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的基础：整体价值认知
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的基础：整体价值认知
周小凤1，张朝枝2*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珠海 519000；2.复旦大学旅游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文化遗产保护正朝着更加注重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利用传承的方向发展。全面探讨线性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体价值认知框架及其内涵是更好践行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的必要前提。文章在梳理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和价值研究基础上，提出基于“时空连续性—要素兼容性—价值完整性”三维一体的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价值认知概念框架，为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具体的理论参照与践行路径。其中：遗产时空的连续性，强调线性文化遗产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历史演进轨迹与文化延续特性，是线性文化遗产的基本物理形态特征，也是支撑多尺度文化认同的基础机制；遗产要素的兼容性，强调线性文化遗产系统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等不同类型要素之间的适配性与协同性，是遗产系统应对复杂社会及环境变化的关键支撑；价值内涵的完整性，强调线性文化遗产承载着的历史、科学、美学、社会、精神等多元价值，是一个相互交织、共同塑造的动态过程，是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体现与整体价值认知的终点。
关键词：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系统性保护；整体价值；完整性
中图分类号：F323;G127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90/j.cnki.issn2096-698X.2025.04.037-048
自2005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开始将完整性保护原则从自然遗产领域延伸至文化遗产领域以来，引起了文化遗产保护与价值认知的整体性转向。例如，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已从1972年最初的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延伸出历史城镇、文化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业遗产、运河遗产、线路遗产、文化线路、系列遗产等新类型，保护范围从局部转向整体、线性区域保护[1]2，保护价值从突出普遍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转向关注保护遗产跨文化的整体价值[2-3]。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也正经历从重视“点”“面”的保护转向同时重视“大型文化遗产”和“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趋势，如大遗址保护理念的提出（2006年）、丝绸之路和京杭大运河（2014年）的申遗成功以及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2019年）等众多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及规划文件的出台与实施。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4]。所有这些转向都表明：文化遗产保护正朝着更注重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利用传承的方向发展。
遗产价值认知在遗产保护利用传承过程中起着根本性作用，决定着遗产保护利用传承的态度与行动方式。然而，长期以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以遗产的局部突出普遍价值为主导，而公众对遗产价值的认知也存在局部性。例如，在权威遗产话语视角下，长城等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体系，主要局限于其点段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忽视了基于遗产系统多元要素关联的整体价值认知[5]90。同时，公众对长城的历史、科学价值认知多停留在表面层次，对其社会、精神价值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尚未形成对其整体价值的完整认知[2]46。作为一种新兴的中国特色遗产理念，“线性文化遗产”具有要素丰富、时空跨度大、价值深远等显著特点，但也因其要素分布零散、地方性差异悬殊、内部联系松散等特性，使得对其整体价值评价与认知难以把握[6]3。目前，关于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概念内涵尚未明确。研究表明：主体对遗产价值认知的不完整，会对遗产保护、利用以及管理等决策过程产生不利影响，进而阻碍遗产实现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的目标[7-8]。
鉴于此，全面探讨线性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整体价值认知框架及其内涵是当前与未来更好践行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的必要前提。本文拟通过梳理国内外遗产政策文本和相关文献，构建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认知概念框架，并探讨如何通过这种认知实现对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以期为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指导，进一步缓解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趋势与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局部性之间的失调性矛盾。
