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南古籍研究》2006年卷 / 作者：萧霁虹 / 日期：2026-08-19 / 浏览：26 次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云南一直处于边疆危机空前严重时期，英法殖民者把云南视为进入中原的跳板，云南便成了英、法殖民者争夺、分割的角逐之地，外国传教士、旅行家、学者、记者、外交官、商人、军人等纷纷进入云南。这些人中有的具有多重而复杂的身份，他们从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云南进行探察和殖民开发。他们深入云南的城市矿区、高山深谷、边远山寨，有的与当地的地方官吏、富商相交往，有的长期进行宗教活动，他们接触到社会各阶层，怀着不同的目的，了解政治军事、商业贸易、矿产资源、民情风俗、语言文字、边疆民族，探测地形地貌，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境遇、不同的心情将沿途耳闻目睹的一切记入自己的书信、日记和著作中，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状况，这些外国人对云南的研究著述，可以补中文资料之不足。这对今天全面研究20世纪初期的云南边疆，探究近代史上外国人研究云南边疆的著述是有益处的，对进一步研究20世纪前半期云南的历史和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经济的开发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这些资料未见前人系统整理，笔者在图书馆从事历史文献整理十余年，现将长期以来得以寓目的著述和从其他书籍中闻知的相关文献汇成此文，对知见著述详细注明著者生平、内容、版本情况，闻知著述尽量揭示，并标明出处，以便有心者进一步考证。
西方传教士和旅行家是最早进入云南的外国人。早在明朝初年，中国的海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教士就随着商船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将西洋科学，如天算、历法、水利、地理等知识传入中国。清初，罗马教廷仍继续派传教士到中国，康熙帝对此很重视，给予传教士一定权力，准许他们在一些大城市建教堂，并任用他们研究天文历法、绘制地图，传播西洋音乐、文学和医学，其中尤以绘制地图方面的成绩最为显著。
康熙在四十七年（1707年），任用传教士遍览游历各省山水城郭，以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传教士山遥瞻（Bonjour）、费隐（P.Fridell）等人被派到云贵测绘地图[1]，但山遥瞻在同年11月因染恶性疟疾死于中缅边界的孟定。[2]费隐等人在云南的鹤庆等地继续测绘，“以仪器定山川高下远近”[3]，精确绘制了云南的山川形势图。康熙五十七年（1717年），白晋等人汇编为《皇舆全览图》，“此次绘图，测定经纬点，云南有二十七处地势，以三角等高线制图，虽目测不甚确切，惟较以往示意之图，精密过之。”[4]昆明举人赵元祚看图后，说“西洋新绘十五省图并外国诸图，余神游焉。按之足迹所经，无不吻合，其于滇之山水，百不一失，因取余所旧记者，详查互证，”[5]编撰了著名的山水志《滇南山水纲目》二卷。这时期的传教士在云南尚未开始传教。
基督教在云南的传教活动，始于19世纪末，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传教士不仅能在沿海地区较为自由地活动，而且有了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机会，在云南的穷乡僻壤、高山边寨竖起了一个个十字架，他们深入云南各地，在传教的同时熟悉边疆地理、民情，学习当地方言，施以医药，传播文化。据汪懋祖于1947年调查统计，在云南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先后有六七十人，领薪的当地传教士有200余人，有天主教会和基督教的内地会、神道会、中华布道会、英国循道会等8个教会，教堂70余座，全省教民有21724人，普及于汉、苗、彝、纳西、傈僳等22个少数民族，并建学校80余所。[6]这时进入云南的传教士不少，他们在学会少数民族语言后，多侧重于以民族语言翻译教会经典，在教徒中广为传播，而对当地文化经济、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的却为数寥寥。
