐渐地融为一体，通过诗艺的切磋，香港诗词早就在一个艺术的国度里统一起来了，甚至足以填补中国诗史残缺断层，以至现代文学空白的一页，将现代和传统之间重新嫁接起来。” [33]
作为“为香港文学修史”先声的《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终于在千呼万唤中由香港教育学院陈国球教授总主编，2014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先行推出六本，其中就包括程中山主编的《旧体文学卷》，可谓一大创举。陈国球在大系的总序中指出：“香港能写旧体诗文的文化人，不在少数。报章副刊以至杂志期刊，都常见佳作。这部分的文学书写，自有承传体系，亦是香港文学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可以说，‘香港文学’如果缺失了这种能显示文化传统在当代承传递嬗的文学记录，其结构就不能完整。”[34]《旧体文学卷》选录王韬以下九十多位作者的旧体文学作品，“各体诗文具备，唐宋风格及中西思想，兼采并重；而于题材，或写人生际遇得失，或描绘江山风月，或反映不同期的香港时局、家国灾祸，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35]
《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旧体文学卷》（程中山主编）
澳门大概是唯一的例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旧体诗创作十分活跃，写作澳门文学史，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文学现象。澳门本地学者、诗人郑炜明的博士论文《澳门文学发展历程初探》（中央民族大学1999年），2004年6月以《澳门文学史初稿》为名由香港CVSV Limited出版，2012年6月增补版改名《澳门文学史》由齐鲁书社出版。其中第二章是“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用了四万字洋洋洒洒梳理了明末至民国时期澳门旧体文学的成就，认为中国文学在澳门这块土地上，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杨匡汉在书序中高度评价：“尤其是对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旧体文学的概述，作者从丰富的文学沉积中征引了七十余种名家诗文集资料，梳理敷演，下了一番狮子搏大象般的功夫，当属难能可贵。这种努力，正是把‘问题’回放到‘历史情境’中去审察，为显现当初的人文情境和文学现象提供比较丰富的材料，也为我们走近‘文学’和‘历史’增添了可能性。”不过，略感遗憾的是，在第三章“澳门现当代华文文学概述”中，作者留给澳门现当代诗词的笔墨不到两千字，加以分析的诗家仅有冯刚毅、程祥徽二人，让杨匡汉感叹，与第二章相比，“对于当代澳门旧体诗词的繁荣以及如梁雪予这样的名家，还缺乏足够的注重”。[36]杨匡汉此前1997年参加澳门大学中文学院举办的“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研讨会时，在闭幕式上的讲演中指出：“一般讲澳门文学是指从现代到当代的语体新文学。但以诗歌为例，澳门诗歌可谓双水分流、双峰对峙——新诗与旧诗并驾齐驱，后者历史长、数量大、成就高，如梁披云先生当属旧体诗文的大手笔。有些新诗人的旧体诗词亦出手不凡。”[37]这些兼写旧体诗词的新诗人就包括郑炜明、冯刚毅等。
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齐鲁书社版）
耐人寻味的是，刘登翰在主编《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时，涉及到当代台港文学部分，只谈论新文学，不关注旧体诗词的创作，但在此后主编《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时，特别设置了第八章谈论澳门当代的旧体诗词创作，由词学专家施议对执笔，分析了澳门悠长的与诗结缘的传统，并对梁披云（梁雪予）的《雪庐诗稿》、马万祺的白话诗词、佟立章的“晚晴”诗词、冯刚毅的行吟诗词详加评价，从而阐明旧体诗词创作在澳门文学中占有的独特地位，与第四章的澳门新诗创作相并肩。刘登翰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指出：“时至今日，澳门的古体诗词创作仍然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拥有的会员达一百多人，就会员数与常住人口比例而言，可能居于中华之冠。其成员既有年过古稀的老人（如在古体诗词和书法艺术创作中取得很高成就的梁雪予先生），也有初学的中学生；既有政界商界的闻人（如马万祺先生），也有普通的市井小民。新文学作者中，不少也擅古体。每有所感，新诗古诗两体并发。以用云独鹤的笔名写新诗，用本名写古体诗词的冯刚毅为最典型。在近年刚刚活跃起来的为数不多的澳门文学出版物中，当代作者的古体诗词集的出版，仍是最重要的门类之一。”[38]
饶芃子、莫嘉丽等著的《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一书，虽然限于叙述的角度，对澳门当代旧体诗词“存而不论”，但也“并不意味着将旧体诗逐出‘汉语诗歌’的范畴”，论者坦承：“我们注意到当代澳门汉语诗歌中‘新旧’并立的现象，不仅‘新’、‘旧’两体共存于同一杂志或报刊，而且相当一些诗人同时创作新体与旧体，如冯刚毅、苇鸣等。澳门的旧体诗成绩非常引人注目，本身构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与文学现象，引发诸如文言与白话、旧体诗与当代生活、汉诗的语言技巧等问题。”[39]
朱寿桐立足于“汉语新文学”视角主编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一书，尽管是为了避开涉及澳门当代大量的旧体诗词，可是具体论述时还是不能回避，如谈到“转换期澳门移民文学”时，云独鹤（冯刚毅）的诗词集《天涯诗草》和《镜海吟》得到高度评价，认为：“（《天涯诗草》）体现出作者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镜海吟》）在言志与抒情的创作方向下，诗词题材多种多样，体裁也力避单一，诗以五七言律诗、绝句为主，词则以小令、中调较多。风格雄迈流畅，清新自然，艺术手法多样。”[40]
《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朱寿桐主编）