1 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演变与界定
1.1概念演变
线性文化遗产概念是中国学者在借鉴国际遗产组织提出的文化景观、文化线路、遗产运河等新兴文化遗产理念基础上，提出的具有中国情境特色的新遗产类型和遗产理念，已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要讨论对象。在中文文献中，与之对应的英文翻译主要有“lineal cultural heritages”“serial cultural heritages”“linear cultural heritage”“sequential heritage”4种[6,9-11]。在英文文献中，这一表述较少见，相关概念主要包括历史游径（historical trail）、绿道（greenway）、遗产廊道（heritage corridor）、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遗产运河（heritage canal）与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等。
早在20世纪90年代，《操作指南》（1994年）引入文化景观遗产概念时，就提及存在申报那些具有文化意义、呈现长距离状态且代表交通与交流网络的线性区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可能性[12]。直到2005年，《操作指南》才正式把遗产线路、遗产运河以及系列遗产等新型文化遗产概念吸纳进来，并且着重突出遗产要素在空间、时间维度以及跨文化领域的相互联系[6]2。“文化线路”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1984年欧洲委员会所提出的欧洲文化线路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跨国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文化多样性保护。1987年，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朝圣之路率先成为首条“文化线路”[13]89。1994年，于马德里举办的文化线路世界遗产专家会议对其作出定义，即由多种有形要素共同构成，这些要素在文化方面的显著特性来源于跨国或跨区域的交流以及多维对话，充分展现出沿线区域在时空层面的互动情况，这一定义与《操作指南》里的“遗产线路”概念一致[14]81。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了《文化线路宪章》，将文化线路界定为具备物质边界、服务特定目标的交流之路，并提出3项核心标准：其一，能够反映出跨文化交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多维度互动；其二，能够促进受其影响的文化实现融合发展，这种融合在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要素中均有所体现；其三，能够形成一个动态系统，实现对历史关系与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15]。2005年《操作指南》和2008年《文化线路宪章》的先后颁布，标志着线性文化遗产理念已从原本服务于欧洲文化一体化的工具，逐步转变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全球跨文化交流领域的全新方向。
在中国遗产话语情境中，最早和线性文化遗产概念相关联的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文物史迹网”理念。该理念主张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可移动文物，按照横向与纵向结构构建成史迹网络，以此全面呈现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整体图景；同时要求将文物从以往单体保护模式转变为系统且网络化的保护模式，进而使文物的整体价值能够得到更系统、全面的展现[16]14。2006年，单霁翔首次基于国外“文化线路”概念内涵，正式使用“线性文化遗产”术语，并将其定义为“线性文化遗产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往往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或村庄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移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并赋予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文化内涵”[6]2。这一概念涵盖了河流、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等多种形式，特别强调遗产资源的集合特性与链状空间结构及其形成的特定目的，此后成为国内学者探讨线性文化遗产的核心概念基础。进一步地，俞孔坚等学者指出：线性文化遗产应包含自然与文化、物质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种要素，以补充自然遗产要素的重要性[7]6。而孙华则认为：线性遗产（sequential heritages）作为一种特殊遗产类型，是一个具有共同外部边界、产生背景和内涵特征的遗产群体，由线状遗产（linear heritages）发展而来的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11]50。相较其他遗产类型，中国线性文化遗产呈现出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内容丰富及影响力显著等特征，具有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地理空间特色[17]76。