英国圣道公会传教士塞缪尔·柏格理（Pollard，Samuel，1864～1915），1887年进入云南昭通传教，他学习苗语，1904年到贵州威宁石门坎苗族地区传教，建立教堂，创办光华学校[7]。次年，他用部分拉丁字母及一些简单符号，分别以大字母、小字母代表辅音及元音，元音上下高低的位置代表声调，制成一套以滇东北次方言为准的苗族文字，作为传教工具，以自己的汉译名命为“坡拉字母”。他后因患伤寒死于石门坎。他的主要著作有《云南北部见闻录》《云南北部的碉堡》《未被踏查过的中国地方》《在中国难于进入的角落里》《未知的中国》等，均是他在云南昭通、贵州威宁传教时的所见所闻。东人达、东旻将柏格理和邰慕廉、王树德、埃利奥特·甘铎理、张绍乔、张继乔等一批基督教循道公会的传教士在黔、滇、川地区传播基督教的著述翻译整理为《在未知的中国》，200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了柏格理《中国历险记》《苗族纪实》《在未知的中国》，王树德《石门坎与花苗》，甘铎理《在云那一边——柏格理传记》，柏格理撰写、甘铎理编辑《柏格理日记》，张绍乔、张继乔《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这些书的作者都曾经长期在黔、滇、川毗邻的广大区域内长期从事基督教的传教，既是历史活动的亲历者，也是历史事件的记录者。
《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载：“云南研究人种语言之天主教士亦有多人，而邓明德为最著氏。”邓明德（Vial Paul，1855～1917），又译称为保禄·维亚尔，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1880年抵达云南，受教会委派至大理漾濞、路南传教，他在路南彝族撒尼居住区传教长达30年，死于青山口。他在路南期间，建教堂，办学校，并系统调查了撒尼人的语言、文字、文献、历史、宗教、社会、礼俗、文学等，他研究彝语彝文十余年，用彝文编译教会经籍，在当地广泛流传。他还在法国订铸彝文字母铜模，交香港教会印刷局印刷他著的《罗罗文研究》（Etudessur L'ecritureles Lolos an yunnan，1890年出版）、《倮倮族的历史、宗教、风俗、语言及文字》（Les Lolos：histoire，religion，moeurs，lange，écriture，1891年出版）、《法夷字典》（Dictionaire Francais-lolo，1909年出版）、《罗罗与苗子》（Les Lolos et les Miastxe，1891年出版）等，他从人文科学角度来研究撒尼文化，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不可胜计。[8]近年，黄建明等把保禄·维亚尔在国外发表的文章译成中文，集成《保禄·维亚尔文集》，2003年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澳大利亚牧师张尔昌于1917年到云南禄劝传教，1948年在禄劝撒营盘。为了传教方便，他把柏格理在贵州苗族地区设制使用的一种拼音字母带到禄劝彝族、傈僳族、苗族地区试用，经过多年的试行和两次大的修改，形成了一套彝、傈僳、苗族都能适用的拼音文字，用于彝族的称为“黑彝文”，它有声母48个符号，韵母25个符号，张尔昌以此翻译了266页、360首的《颂主圣歌》，供彝族教徒使用。这一套“黑彝文”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当地彝语方言，好学易懂，至今仍有万余人能读这种文字，并用之写信、写文章。法国人利埃达尔先后在云南路南、昭通的彝区传教十余年，著有《阿西倮倮地区》《云南倮倮泼——华南的一个土著部族》等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上述两个地区彝族的情况。[9]
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纯仁在四川传教，曾任四川盐井县天主堂司铎，其间撰写了《川滇之藏边》一卷，1923年载于巴黎报刊，并印行成册，1937年李思纯译为中文，译文稿本现藏云南省图书馆。书分为川边、滇、察哇龙之巡、康藏民族杂写等篇，涉及历史沿革、山川道里、军政、民俗、贸易、轶闻等。
旅行家、探险家与传教士不同，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以游览为目的，多是个人出行，游踪不定，他们的旅游笔记记录沿途的见闻，涉及各地的风光名胜、民情风俗、社会变革，甚至地理、地质、气候、考古、生物等方面的内容。而且，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外国人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探险的一个高峰期。随着天主教渗入云南，英、法、德等国探险家争相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探险”。法国人沙尔雅考察队到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彝区复制彝文碑文，并收集彝文碑文和彝文经书，保尔·博厄尔到云南曲靖、彝良彝族地区考察，将搜集的彝族语言词汇资料送交巴黎东方人学会。英国人李特撰《滇西北旅行》一文，对滇西北一带的彝族作了介绍。[10]
