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游牧人群大多没有发明自己的文字，所以研究游牧文明的起源及形成问题，不仅要关注历史文献，还须借助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材料。目前，国内外关于游牧文明起源的讨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将“游牧经济”的出现和“游牧文明”形成混为一谈；二是在文明起源的讨论中，回避或忽略游牧文明研究。当然也有学者对游牧文明作过专门论述，为深入讨论提供重要参考。当下国内学界关于游牧文明起源形成问题的讨论较少，缺乏对早期游牧文明界定的专门论述。亚洲草原是游牧文明的典型分布区，也是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为解答游牧文明形成问题提供了丰富线索。本文从考古学视角出发，辨析游牧经济起源和游牧文明形成的联系与区别，重点讨论亚洲草原地区游牧文明的形成，并尝试提出亚洲草原早期游牧文明的主要特征。
一、游牧经济、游牧文明与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
“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与农耕经济不同，游牧经济利用食草动物的食性与卓越的移动力，将人类在广大地区内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肉类、乳类等食物及其他生活所需。与狩猎采集等攫取性经济不同，游牧是生产性经济，虽然出现较晚，但其利用边缘和不稳定的自然资源，需要一定技术和生存技巧。
（一）游牧经济与游牧文明
游牧的含义已有诸多学者讨论，较有代表性的是苏联学者哈扎诺夫。他认为游牧是一种与农业截然不同的食物生产经济方式，其主导活动是广泛的流动性放牧，人群中的大多数进行周期性放牧迁徙。在《人类学词典》中，“游牧生活”指“一个群体为获得生活资源而进行季节性或周期性的迁移所过的生活”。其他学者对于游牧的定义大同小异，其基本内涵是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生业方式、为利用最佳草场采取系统的季节性迁徙、占大多数的人从事游牧经济生产。但由于区域和环境差异形成多样游牧方式，学者对游牧的理解也不同。哈扎诺夫根据人口迁徙及定居情况，将欧亚草原等地的游牧经济划分为五种类型：一是较大型的人口迁徙，即从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没有固定路线，不在一个地点长时间停留；二是在一定区域内一年四季不停移动，没有固定的冬季中心；三是全部人口使用固定的迁徙路线，在冬季中心过冬，全年以牧养牲畜为基础，耕作农业匮乏；四是整个人群在春、夏和秋三季进行水平和垂直的游牧，存在永久的冬季中心，存在农业，但处于从属地位；五是一部分人口在一年或一年的某个季节进行水平和垂直的游牧，其余人口从事定居农业。在哈扎诺夫看来，前三种游牧类型基本不存在耕作农业，没有固定居住中心，即“纯游牧”，后两种属于“半游牧”。
哈扎诺夫的成果是草原游牧研究的基础，他提出的“纯游牧”、“半游牧”等概念影响深远。然而，随着人类学调查的开展和游牧人群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并不存在所谓一年四季到处移动放牧的“纯游牧”，“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应是记载偏差。从考古学上看，将发现居住遗迹的游牧人群视为“半游牧”，没有发现居住遗迹的游牧人群视为“纯游牧”，是一种误解。因此，一些学者使用“专业化游牧”（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概念取代“纯游牧”或“半游牧”，强调任何游牧社会都需要一定的辅助性生业。“专业化游牧”在表述上更加科学，能够反映游牧经济的本质。即便如此，对于游牧经济起源的标准，学者仍有不同观点。
很多学者认为游牧出现于早期铁器时代，与骑马术普及密不可分。青铜时代草原地区的经济方式仍是农牧混合，尚未出现真正的游牧，游牧出现的年代应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或更晚。也有一些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游牧的本质是转场放牧，即在相对固定区域内，在不同牧场移动放牧，目的是找到合适牧场，为牲畜提供足够草料资源，夏避酷暑，冬避严寒。因此只要有转场需要的技术和设备，即必要的交通工具，进行季节性的转场放牧，就可以称为游牧经济，如公元前2千纪上半段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七河流域的拜尕什（Begash）遗址、新疆博尔塔拉河流域阿敦乔鲁和呼斯塔遗址等，发掘者认为这些青铜时代居民的经济形态不仅以畜牧为主，而且已经出现季节性转场放牧，即“游牧经济”。有学者认为游牧出现于更早的青铜时代早期，如俄罗斯学者娜塔莉亚和她的团队分析墓葬填土中包含的植物种类及动物骨骼或牙骨质，确定墓葬的埋葬季节，提出里海西北的颜那亚—洞室墓文化（Yamnaya-Catacomb）存在转场游牧经济。还有学者提出在公元前4千纪的乌拉尔草原地区特尔塞克（Tersek）和波泰（Botai）遗址便已出现游牧经济。