然而，在遗产研究中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线路、遗产线路及廊道遗产的概念使用仍未明确区分，有时甚至被等同[14,17]。有学者指出，欧洲文化线路规模尺度有限、美国遗产廊道文化含量不足等问题，呼吁在引入国外遗产保护理念时，应关注中国大型线性遗产的文化情境与尺度的异质性，提出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理念与发展思路[14]84。为此，汪芳与廉华[18]88提出“线型空间”（linear space）概念，用以统称绿道、生态廊道、遗产廊道、文化线路、风景道等相关理念，并将其划分为景观生态、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3类：景观生态类涵盖绿道与生态廊道；遗产保护类包括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旅游开发类则包含风景道和国家历史道路。丁援[19]55基于文化涵化理论提出“无形文化线路”概念，指在特定历史阶段，因跨文化交流而形成的具有文化意象以及规划保护意义的遗产路径。李飞与宋金平[17]75提出“廊道遗产”概念，认为其作为文化、自然、非物质遗产融合的跨区域系统，不仅是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还承担着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多种功能，并且通常在广泛的地理空间中呈现出跨区域、跨国界的分布态势。蔡晴与姚赯[20]19837认为，美国遗产廊道依靠自然地理特征将文化遗产串联起来，侧重于地方发展与保护的有机结合；欧洲文化线路则围绕特定文化事件将相关遗产进行串联，着重于文化多样性保护。对此，提出基于遗产廊道和生态网络的国家遗产区域才是一种更符合我国自然与文化遗产融合特点的“遗产地群”保护方法。阙维民[21]179指出，“遗产线路”（heritage route）属于世界遗产体系中的正式类型，涵盖自然、文化以及双重遗产线路，与英国的旅游性遗产步道以及欧洲委员会提出的文化线路有所不同，在概念范畴上包含了文化线路、线性遗产、遗产带、遗产廊道等类似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陈兆倩[22]68则将线性文化遗产视为文化线路、遗产廊道和绿道的综合体，着重强调空间、时间和文化要素在遗产节点上对文化功能和价值所产生的影响。以上这些术语反映出学界对线性文化遗产内涵的深入思考与多元探索，尽管相关概念繁多，但都围绕着如何更精准地界定、保护和利用线性文化遗产展开。
目前，国家文化公园是中国政府为响应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而提出的重大文化工程，以欧洲的文化线路、美国的遗产廊道和中国的线性文化遗产理念为理论基础，强调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和完整性[23]21，是结合我国国情将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付诸实践的重大举措，明确要求整合沿线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实现更大尺度上的遗产保护与利用，也为未来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
1.2概念界定
概而言之，线性文化遗产是我国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创新性理念，是一个统摄性概念，通过整合文化线路、遗产廊道、风景道等多维概念内涵而形成（图1）。从内涵看，线性文化遗产既是一种具体的遗产类型，又是一种综合性的遗产保护理念和方法，还包含着特定的遗产旅游模式。具体而言，其内涵主要涵盖以下3个层面。
（1）在遗产类型层面，线性文化遗产与线性文化景观、遗产线路、遗产运河、廊道遗产、系列遗产以及文化线路等概念紧密相连。这些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在线性文化遗产这一框架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遗产类型体系，反映出不同形式和特点的文化遗产在特定线性空间中的集合。
（2）在遗产保护层面，它关联着文化线路、绿道、生态廊道、遗产地群、遗产廊道、文化廊道、文物史迹网、国家文化公园、线性开放空间以及线型空间等概念。这一系列概念体现了线性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整体性保护思路，不再局限于孤立地保护单个遗产点，而是强调通过整合多种空间形态与保护手段，构建起一个涵盖自然与文化、有形与无形遗产的系统性保护网络。
（3）在遗产旅游层面，线性文化遗产又与文化线路、风景道、国家历史道路、遗产小道、慢行道等概念相互呼应。这表明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注重遗产的保护，还强调其在旅游发展中的潜力挖掘。通过打造特色旅游线路，如结合文化线路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利用风景道所营造的优美景观环境，吸引游客体验沿线的丰富遗产资源，从而实现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线性文化遗产中的“线性”并非单纯地指遗产空间呈现出线状或带状的物理形态，它更强调从宏观的整体视角出发，以特定的主线为引导，深入探寻遗产组成要素在时间长河中的演变轨迹、在空间分布上的内在联系以及在功能发挥方面的相互作用。这种视角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力求实现自然与文化、有形遗产与无形遗产的深度融合[18]88。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遗产，线性文化遗产展现出诸多鲜明的特征：其空间尺度宏大且具有较强的连续性，能够跨越广阔的地域范围，将分散的遗产要素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遗产要素极为丰富，涵盖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且各类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具有共同的外部边界和产生背景[11]50；虽然，线性文化遗产是以特定历史时期某种经济、文化或者政治功能为纽带形成的线型或带状区域的文化遗产族群，但往往历史悠久，其使用功能能够持续传承和演变[6,24]；在空间范畴上，它不仅包含遗产本体所处及依托的空间，还囊括了连接不同遗产本体的空间形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空间体系；在价值层面，既强调整体价值内涵的挖掘与呈现，也重视各部分价值之间的有机联系，避免孤立地看待单个遗产要素的价值[7]4。