英国旅行家科尔洪（Colquhoun，A.R.1848～1914）于1871年以来做过技师、经济事务官及《伦敦时报》通讯员，后到印度工务局任工程师，其间他到世界各地旅游，到过中国广东，曾沿珠江抵云南，经文山至大理，转赴缅甸，后又由云南入广西，沿途接触西南少数民族甚多，他在1883年创写的《横渡金沙江》记载了不少苗、彝等民族的风俗习惯，书中还附有“土僚”的写生画，这是他1881年从云南进入广西时路上遇到的一种少数民族，他认为他们忠厚勤奋，热情好客，并注明土僚主要居住在开化府（今云南文山）。他在大理时曾见到克拉克（G.W.Clarke），便将其《黔苗图说》的手抄资料附录于该书的第二卷。[11]这为研究清末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文山的壮族，提供了图文并茂的资料。还著有《中国在变化》（1898年）、《四大洲工作和旅行》（1908年）等著作。
旅行家、记者莫理循（Morrison，George Ernest，1862～1920）是英国人，出生在澳大利亚，曾在澳大利亚和亚洲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旅行，行程10万公里。来华后，于1894年由上海动身循陆路到仰光，1896年从曼谷到昆明，次年又作横穿东三省的旅行。1895～1912年任《泰晤士报》记者，先驻印度支那、暹罗、掸邦，1897年起驻北京，他目击了义和团事件和日军入侵旅顺，是当时报道远东形势最有权威的西方记者。由于他对中国地理和政治的丰富知识，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总统顾问。他的代表作是《在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关于一次穿越中国到缅甸的安静的旅行》（An Australian in China：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Quiet Journey Across China to Burma），[12]记录了他从上海启程，经汉口穿过四川、云南两省到缅甸的所见所闻。全书23章，涉及云南的便有17章，文笔流畅，用词幽默，有声有色地叙述了他对云南地理、风俗、官场和各阶层人民的看法和评价，描述了马嘉理事件、昆明的法国传教士、军火厂、监狱和疾病，最为详尽地评述了清末存在的鸦片、传教两大社会现象。
法国探险家亨利·奥尔良，1895年为探查中国境内的湄公河流域状况，从今北部湾到印度，先后跨越了红河、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和布拉马普拉特河五大流域。在云南省境内，他深入“三江并流”腹地，曾五次横渡澜沧江，两度取道怒江河谷，越过了横断山脉和高黎贡山等巨大山系。他曾赴四川大凉山等彝族地区实地考察，搜集了大批彝文手稿运送回国，现为巴黎东方语言学会图书馆珍藏。他将自己的行程撰写为《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2001年龙云将之译为中文，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梅撰写的《清末关于云南的西文游历资料拾遗》[13]一文，对英国人安德森（John Anderson）博士《滇西探险报告》和《从曼德勒到勐缅》、巴伯（Edward Colborne Baber）《从大理到腾越：格罗夫纳考察团笔记》、伯恩（F.S.A.Bourne）《在中国西部的考察报告》、克拉克（G.K.Clark）《贵州省和云南省》均有详细介绍，于此不再赘述。
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一败于鸦片战争，再败于英法联军之役，西方殖民列强咄咄进逼，借助坚船利炮的声势，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取了在中国沿海、内地设领事馆、开商埠、筑铁路、传教、开矿等特权，西方外交官、军队官员为行使各殖民列强的意图纷纷进驻中国，以谋求一己之利为目的的商人也随之在口岸和沿海忙忙碌碌地营利，他们中一些人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了下来。
法国殖民政府于1862年侵占西贡，迫使阮氏政府割让南圻三省，同年威胁柬埔寨沦为保护国，并妄图侵略中国西南。1866年由特拉格利（Doudartde de Lagrée）组成了湄公河流域探险队，法国海军军人、探险家安邺（Gamier，Marie Joseph Francis，1839～1873）也是其中一员。特拉格利率领一队人员自西贡出发，溯湄公河而上，经柬埔寨、老挝进入中国车里（今西双版纳），至思茅转道元江至临安（今云南建水）；安邺率一队由越南河内溯红河而上，经保胜、河口、蒙自至临安。[14] 1868年安邺继任队长，到昆明，经会泽、昭通到四川叙州府，乘船沿长江经汉口至上海，然后返回西贡。安邺将沿途考察撰写为《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简称《探路记》，有汉译本。该书光绪年间先后两次出版，一次是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书局排印；另一次是光绪十六年（1900年）秦华楼居士抄校付排，据李小缘《云南书目》可知全书为十五卷。安邺的目的是探察从柬埔寨到中国、印度以北境的政务、商务、史迹、风俗、房屋、云南矿产等，在其总旅程5392英里中有3625英里的情况是当时欧洲人所不知道的，所以此行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1873年，安邺率军在河内作战，被刘永福黑旗军击毙。
