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是政治相融、商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的重要线路，见证了北疆草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铁勒、回纥等部内附唐朝。为了便于向唐朝遣使谒见和朝贡贸易，他们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通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驿站68处，备有驿马、酒肉，以供来往的使者、商人骑乘和食用。这条草原丝路既反映了南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状况，也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
01 请求开通“参天可汗道”
唐朝作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通过“贞观之治”，全国呈现政治清明、经济兴盛、商贸繁荣、文化繁盛、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唐太宗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表明了对待北疆草原民族成为自己臣民的态度。在唐朝派兵打败东突厥以后，北疆草原民族主动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反映出当时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加之唐朝对北疆草原民族实行的“羁縻”政策以及遣使、联姻等行为，促使北疆草原民族主动提出开通“参天可汗道”。这些举措使唐朝在政治上对北疆草原地区得以进行有效管理，也是在“大唐盛世”社会背景下北疆草原民族追求政治稳定的一种诉求。
随着“参天可汗道”的开通，北疆草原民族表现出与唐朝进行贸易往来的强烈需求，从遣使贡物、请婚纳聘到互市交易，例如，以牛、马、羊、骆驼等交换中原地区的丝绸、茶叶等生活用品，都是为了追求商贸上的最大利益。《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四记载：“自艰难（安史之乱）以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由此可见这条通道的重要性。回纥自认为助力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有功，从乾元年间（758—760）以后，屡次派使者用马匹交换唐朝的缯帛，每年都来互市贸易，用一匹马换取四十匹绢，以至于回纥“岁送马十万匹，酬以缣帛百余万匹”。回纥还崇尚饮茶风习，时常进入唐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这种绢马、茶马的官方贸易形式，加上回纥借出使之机进行的私人贸易以及民间贸易，既解决了唐朝所需的耕牛、军马，又促进了北疆草原民族的商贸发展。同时，唐朝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物质文化等，吸引着北疆草原民族的向往。例如，突厥贵族阿史那社尔去世后与唐室衡阳公主合葬于昭陵，就是对唐文化认同的结果。可见，文化的吸引同样是北疆草原民族主动要求开通“参天可汗道”的动因之一。
02 北疆与中原往来日益频繁
唐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北疆草原民族的治理，设置羁縻州府，任用诸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并允许世袭官职、因俗而治、自治管理，体现出唐朝“以德服人、怀柔羁縻”的民族政策和“华夷一家”的多民族共同体思想。这种羁縻州府的设置，开创了治理周边民族地区的新模式，维护和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参天可汗道”的开通，加强了唐朝与北疆草原地区羁縻州府的密切关系，使唐朝与北疆草原民族形成了和谐共生的共同体。同时，北疆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往来日益频繁，尤其是“参天可汗道”的开辟，在推动南北民族互市往来、朝贡贸易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使彼此之间建立起更加持久的经济联系，加速了双方的物产流通。例如，回纥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双方开始了长期的绢马、茶马互市贸易，实现了经济上的互通有无和互惠互利，促进了唐朝与北疆草原民族的经济往来。
政治上的怀柔和经济上的互通带动了文化上的交流，“四夷如一家”的民族思想更使唐朝产生了较强的文化向心力，北疆草原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学习先进文化，出现了“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的景象。在考古学资料中，内蒙古阴山以南发现许多唐代城址，如单于大都护府、东受降城、中受降城等。其中，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北城就是单于大都护府所在地。这表明北疆草原民族在政治文化上对唐朝的认同。在和林格尔、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了大批唐墓，从墓葬形制、空间分布、壁面装饰、随葬品组合来看，都与唐朝内地墓葬相同或接近。这说明，继汉朝以后，中原地区文化又一次进入北疆草原南部，并反映在丧葬习俗上。在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山跳峁墓葬中，发现了汉族男子对饮的壁画，但侍奉者的形象、服饰却与汉族有明显区别，壁画中还有鹿、驼、野猪、飞禽等图像，具有草原生态环境的内容，这应该是受到了北疆草原民族生活习俗的影响。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鎏金舞马衔杯纹银皮囊式壶，显然是北疆草原民族文化交流到达唐朝腹地的绝佳例证。蒙古国境内回鹘陵园建筑上的莲花纹、兽面纹等，都受到唐朝文化的影响，也能反映当时南北民族文化的交流状况。
03 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印证
“参天可汗道”为草原丝绸之路开辟了新的通道。“参天可汗道”不仅打通了长安通往北疆草原的通道，而且在回鹘牙帐的终端，沿着杭爱山北麓，向西北行进，越过阿尔泰山，顺着准噶尔盆地东南而下，沿天山北麓西去，通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因此，这条道路又是一条沟通东西方的交通干道。贞观二十一年，西域和中亚诸国的堕婆登、乙利、鼻林送、都播、羊同、石国、波斯、康国、吐火罗、阿悉吉等，都派使者到唐朝朝贡。正是在这一年，北疆草原民族请求开通“参天可汗道”。永徽二年（651），大食国（阿拉伯帝国）“始遣使朝贡”，自此与唐朝友好互通、献物不绝。中亚、西亚、欧洲等国的遣使朝贡活动，进一步推动“参天可汗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隋唐遗迹中，常见具有西域及以西地区风格的器物、装饰和制作工艺。例如，贴花堆塑陶器、胡人陶俑、骆驼陶俑、胡人骑骆驼陶俑、罗马金币、银高足杯、萨珊银币、银执壶、银盘、银长杯、虎柄金杯、织锦、联珠纹、摩羯纹、金珠细工等，均系从罗马、波斯、粟特、嚈哒、天竺等国的传入品和工艺技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水磨沟口墓葬出土的鳄鱼纹金冠饰、罗马金币、嵌宝石人物纹金戒指、银高足杯，应为罗马商人的遗物。和林格尔县土城子遗址出土的鎏金海棠形摩羯纹银杯，其造型和联珠纹具有波斯萨珊银器特征，摩羯纹是印度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和佛教艺术造像的一种纹饰，环带夹单点式装饰则是唐代金银器纹饰布局的特点，集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和林格尔县南园子墓葬出土的绿釉贴花堆塑陶器，采用的工艺是中亚银器上常见的做法。
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唐朝文化随着遣使、朝贡、联姻、互市等不断传入北疆草原地区，而且把唐朝文化传播到中亚、西亚、南亚、欧洲等地。同时，北疆草原文化和西域以西地区文化也影响了唐朝文化。唐朝通过对突厥、薛延陀、回鹘汗国的有效管理，把中国与拜占庭、伊朗、印度等文明古国联系起来，使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又一次得到了开发与拓展，出现了“万国来朝”“天下归心”的大唐盛象，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体现了“华夷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思想。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