本文认为，学者对游牧经济出现年代认识存在如此大差异的根源，在于对“游牧”内涵的不同理解。认为游牧经济出现于青铜时代甚至更早的学者，关注是否在一定区域内出现季节性转场放牧，只要存在就可以判定出现游牧经济。而认为游牧经济出现于公元前1千纪的早期铁器时代的学者，则将游牧经济与文献中记载的斯基泰人等早期游牧民族相联系，强调游牧经济的主导地位、骑马术的普及以及集中强大的军事力量等特征。
任何文明的起源都有着漫长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以西亚地区为例，西亚农业的起源、定居生活的出现到农业村落的普及，历经后旧石器时代、前陶新石器时代和陶器新石器时代，从农业出现到农业国家形成，历经数千年。同样，游牧经济的出现和游牧文明的形成也不可能同步，而且游牧经济需要通过移动和分散来利用不稳定的草场资源，与社会复杂化的集中原则相悖，所以游牧经济必定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早期游牧国家。因此，可以进一步区分之前关于游牧起源的两类观点，分别用“游牧经济的起源”和“游牧文明的形成”代指。也就是说，游牧文明形成于公元前1千纪的早期铁器时代，而游牧经济的出现则要早得多。学者在概念的使用上应避免混淆：“游牧的起源”和“游牧经济的起源”两个概念大致等同，但与“游牧文明的形成”相区别。
此外，本文认同游牧经济出现的时间可以早至青铜时代的观点，但由于游牧经济的多样化特征，目前探讨其起源问题的条件仍不成熟，所以本文无意讨论游牧经济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而将关注重点放在亚洲草原游牧文明的形成方面。
（二）典型的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
长期以来，在草原游牧国家的研究中，多数学者从东西方文献提到的斯基泰和匈奴谈起。二者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找到诸多记载。通过对斯基泰和匈奴等早期游牧文明特征的总结，可以为亚洲草原游牧文明形成的讨论提供重要参考。
“斯基泰人”几乎是早期游牧人群的代名词，甚至很多学者将早期游牧时代称为“斯基泰时代”。实际上“斯基泰”的闻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黑海北岸和库班河流域发现众多斯基泰时期高等级墓葬。这些墓葬不仅发现早，随葬品也非常丰富，出土大量造型独特的金器和青铜器，很早就吸引世界的目光并对斯基泰早期游牧人群印象深刻。二是古代西方文献对其有较为翔实的记载，最著名的就是希罗多德对斯基泰人的描述。希罗多德时代的黑海北岸地区分布着众多斯基泰人部落，因此这里发现的早期游牧遗存很快被冠以“斯基泰”之名。从考古发现看，斯基泰文化主要分布于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的库班河流域，年代范围在公元前7世纪—前3世纪初。
在希罗多德笔下，斯基泰是拥有国王和贵族的游牧国家，王族拥有特定领地，国王有至高权力，“当国王要处死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允许这个人的儿子们活着，而是把他一家的男性一律杀死。但是对女性家属他是不加伤害的”。希罗多德专门描写其国王的墓葬：当国王死去时，斯基泰人要挖方形的大墓穴，殉葬嫔妃、厨夫、侍臣、传信官等，此外还有马匹和其他随葬品，之后在其上“修造一个大冢”，而且要“修造的尽可能的大”，一年后又会选取50名少年和50匹装备马具的马，杀死后配套安置在坟墓的四周。虽然还无法将考古发现的大型墓葬与斯基泰国王墓准确对应，但一些高等级墓葬确实与文献记载相近，一般有大型封土堆，封土堆下多是木构建筑，在主墓室周围摆放大量以马为主的殉牲。如库班河流域乌尔斯基发现的一座土丘冢，马殉牲多达360匹。大墓中还存在人殉，随葬品中有大量金银器。公元前4世纪斯基泰王国达到巅峰时期，之后开始衰落，东部的萨尔马泰人趁虚而入，逐渐统治了斯基泰人的领地。