在此之后法国人杜布益和爱弥·罗毅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著有《云南省》、《云南亲王史》，对云南彝族等少数民族的习俗，特别是婚姻形态有详细介绍。19世纪末法国人普亚、拉古柏里、德维亚等进入中国西南考察，亦有研究彝族历史文化的著作出版。[15]
卫三畏（Williams，Samuel Wells，1812～1884），美国外交官、语言学家。1833年大学毕业，次年抵达广州，任广州公理会印刷所经理，协助裨治文编《中国丛报》，后继任主编，历任日本舰队司令翻译、美国公使馆参赞、翻译，其间兼习日、汉语。1858年曾随美国公使赴天津签订《中美天津条约》。1876年返美，任耶鲁大学汉文教授，主持创建美国最早的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著作甚多，他的《中国导论》（The Middle Kingdom，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government，literature，social of the Chinese Empire，1848）两卷本被美国誉为美国开创中国学的“里程碑”，与1874年问世的《汉英拼音字典》长期被看做是外国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另有《中国地志》（The Topography of China，1844）—书，对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的人文地貌和民族也有记述，属美国早期研究成果。
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中文名字方苏雅，是法国外交官。1880年进入法国内务部、外交部，后任法国外交部部长私人秘书。1895年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由此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他在龙州的任务有两项：一是与中国政府进行中越划界的谈判，二是修筑龙州铁路。1899年他从广州游历了广西、贵州，到达云南。同年12月始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1900年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1903年又兼任法国驻云南省代表。1904年他从昆明出发，到四川凉山，进入西康，又从重庆乘船至上海，返回法国。他在中国的八年间，所到之处都以日记记录了当地的政治、军事、文化、山川名胜、民情风俗以及他所经历的昆明教案、周云祥起义、滇越铁路的修建等一些历史事件，并拍摄了大量沿途经历事件和风物的照片。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据称，是他在云南期间所执行的殖民政策与当时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后任法国总理的杜美（Paul Doumer）有很大的分歧，他回国后在政治上受到严重冷落，因此没有将从中国带回的1000多张照片、电影胶片、文字资料等交给法国政府，而是放入紫檀木箱，珍藏在地窖里，生前无一公之于众。1985年其妻逝世前，将他带回的中国龙袍、云南兵器，以及110幅涉及中国、越南、新加坡的玻璃底片分赠给法国高美博物馆、摄影档案馆、友人协会档案室、巴黎人类学博物馆，其余的留给方苏雅的侄子皮埃尔·赛都（P.Seydoux）。1987年，高美博物馆把底片冲洗后，发现照片成像质量很好，而且时间久远，又有区域特色，便成立了“法国奥古斯特·方苏雅遗产保护协会”，赛都为秘书长，挑选了八十余幅，长年在法国各地举办巡回展览。赛都和法国女作家多朱尼格·莉亚勃、阿根廷记者乔治·司瓦茨曼三人整理了方苏雅在中国的一些日记、书信和回忆录，配以他的八十余幅照片，出版了《领事的眼光》（《L'oeil du Ccnsul》）一书。这本图文并茂的画册，主要辑录了1896～1904年方苏雅任驻滇总领事时亲眼看到的中国南部及他拍摄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人物活动，形象地展示了晚清中国社会的种种历史风貌，特别是对云南专题系统的拍摄，展示了云南百年史像。赛都等人将他的书信、日记整理出版为《穿汉人衣服的白人》。至今保存尚好的六百多幅反映西南人文历史的照片，已被云南的有识之士购回，先后整理出版为《昆明晚清绝照》《历史的凝眸》《彼岸的目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等专著，由此可以看到方苏雅以实证风格记录的晚清云南社会现状。