通过对线性文化遗产概念内涵演变的梳理可以清晰地发现，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流趋势正逐渐从以往单纯重视“点”状遗产和“面”状遗产的保护，向同时注重更大空间尺度的“跨区域整体”保护转变。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新兴课题，众多学者对其相关概念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新兴领域的理解，但在概念的统一与精准界定、保护实践的具体操作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与完善。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从遗产类型视域界定线性文化遗产概念，融合单霁翔、孙华与俞孔坚等学者[6-7,11]提出的线性文化遗产概念内涵，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遗产类型，具体指“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基于某种经济、文化或者政治目的，融合自然遗产、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元要素而形成的跨区域遗产族群”，诸如长城、京杭大运河、茶马古道、欧洲圣雅各之路等。这一界定旨在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与特征，为后续深入探讨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等问题奠定基础。
2.1研究进展
随着遗产概念内涵的多元变化，遗产本质上被视为是一种融合过去与当下的话语构建实践，由话语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赋予其特定的价值和意义[25-26]。权威遗产话语在遗产价值的筛选、生成、阐释、展示，以及保护与开发利用等实践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塑造着人们对遗产的思考、谈论和书写方式[27]20。而作为话语建构的遗产，其价值会因话语主体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的阐释视角与内涵。
从国际遗产组织的权威遗产话语看，早期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主要受《雅典宪章》（1933年）中历史、科学、艺术三大价值的影响，强调遗产本体所具有的客观价值。随着1975年《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宪章》以及1979年《巴拉宪章》的相继发布，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已经从世界层面的“突出的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转向地方层面的文化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进而发展为整体文化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 as a whole）。《巴拉宪章》提出的“科学—历史—美学—精神—社会”五大价值维度，已成为当下“基于价值保护”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指导框架[28]5。然而，《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价值评判标准仍侧重于遗产在世界层面所具备的“历史、科学、艺术”核心价值，对遗产的派生价值未作提及，并且对于如何具体操作线路遗产的整体价值概念，也尚未给出明确说明[29]2。有学者指出，世界遗产的普遍价值观在国际与国家层面的保护中权重较大，这容易导致国内多元文化、多样价值观以及社区层级的文化需求遭到忽视，也使得遗产地居民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难以充分有效地参与遗产的保护与价值传播等实践活动[30-31]。Khalaf[32-33]认为，遗产不仅具有普遍的突出价值，还包含国家、地方和社区层面的多重价值，应将其视为一个多元价值“融合的整体”，强调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实现遗产价值的全面整合与认知。由此可见，文化遗产价值已被视为一个由多维度、动态且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构成的复合体系，具有多样性、系统性和发展性等显著特点。若缺乏全面认知，基于价值的方法将难以支撑整体性保护决策[7]2。故而，构建一个具有整体性、多维度的遗产价值认知框架，不仅能够拓展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的视野，还有助于推动遗产管理实现公平性与包容性，以及达到遗产保护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目标。
现阶段，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主要聚焦于其普世价值、整体价值的概念辨析、评估、保护与利用等方面。其中，学者对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普世价值的探讨，通常围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目标展开，涵盖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和铁路遗产等典型案例。在申报过程中，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主要依据《操作指南》中的6条文化遗产标准进行评判，即创造性、交流、见证、类型典范、环境和关联价值，强调其全球范围内的独特性、完整性与真实性[34-36]。有学者进一步细化了特定类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标准。例如，刘丽华与何军[37]将铁路遗产价值归纳为创造性、交流、典范和见证4类，并主张在遵循国际标准的基础上，融入本土特色。李飞[38]55则提出跨区域多样性、历史与创造性、空间连续性、交通功能、身份认同等多维价值标准，特别指出世界级遗产应满足跨文化与全球意义等更高要求。在线性文化遗产普世价值的研究中，虽然学界逐步探索将本土价值纳入评价体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世界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认知框架。