在海外华人社会，旧体诗词创作绵延不绝，同样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遭到冷遇。新加坡学者李庆年在与有志于此研究的中国学者赵颖通信时感慨万分：“有关华文新旧文学的研究，是一种十分寂寞无奈的工作，外人无法了解我们的感受。其道理是研究不被社会重视，或甚至漠视，因此研究者实属稀少。”[41]李庆年将博士论文修改出版的《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是一本填补空白之作，内容涉及“甲午战争前后的马华旧体诗（1881—1895）”、“戊戌维新运动前后的马华旧体诗（1896—1900）”、“辛亥革命前十年的马华旧体诗（1901—1911）”、“新文化运动前后的马华旧体诗（1912—1926）”、“国共纷争时期的马华旧体诗（1927—1936）”、“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华旧体诗（1937—1941）”。他在书的前言中指出：“马华旧文学是华族整体文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它是华族文化中承前启后的一道桥梁，因此，我们是有必要整理这批文学遗产的。”“1919年10月，马华新文学诞生，取代了旧文学的地位。自此以后，人们就集中精神于新文学而忽略了旧文学，数十年来，几乎没有人对它进行任何评价。”实际上，“马华新文学诞生后，旧体诗仍然一枝独秀，活跃于文坛，甚至到了今天，还可见到它的踪影。”[42]
诚如斯言，复旦大学潘旭澜曾撰文谈及新加坡著名文化人潘受的书法和旧体诗。他指出：“潘受的诗词，题材广泛，中外古今。青年时代迄今，宽阔的人生阅历，华夏文化的深厚涵养，炎黄子孙的赤忱，中正豁达的品性，艺术家的想象与感悟，在不少优秀篇章中浑然融合。……总的说来，他的诗词有书香味、沧桑感、浩然气，常令人击节赞叹。还应提到的是，他以中国古代诗词为根基，又努力从西方吸收滋养，这正是许多擅长中国旧体诗的老诗人所不及的。”令他感到不解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知识界不说，连许多中老年半文盲，都知道潘受，引为华夏文化的骄傲。可是在他的祖国，除了老一辈文化人之外，到了八十年代，才逐渐为书法界所知。他的诗集《海外庐诗》，虽由一家出版社重印，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报刊，介绍、评论过几千位台港澳及海外文化界华人，有些已有几本专著或上百篇评介，而谈论潘受的，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短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极其不成比例。”[43]类似潘受热心旧体诗词创作的海外华人还有不少。
潘受书法作品
遗憾的是《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对于抗战之后的华文旧体诗一笔带过。这种缺憾在赵颖的博士论文《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中得以弥补，论文对新加坡华文旧体诗作者的时代背景与身份背景进行回顾，将他们分为“过客”、“流寓”者和新生代新加坡诗人，并具体分析不同的艺术风格，同时总结了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的传播途径——报纸及其副刊、诗集、社团传播和网络传播。作者指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是新旧两种文学并行的，新旧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不同的功能，而华文旧体诗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组成，更是海外华人创造的精神产品，反映的是新加坡华人落地生根的历史和面对故土复杂的心理。将华文旧体诗纳入‘文学公共空间’，不仅有增强海外华文文学版图完整性的意义，更是华人南洋生活经历的反映。”[44]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史的编写体例和评判标准趋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没有注意到各地华文文学的特殊性，甚至掩盖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共荣，现在是到了反思并付诸实践的时候了。正如相关学者所呼吁的，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中的旧体诗词创作，都应该引起华文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并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反映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性和各区域华文文学的独特性，描绘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华文文学谱系。
参考文献（向上滑动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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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瑞腾：《研究台湾的古典文学》，载《台湾文学风貌》，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13页。
[18] 李瑞腾：《台湾旧体诗的创作与活动》，载《台湾文学风貌》，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6、16、28页。
[19] 李瑞腾主持：《台湾报纸四个旧体诗专栏调查分析（1954～2000）》，“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精简报告2003年版，第1页。
[20] 李瑞腾主持：《台湾报纸四个旧体诗专栏调查分析（1954～2000）》，“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计划精简报告2003年版，第8页。
[21] 顾敏耀：《台湾古典文学系谱的多元考掘与脉络重构》，台湾中央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245—246页。
[22] 顾敏耀：《台湾古典文学系谱的多元考掘与脉络重构》，台湾中央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84页。
[23] 李知灏：《踵事增华：战后台湾古典诗的教学、研究与文献整理》，《台湾文学馆通讯》2013年9月总第40期。
[24] 邓昭祺：《论旧体诗在香港文学史应有的地位》，《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5] 罗孚：《当代旧体诗和文学史——从〈追迹香港文学〉谈起》，《明报月刊》1998年9月号。