多龙（d'Ollone），又译为奥隆或德·奥隆，是法国军官。清光绪三十二年到宣统元年（1906～1909），从越南河内经中国云南进入西南地区考察苗、彝、藏等民族社会历史及习俗等情况，1911年，多龙著的《中国—西藏—蒙古遗留下来的蛮族》是一部有关中国彝、苗、藏族及西南地区历史的专著，较详细地记叙了沿途了解到的情况，附有旅行路线图、照片、地图等，书中提及苗族的族源等问题，对欧洲学者颇具影响。多龙的著作还有《中国非汉民族的文字》（1912）、《中国非汉民族的语言》（1912）等。[16]与之前后进入云南考察的还有军医吕真达，1907年至1910年先后两次考察四川和云南彝区，著有《建昌罗罗》《在云南和东京的崇山峻岭中》等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凉山彝族的奴隶制下的三个等级，对凉山彝族社会形态的分析，为西方学者研究凉山彝族奴隶制提供了依据。[17]其专著《彝藏禁区行》，于1999年由辛玉等译为中文，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英国军官戴维斯（H.R.Davis）为考察修筑印度至云南铁路的可行性，于1894年至1900年间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调查，足迹至今云南的保山、德宏、大理、思茅、昆明、东川及四川南部等地区，撰写了《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内容涉及19世纪末的云南社会状况、风土民情、气候物产以及中国西南边疆情况，具有较高的价值。此书历来被我国民族学、外交史、经济史、交通史等学术界公认为极具参考价值。2000年由李安泰等人译为中文，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英国商人利特尔（Little，A.J，1838～1908）于1859年以商业目的来华，1898年溯长江而上，至四川重庆等地旅行探查，又从云南至越南，写下《通过长江咽喉——在中国西部的经商和旅行》（1888）、《穿越云南和东京（越南北部）》（1910）等著作，记录了他从成都到云南昭通、东川、昆明及蒙自的所见所闻，对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习俗等风土人情均作详细记述，并对苗族进行考证。另外，其妻阿绮波德·利特尔也随同来华，她是近代中国反缠足运动的发起人，曾组织“中国妇女天足会”，著有《熟悉的中国》《中国婚事》《李鸿章及其时代》《穿蓝色长袍的国度》等著作，其中《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已由王成东、刘皓翻译为中文，1998年时事出版社出版，这是她从北京到上海、浙江、湖北、四川、福建、广东、香港等地的记游作品。
英国人宾福士在民国初期对个旧锡矿进行调查，留下了调查报告书及中英文合同、信函、地图共14份，被后人汇编为《民初个旧锡矿有关资料》稿本一册，这是研究云南锡业的原始资料。1940年英国准备在保山、腾冲一带进行水电开发，英国人韦思德实地勘测后留下了《腾越水电厂计算书拟稿》。这两份英国对云南的开发计划现藏云南省图书馆。
20世纪初期进入云南的欧美学者，有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他们对云南各方面进行研究，虽然调查研究不够深入，或囿于种族偏见，使其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均得到了不同部门的经济资助，得以长期深入各地区、各民族中系统研究某个学科或某个民族，他们的著作有见闻录，但更多的是某学科某一专题的系统研究。
法国东方语言学家德维利亚（Dev6ria，Gabriel，1844～1899）于1860年以翻译见习生的身份来华，居住了16年，后在巴黎任中国语翻译书记官，他探研过西夏语，通晓蒙古语，曾调查和研究北京四夷馆的沿革、中国国教史、云南和越南的地理及土俗，著有《中国与安南邦交史关系》（Histoiren de relations de la Ching aves l’Annam，1880）、《中国—安南边界》（1886）、《倮倮和苗族》（1898）等，叙述了云南与越南的关系、界务及当地民族的情况，并附插图和语言文字的比较。[18]
法国人巴克（J.Bacot 1877～1967）是藏学家，1907年和1909年两次前往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以学者的眼光搜集了370多个象形文字，并在此基础上于1913年发表了西方第一本介绍纳西东巴经和象形文字以及纳西社会历史的著作《么些研究》，全书约6万字，简单地记述了纳西人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和宗教民俗及纳西族的体质特征、婚姻道德等方面的情况。
美籍奥地利人约瑟夫·洛克（Joseph F.Rock 1884～1962）是植物学家、人类学家，20世纪20年代初受美国农业部派遣，前往东南亚搜集植物标本。他从缅甸进入中国云南丽江后，被纳西族奇特的象形文字和神秘的东巴教深深地吸引，直到1949年离开丽江，他一直以丽江为其探险考察活动的大本营，先后踏遍滇西北及四川木里等地区，此间他先后收购了8000多册东巴经书，赠送或卖给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和私人收藏。他凭借20多年的实地考察、潜心研究，直接向纳西东巴学习东巴文，在美国陆续发表了关于纳西文化的研究著述。如《纳西文献研究》《中国西南的古纳西王国》纳西人的病魔驱逐仪式：位于中国云南省腹地的一个土著民族神秘的丧葬仪式》《黄喇嘛的土地：超越中国云南丽江玉龙雪山的探险——国家地理协会探险家探访神奇的木里王国》《一个孤独的地理学家的经历》《永宁么些人及其宗教文献》《纳西巫师占卜经的起源》《纳西文献中的洪水故事》《美国地理学会所藏尼古斯么些手稿》《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等，他从宗教学、人类学的角度研究纳西族及其宗教经典，以毕生的精力研究纳西族的东巴仪式、经文、历史、语言、文化和丽江的文化地理和动植物，他的研究是具有开拓性和奠基性的，被西方学者誉为“纳西学之父”。[19]