而学者们对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价值的探讨，深受2008年《文化线路宪章》中文化线路跨文化整体意义概念的显著影响。该宪章明确提出文化线路包含5个核心要素：一是背景，包括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背景；二是内容，涵盖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要素；三是跨文化整体意义，旨在展现区域内外的文化多元性，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四是动态特性，需反映文化交流在时间进程中的持续变化与发展，凸显文化线路的活力；五是环境，囊括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形成的环境以及划定的保护范围，明确文化线路存在与保护的空间范畴。这一宪章构建的要素体系为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价值研究提供了关键框架，使学者能从多维度深入剖析其整体价值。例如，丁援[19]56将“无形文化线路”与“有形文化线路”区分，提出物质、制度和精神3层框架，强调文化认同的多层次结构。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廊道遗产、遗产廊道、国家文化公园等线性文化遗产，提出相应的整体价值认知框架。例如，俞孔坚等人[7]5-6提出“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涵盖科学、保护、经济、功能和旅游5个维度。李飞与宋金平[17]75提出廊道遗产的整体价值涵盖文化、政治、经济和教育4个维度。汪永臻[39]113认为丝绸之路甘肃段的遗产廊道需结合历史、现实和未来视角，从文化、社会、经济、教育和生态5个方面对其整体价值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国家文化公园，学者们普遍认同其通过遗产整合呈现整体文化意义这一核心特征，赵云与赵荣[40]9-10从文化整合视角构建价值评估框架，涵盖核心遗产、整体及品牌价值：核心遗产价值从社会文化和经济维度考量；整体价值则是在省市层面基于区域合理性和文化整合状态综合评估，李飞与邹统钎[23]14则借助“共同体思想”“正义-平等-秩序”伦理意蕴及“天下观”空间意蕴来全面阐释其价值。这些研究极大地细化与拓展了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维度，充分彰显了学者们对其多元价值系统的高度关注。
2.2研究评述
线性文化遗产的价值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普世价值与整体价值认知维度，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然而，当前研究仍暴露出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现有研究仍存在线性文化遗产价值的系统性与整体性认知不足，过度聚焦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与保护，对其非物质文化符号与周边生态环境要素承载的价值内涵关注不足；另一方面，尽管诸多学者探讨普世价值时提及纳入本土价值，但相关研究仍较薄弱。申遗实践中过度遵循国际标准，致使本土文化独特性与地方性价值被边缘化，其本土文化特质未能充分彰显。线性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统一性”与“整体价值大于部分之和”等遗产特征，强调从整体视角认识其遗产价值，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框架。大部分研究仍以个别遗址或节点为中心，缺乏对遗产价值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认识。尤其在涉及跨国界、跨行政区的线性文化遗产时，因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保护标准和措施存在差异，严重阻碍了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工作的推进。鉴于此，建构一个统一的整体价值认知概念框架，已成为推动线性文化遗产实现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的基础性研究与根本性支撑。
认知框架与践行路径
3.1整体价值认知框架
整体性是遗产整体价值认知的基础。通过梳理线性文化遗产与其他遗产整体性概念发现（表1）：整体性认知已经覆盖了所有遗产类型，而不仅仅局限于自然遗产领域，且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并不完全等同于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目前文化遗产的主流整体性概念主要涵盖社会功能、历史结构、视觉美学与价值内涵等方面的完整性[41]14。与之不同的是，自然遗产的整体性更强调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42]1821。目前，世界遗产体系在整体性认知方面还存在连贯性不足的问题，且忽视了文化遗产具有的过去连续性、变化性、适应性以及进化性等特征。因此，学者们倡导人们用动态视角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并结合未来可能面临的变化、挑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对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进行全面、深入的重新评估[32]395。
表1 线性文化遗产与其他遗产的整体性认知一览表
综上所述，时空连续性不仅是线性文化遗产的基本物理形态特征，更是支撑多尺度文化认同的基础机制。要素兼容性在结构、功能及价值维度上的适应、融合与共生，是连接“要素完整”与“内涵完整”的关键支撑，能增强遗产系统应对复杂社会及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及调节能力。多维价值内涵的完整性是深化整体价值认知的终点，关键在于打破历史、艺术、科学等传统评估标准的局限，构建多维交织、共生共构的价值体系，以还原线性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综合体现的本质。基于此，本研究结合中国本土的线性文化遗产概念、国外文化线路的跨文化整体意义及文化遗产的多维价值认知内涵，建构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认知概念框架（图2），具体内涵从以下3个核心维度展开阐述。