[26] 黄坤尧：《廿一世纪诗词写作的展望》，载《香港诗词论稿》，当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27] 黄坤尧：《香港番禺刘氏四家诗说》，载《香港诗词论稿》，当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28] 王晋光：《王韬——香港作家鼻祖论》，载黄维樑主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一九九九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29] 陈耀南：《香海黉宫怀国步，汉唐旧体绘新情——香港大专教师文言诗作的华夏情怀》，载黄维樑主编《活泼纷繁的香港文学——一九九九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30]容若：《香港文学的反思与前瞻》，载寒山碧主编《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廿一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10、411页。
[31] 何世强：《香港二十世纪旧文学概况及展望》，载寒山碧主编《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廿一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49—453页。
[32] 何世强：《香港二十世纪旧文学概况及展望》，载寒山碧主编《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回顾与廿一世纪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00页。
[33] 黄坤尧：《香港诗词百年风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34] 陈国球：《总序》，见程中山主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旧体文学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6页。
[35] 程中山：《导言》，见《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旧体文学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76页。
[36] 杨匡汉：《流动岛上的文学沉积——序〈澳门文学史〉》，载郑炜明《澳门文学史》，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3、2页。
[37] 杨匡汉：《给澳门文学一颗奔腾的心——在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演》，载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38] 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39] 饶芃子、莫嘉丽等：《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8页。
[40] 朱寿桐主编：《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4页。
[41] 赵颖：《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93页。
[42]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43] 潘旭澜：《星洲北斗》，见《小小的篝火》，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268、262—263页。
[44] 赵颖：《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80页。
作者简介：袁勇麟，1967年生。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会长、福建省海峡文旅创意产业协会副会长等。获教育部第二届“高校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八届“青年教师奖”，被评为福建省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福建省优秀教师”、福建省首批特支人才“双百计划”之“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散文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教育部第二届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奖励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研究》等，是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第二子课题《中国台港澳地区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负责人、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台湾文学中的中华民族叙事研究”第二子课题《“再中国化”与“反对西化”：光复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文学的中华民族叙事研究》负责人，出版论著《20世纪中国杂文史》(下)、《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文学艺术产业》、《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第十卷）、《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第五卷）、《华文文学的言说疆域》、《中国当代杂文史》、《21世纪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前景研究》等。著作曾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等。主编的《文学欣赏与创作》、《文化创意产业十五讲》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主讲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2010年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2016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主讲的《文化创意产业》2020年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