日本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鸟居龙藏（1870～1953），是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20世纪初他到湘、黔、滇、川对苗族、瑶族、彝族进行调查，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作，他坚持历史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重视通过考察古迹文物，广泛钻研中、日古文献，参阅英、法、德文有关资料，并对风俗、习惯、语言、宗教等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对民族文化进行纵横分析。学术界认为他是日本对东亚民族的历史、文化、民俗进行调查研究的创始人，为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开拓了道路。他对中国民族所作的调查研究及所写出的调查报告，深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苗族调查报告》对东南亚大陆国家的苗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其主要内容是全面研究贵州中部往西及云南弥勒和武定一带苗族的族称、地理分布、体质、语言、风俗等方面的著作，于1936年被翻译为中文，当时在中国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
德国人类学家布克莱尔（Beauclair，Inez de） 1940年来华，他主要是在贵州等省对苗族、仡佬族等民族进行调查。1941年在安顺地区对仡佬族进行人类学测量，1945年又到贵州镇宁等地调查，主要著作有《贵州仡佬的历史和现状》、《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的中国九个部族》（1956）、《黔东南苗族文化结构》（1960）、《海南岛的苗人》（1961），他对滇东北的苗族也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其《贵州省的大花苗》一书中有一章是“云南省大花苗的一个村庄”。[21]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国际援华组织，由宋庆龄、路易·艾黎领导，俄国作家顾彼得（Peter Goullat）是其中一员，先后到康定、重庆、昆明、保山、腾冲等地工作，于1941年辗转来到云南丽江建立办事处，目的是帮助边地民族建立工业合作社以开发本土。他留居丽江9年余，参与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接触社会各阶层，为他们治病疗疮，与纳西、白、藏、彝等多民族深入交往，使他得以广泛地探察丽江的自然风物和人文风貌。1955年他在英国伦敦出版了《被遗忘的王国》[22]，1961年出版《玉龙山的喇嘛寺》。他的著作比较翔实地描述了丽江的风土民情，是认识当时纳西族社会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他在书中对东巴教及殉情等社会问题也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其著作内容丰富，被视为20世纪40年代的“滇西北风情录”。有关中国的著述还有《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部落》《神秘之光——百年中国道观生活亲历记》[23]，记录了他所经历的中国道教文化。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因为撰写《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把中国革命的真相介绍给外部世界，已为大多数人所熟悉。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曾经以记者的身份到台湾、香港、澳门、广东、云南、越南、缅甸和印度进行采访，写下了大量报道，其中大部分以介绍云南为主。他逝世后，由其同乡并在其母校美国密苏里大学任教的罗伯特·M.法恩斯渥斯教授把这些文章编辑成《南行漫记》，[24]全书五章，其中“印度支那和云南府（昆明）”“随马帮从云南到缅甸”两章是专记云南的，有滇越铁路、云南府历史、大理古城、苍山洱海和龙灯社火、春节节庆活动等等社会现状、风光景色、风土民情的描述。