图2 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认知概念框架（来源：作者自绘）
（1）维度一即遗产时空的连续性，强调线性文化遗产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历史演进轨迹与文化延续特性。在时间层面，强调线性文化遗产在时间长河中并非孤立静止，而是一个持续演变、动态发展的过程，需构建起“过去—现在—未来”三位一体的完整时间叙事链条。在空间层面，线性文化遗产沿线的地理空间分布及节点间的连接，构成了独特的物理空间与文化空间，是历史叙事、文化扩散与身份建构的重要载体。例如，丝绸之路，从古代的贸易通道发展至今，其时间上历经多个朝代的更迭变迁，空间上连接着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持续发挥着文化交流的作用。京杭大运河最初作为交通航运的重要通道，承担着物资运输、经济交流的关键职能。随着时代变迁，这些遗产在当代实现了价值的再生与转换，京杭大运河从单纯的航运通道转变为文化展示、旅游观光的重要载体。丝绸之路也成了连接不同国家与地区文化交流、促进经济合作的象征。
（2）维度二即遗产要素的兼容性，强调遗产系统内不同类型要素之间的适配性与协同性。线性文化遗产系统涵盖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遗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俗、技艺等）以及自然遗产（如山水环境等）等多元要素。在这一维度下，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文化内涵的物理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赋予其精神内涵，自然遗产则支撑整个系统的生态可持续性。3类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起一个具备动态演化能力的线性文化遗产协同系统。如中国长城——老牛湾段军事堡寨内的宗教建筑与当地民俗活动相互呼应，周边的山河自然环境为其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共同构成了和谐的整体。这种兼容性反映出遗产内部不同文化、自然、社会要素之间复杂且紧密的有机联系，对于线性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突破了传统“要素齐全即完整”的静态认知。
（3）维度三即价值内涵的完整性，以“多元共生”“动态演进”为核心，强调线性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是一个持续发展、动态建构的过程，承载着的历史、科学、美学、社会、精神等多元价值相互交织并随时间推移不断积累与更新。例如京杭运河，从最初的交通航运实用价值，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衍生出历史见证价值、水利科学价值、景观美学价值，以及对当地社区的社会凝聚价值和人们的精神象征价值。这一维度强调线性文化遗产是多维价值融合的统一体，其价值内涵处于持续动态叠加的建构进程之中。
这3个维度彼此依存、相互作用，形成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价值的完整认知闭环。其中，时空连续性为要素兼容提供了演化场域，物质与非物质要素的长期互动又为价值内涵的丰富提供了载体；要素兼容性则保障了时空连续性的功能韧性，使遗产系统在环境变迁中保持价值传递的有效性与持续的生命力；而多维价值内涵的完整性，既是时空延续与要素协同的最终呈现，又指引着遗产连续性保护与要素适配的实践方向。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从“遗产时空的连续性”“遗产要素的兼容性”“价值内涵的完整性”3个维度建构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认知框架，有助于缓解目前文化遗产整体性认知中“连续性不足”“静态碎片化理解”“多样性遮蔽”等问题。例如：在时间上，解决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脱节的问题，强调线性文化遗产价值在时间轴上的连贯性；在空间上，避免局部与整体空间脱嵌，注重遗产空间结构的完整性，打破了局部节点孤立化研究的局限；在要素关系上，改变文化与自然、物质与非物质要素脱离的现状，以兼容性重构要素间的协同关系，从过去关注各要素“是否齐全”转向要素间“是否协同”，为解决线性文化遗产因保护标准差异、要素分离导致的整体性缺失问题提供理论路径；面对内涵复杂性，通过系统视角激活多维价值的共生关系，为平衡普世性与本土性价值失调性冲突，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价值表达框架提供理论支撑。总的来看，这一框架不仅为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提供认知理论基础，更是为推动文化遗产整体价值研究从“碎片化描述”走向“系统性建构”提供理论参照框架。
3.2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实践路径
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构建的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价值认知框架，简化了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实践的复杂认知难度，为切实推动其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提供了明确且具有操作性的指导框架。具体而言，从遗产时空的连续性、遗产要素的兼容性和价值内涵的完整性3个维度出发，践行线性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目标。
3.2.1 遗产时空的连续性维度