相对于亚欧大陆西侧的斯基泰王国，东侧的匈奴政权更加强盛。匈奴是秦汉时期东亚草原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全盛时期控制的区域包括俄罗斯外贝加尔、图瓦，蒙古国全境，中国北方草原以及哈萨克斯坦七河地区等。《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匈奴传》等文献记载有匈奴政权情况。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单于控制军政大权，其下有阶层分明的行政体系，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单于以其近亲子弟分封各地，成为政权核心所在，领地附近的单于子弟管辖“外部属国”，间接与单于庭维系统属关系。从考古学材料看，匈奴墓葬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一般高等级大型墓葬和普通中小型墓葬共存。大型墓葬居于墓地中心位置，其外环绕圆形的小型从属墓，往往带有长十几米的墓道，墓室最深有18米，内填满砂石，中间放置祭品，随葬品丰富，殉马数量较多。建造大型墓葬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以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M1为例，其墓葬建筑工程总共需动用将近800人，用时超过一个月，还不包括墓葬建材的开采与运送等准备工作以及随葬品的制造。高等级贵族墓葬多位于蒙古高原匈奴核心统治区，墓主人应是匈奴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
匈奴政权之所以能持续数百年，除了拥有发达的游牧经济基础，也与严密稳定的政治组织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密不可分，而且匈奴政权无须维护固定的基础设施便能够迅速控制广大区域内的巨大资源。有学者认为匈奴已进入国家形态，甚至已摆脱早期的王国时代。虽然匈奴和斯基泰分布于欧亚草原东西两侧，而且年代相差几百年，但司马迁和希罗多德对于他们的记载惊人地相似。《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而《历史》卷4中记载斯基泰人“不修筑固定的城市和要塞”、“家宅随人转移”、“精于骑射之术”、“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主”，还有如波斯王攻打过来时逃跑，波斯撤退时则追击等描述。当然，他们的记载中存在一些误解或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学者已有论述。考古发现表明匈奴确实存在城址，也有少量农业作为补充。
《史记》和《历史》的相近记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讨论早期游牧文明的重要参考。希罗多德认为斯基泰人最早居住在里海东岸的亚洲草原，由于战败，在同属游牧人群的马萨格泰人的压力下，向西迁徙到金麦里人的国土。而斯基泰人认为“他们的第一个国王”到大流士讨伐他们国土的时间正好是1000年，即使这个年代存在一定误差，也说明斯基泰游牧王国的建立或许发生在迁徙之前，意味着早在公元前7世纪之前的亚洲草原地区很可能已经出现早期游牧国家。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亚洲草原地区的游牧人群并没有与农耕文明发生大规模的直接联系，导致文献中没有留下确切记载，因此探索早期游牧文明的形成，需要关注斯基泰之前的亚洲草原考古学遗存。
二、游牧经济孕育游牧文明
公元前2千纪是草原畜牧业大发展时期，亚洲草原地区主要被辛塔什塔文化和安德罗诺沃等人群占据。得益于双轮轻便马车的普及和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这一时期亚洲草原地区游牧经济获得较大发展。
（一）辛塔什塔人群早期城市化尝试
辛塔什塔文化得名于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布列丁地区的辛塔什塔河上游遗址群。目前发现的辛塔什塔文化遗址和墓地，主要分布于南乌拉尔草原和哈萨克斯坦北部乌拉尔河与托博尔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年代集中于公元前21—前18世纪。
辛塔什塔文化最具特色的是防御性聚落、马拉战车和发达的青铜冶金技术。辛塔什塔文化聚落是一种永久性聚落，目前已发现相关遗址30多个。这种聚落平面呈椭圆形、圆形或方形，分别代表早中晚不同的发展阶段。聚落特别重视防御，四周围绕着双层围墙和壕沟，围墙有扶垛，凸角设“塔楼”以保护聚落入口和水道，居住区的内部结构布局规整，一般由几十座木结构的房屋构成，房屋为半地穴结构。大多数聚落内有冶金生产的痕迹，包括铜渣、铸模，还发现有金属铸件，而且辛塔什塔文化聚落多位于乌拉尔铜矿带附近，表明聚落的形成很可能与冶金活动相关。冶金和金属制造在辛塔什塔社会占有重要地位，辛塔什塔文化主要使用砷铜，聚落中发现了大量砷铜制造的矛、战斧、镞、凿、钩、镰刀形器、刀等武器和工具。
辛塔什塔文化墓葬地表多为圆形土冢，土冢下有多个长方形墓穴。随葬品存在一定差别，成年男性随葬青铜武器并殉马，儿童和年轻女性多殉羊，随葬品的分化很可能与墓主性别和年龄相关，而非社会身份差别。辛塔什塔聚落内建筑面积大体相等，没有发现财富集中现象，因此辛塔什塔文化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并不明显，可能处于一种较为平等的社会组织形态。