综上所述，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外国人对云南的记录、研究留下了大量的著述，为研究云南的近现代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补充我们研究视野里的盲点，也可令今天的学人换个视角来研究云南。
注释：
[1]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叙录”，第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云南通志馆：《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宗教考八，第3页。
[3]（清）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一，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昆明倪氏刻本。
[4]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第6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清）赵元祚：《滇南山水纲目·序》，昆明，《云南丛书》刻本，1914年。
[6] 汪懋祖：《云南传教事业》，载《东方杂志》第43卷第11号，第44页，1947年8月。
[7] 邱纪凤：《滇黔边境苗胞教育之研究》，载《边政公论》，第4卷，1945年。
[8] 云南通志馆：《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宗教考八，第6页。
[9] 阿哲倮濮：《近代以来国外对彝族的研究》，载于左玉堂、陶学良编《毕摩文化论》，第81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 张泽洪：《近代以来的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以国外学者研究为中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1] 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第2608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2] 此书已由张皓译为《中国风情》，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13] 杨梅：《清末关于云南的西文游历资料拾遗》，《云南图书馆季刊》2003年第2期（总第90期）。
[14]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二册，第5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另：安邺又译作晃西士加尼或加尼埃，于1862年起在西贡法国殖民政府供职。
[15] 阿哲倮濮：《近代以来国外对彝族的研究》，载于左玉堂、陶学良编《毕摩文化论》，第81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6] 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第2610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7] 阿哲倮濮：《近代以来国外对彝族的研究》，载于左玉堂、陶学良编《毕摩文化论》，第81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8] 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第2609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9] 萧霁虹：《东巴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总第45期）。
[20] 石茂明著：《中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第38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21] 高文德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第2605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
[22] 该书已由李茂春翻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23] 由和晓丹翻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24] 潘敬思等翻译，1993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林超民主编：《西南古籍研究》2006年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