就遗产时空的连续性维度而言，线性文化遗产在保护过程中需要全方位考量其从历史到现代的完整发展脉络，而不能仅仅保护单一时间节点或单个地理区域，需关注遗产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潜力，考虑如何在现代社会环境下，通过创新保护与利用模式，延续遗产的生命力，使其在未来仍能持续发挥文化传承、社会凝聚等重要价值，避免时间断层、空间分割导致的价值认知割裂与传承中断。在实践层面，首先应加强对线性文化遗产时空延续性的研究与认知。通过考古、历史文献分析与现代技术（如GIS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全面梳理遗产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历程以及空间维度上的分布格局。其次构建全面且系统的整体网络保护体系至关重要。这不仅要求深入梳理并生动展示遗产过往的功能作用，更要高度关注其在当代社会的实际应用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走向，尤其是在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遗产保护如何与现代社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例如，长城的保护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段城墙的维护，而是要将长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对其历史遗存以及现代所承载的文化象征意义进行全方位、综合性地保护规划，并通过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等技术）展示未来的文化教育潜力。此外，在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中，需避免对遗产空间网络的割裂，确保遗产文脉的连贯性与完整性。例如，铁路、公路的规划与建设应充分论证并规避对遗产区域完整性的破坏。
3.2.2 遗产要素的兼容性维度
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将这些不同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避免对单一要素的孤立式保护。在实践中，首先应对线性文化遗产的所有构成要素进行全面的调查与评估，明确这些要素之间的关联性。例如，长城保护不仅要关注沿途的历史建筑和遗址，还要考虑其沿线的自然景观、宗教遗迹、文化互动场所及其相关的文化和社会影响。这要求多学科协同，包括历史学、地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参与，形成系统的遗产要素清单和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其次在保护过程中要协调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例如，长城保护除了修复城墙外，还要考虑其沿线的生态环境保护。长城沿线的生态系统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现代的生态保护措施必须与历史遗产保护相互支持、协同发展，以实现遗产保护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此外，现代基础设施的规划应与遗产要素保持兼容性，避免破坏其整体文化风貌。
3.2.3 价值内涵的完整性维度
遗产保护需深入挖掘其多维度的价值，避免过于单一或重复的价值展示与阐释问题。保护工作应通过文化展览、国际交流、学术研究等多种方式，充分阐释与展示遗产的多元价值，并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旅游业等方式让遗产持续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通过数字化技术（如虚拟博物馆、线上文物展览等），增强公众对遗产多元价值的认知和参与感，也是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向。这种方式能够使得线性文化遗产的历史、科学、美学、社会和精神等多种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与认同。此外，沿线社区居民作为线性文化遗产价值的创造者、持有者及传承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传统知识和文化活动也是遗产价值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工作应制定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政策，促进当地社区积极地、有效地参与遗产保护，增强社区居民对遗产多元价值的理解与情感认同。
4 结束语
线性文化遗产作为在中国借鉴欧洲文化线路与美国遗产廊道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遗产理念。其核心在于强调从整体视角出发，对遗产价值进行认知、保护、利用与传承，是响应文化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转向的关键支撑。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基于“时空连续性—要素兼容性—价值完整性”三维一体的线性文化遗产整体价值认知概念框架，并探讨基于整体价值的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践行路径，有助于提升线性文化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保护的水平，且助力遗产在当代社会中发挥其多重价值，为文化旅游、地方经济和全球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作者简介：周小凤（1992—），女，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线性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与价值传播、遗产社区居民福祉等。E-mail：zhouxf55@mail.sysu.edu.cn.
*通信作者：张朝枝（1973—），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与国家公园管理、旅游发展与目的地管理。E-mail: zhangcz@fudan.edu.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文化遗产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文化自信生成机制与治理现代化研究”（20AZD0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