辛塔什塔文化人群的经济基础是畜牧业，存在种植活动作为补充，遗址中还发现有野生动物骨骼和鱼骨，说明他们也从事狩猎和渔猎活动。大量的动物殉牲是辛塔什塔文化墓葬的重要特征，经研究，130座墓葬中的100座有殉牲，比例高达约77%。驯养的动物以牛、羊和马为主，与斯基泰和匈奴驯养的畜群种类一致，但辛塔什塔文化中牛的数量最多，羊和马次之。以阿凯姆（Arkaim）聚落为例，发现的牛所占比例为60.4%，马为15.2%，羊等其他小型牲畜为24.4%。
辛塔什塔文化流行灵活轻便的辐条式双轮车，带有凸出的轮毂和10—14根辐条的车轮。辛塔什塔的双轮车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轻型马车，不再用行动迟缓的牛或者骆驼拉车。马骨及马车见于辛塔什塔文化墓葬，墓室的顶部通常堆着2具或4具马的尸骨，其中有一例多达7具。辛塔什塔人群已经开始使用马镳控制马，马镳为骨制盘状，中间有圆形穿孔，下面有4个小的锥状足，仅在辛塔什塔墓地中就发现了十几件。马拉车是一种战车，辛塔什塔的战车主要包括双轮车、两匹马和马镳，还有铜矛和战斧等战车武士的兵器。轻型马车的出现使得辛塔什塔人群拥有较强移动能力，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扩张十分迅速。
杨建华认为草原人群曾经历早期城市化尝试，辛塔什塔人群的采矿业与冶金业向着集约化方向发展，已经是草原人群城市化的顶峰。它之所以没有像农耕地区的城市一样延续，一方面由于畜牧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无法承载城市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限制，虽然辛塔什塔聚落已经具有较强的防御功能，但以木结构为主，无法与农业人群建造的坚固城防相提并论。根据考古发现，辛塔什塔聚落最终毁于大火，依据残留物特征，发掘者推测它不是由于自然灾害或被敌人烧毁，而是人群离开前故意焚毁。虽然辛塔什塔文化代表草原城市化的终结，但是马拉战车和冶金技术的革新，成为之后安德罗诺沃人群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安德罗诺沃人群游牧经济的发展
安德罗诺沃遗存是辛塔什塔文化之后亚洲草原地区分布最广泛的遗存。安德罗诺沃人群是辛塔什塔人群的“后代”，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两者文化上的继承性，在基因学上也有充分证据。安德罗诺沃文化由苏联考古学家C.A.捷普劳霍夫于1929年根据米努辛斯克盆地阿钦斯克州附近安德罗诺沃村旁的墓地定名。安德罗诺沃遗存时代范围集中于公元前2千纪，碳十四年代数据主要集中在公元前1900—前1000年。与辛塔什塔人群相比，安德罗诺沃人群选择更适合畜牧经济发展、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游牧方式，放弃了城市化道路。因此，安德罗诺沃人群扩张草场的速度非常快，目前看安德罗诺沃遗存的分布以哈萨克草原为中心，其影响范围西起南乌拉尔地区，东抵叶尼塞河中游和天山地区，向南一直延伸到中亚南部的土库曼斯坦，北部的影响还比较模糊，可能到达北方森林地带。
亚洲草原地区属于不稳定的农业区，只有河岸边的冲积平原适合耕种，大部分地区为盐碱化草原和半干旱草原，农业耕种效率非常低，很多地方甚至无法耕种。大陆性气候使得草原农作物产量低，但丰富的草场资源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保障。安德罗诺沃遗存仍以农牧混合经济为基础，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经济成分的比重不同，但毋庸置疑，其畜牧经济已经非常发达。据统计，根据亚洲草原地区安德罗诺沃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复原的畜群构成比例，牛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羊和马，还有少量的狗和双峰驼。安德罗诺沃人群的肉食消费中牛占60%—70%，马占20%—30%，羊占10%。牛是安德罗诺沃人群最重要的牲畜，考古学者在卡尔加里铜矿附近发现大量驯养的家畜遗存，1千平方米中发掘出的牲畜骨骼数量竟达230万件，其中80%是牛骨，这些牲畜可能是当时物物贸易中用来换取矿石的。畜牧业的发展和繁荣促进了安德罗诺沃人口增长。草原是低能量生态环境，每平方千米的载畜率不超过6—7头牛，且20—25年后草场就会出现过度放牧，而恢复需要50年时间，人口过剩的持续压力迫使安德罗诺沃人群不断迁徙。在此过程中，安德罗诺沃人群牲畜的比例也在改变，移动速度较慢的牛处于减少的趋势，马的数量持续增加。
另外，在距今4000—3900年前后的亚洲草原地区，经历了显著的气候变冷过程，全新世大暖期在距今4000—3500年结束。尤其是在距今3600年前后，气候干冷化加剧，降水减少，风沙活动增强，气候变化直接导致安德罗诺沃人群活动的剧烈变迁。亚洲草原社会由于特殊地理条件和人口压力，在自身发展和气候环境恶化的双重作用下，发展大规模游牧经济是其必然选择。
在这一过程中，安德罗诺沃人群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性技术，库兹米娜专门对此进行了总结。深井的发明可以让人群在干旱的草原地区获得水源；轻便的木质房屋是为适应游牧生活而发明的，是现代牧民毡房的前身；公牛和马拉车承载重物使移动放牧成为可能；奶酪的发明可以从家畜饲养中获得长时间保存的食品；棍形马镳的出现显示御马技术革新，为骑马术普及提供技术保障；人群季节性变换居住地的习俗使草原地区方向定位技术得到发展。此外，安德罗诺沃人群冶金业的发展为草原人群的迁徙和扩张提供了保障。安德罗诺沃人群的冶金业十分发达，青铜武器和工具数量很多，与辛塔什塔文化的砷铜不同，其铜器90%以上由高质量的锡青铜制造。现在已知在南乌拉尔地区、哈萨克斯坦以及阿尔泰和中亚北部地区发现有上百座矿藏，几乎在安德罗诺沃时期就被开采了。这些铜矿产量巨大，据统计，仅来自哈萨克斯坦中部地区肯卡兹甘铜矿熔炼的铜就有3万—5万吨。
到公元前2千纪末，由于草场资源竞争激烈，人们结成更大的族群抵御风险。牲畜中便于迁徙的动物占大多数，羊的比例大大增加，马的数量也增加1倍，出现实用的棍形马镳，骑马技术快速发展，各部落移动性和军事化程度进一步增强，在此基础上社会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近年在新疆伊犁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一座公元前2千纪下半段相当于安德罗诺沃晚期的大型墓葬——高台遗存。高台遗存是一处大型方形覆斗状墓葬，主要由地上高台坟冢和半地下墓室两部分构成。地上高台坟冢为边长120米的正方形，面积近1.44万平方米，四周有石砌围墙，墙体由层层石板交错垒砌。堆积上层构筑边缘向中心墓室汇聚的石条带，从高空俯瞰，犹如太阳的万丈光芒；下层则是用石块构筑的宽大实心梯形石墙，石墙之间存在较多隔断，填以大量灰烬，同样表达太阳崇拜理念。吉仁台沟口高台大墓并不是孤例，在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地区萨里阿尔卡草原的一座小山丘上，也发现一座安德罗诺沃晚期规模很大的“金字塔”形墓葬，大墓由多层阶梯状石圈构成，据发掘者介绍，该建筑内遗物碳十四测年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14—前12世纪。遗憾的是两处高等级墓葬均遭盗掘，残留的随葬品不见金银器等，只发现木质车构件、青铜刀、铜镞、针和陶容器等日常实用器。两处大型墓葬的形制复杂，规模宏大，彰显了墓主人不凡的身份，应是草原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从发掘情况看，墓葬兼有祭祀功能，可能同时是整个族群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
虽然在公元前2千纪下半段，草原游牧经济已经得到快速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但大型墓葬中并不见奢侈品，骑兵在战争中未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中可能不存在稳定的阶级差异，整个社会仍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时代，安德罗诺沃人群没有进入早期游牧王国。即使如此，从辛塔什塔到安德罗诺沃人群的发展，反映了亚洲草原游牧文明的孕育过程，为后来游牧文明在草原地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亚洲草原早期游牧文明发展新阶段
公元前2千纪末到公元前1千纪初，亚洲草原地区人群移动性增强，学者认为变化的核心区域是哈萨克斯坦中东部和南西伯利亚地区，其人群向东面、西面和南面移动。
希罗多德《历史》记载，伊塞顿人东面住着强大的独目人（Arimaspen，也称阿里玛斯波伊人），独目人一直和邻居作战，并赶走了伊塞顿人，斯基泰人又被伊塞顿人赶出自己的领地，在马萨格泰人的压力下向西到达黑海北岸。“Arimaspen”不仅有“独目”的意思，词根“aspa”在伊朗文中指马匹，因此独目人可能是骑马的草原民族。有学者指出伊塞顿人和独目人都是古代阿尔泰山区的游牧民族，甚至直接将独目人与公元前1千纪初萨彦—阿尔泰地区的以阿尔然王冢为代表的早期游牧文化联系起来。其实，《历史》中还记载马萨格泰人穿着和斯基泰人相同的衣服，又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说明独目人、伊塞顿人、马萨格泰人与斯基泰人一样都是早期游牧人群，势力强于斯基泰人，因此在斯基泰人被迫迁往黑海北岸之前，亚洲草原可能已经出现强大的游牧政权。
这一结论有相关考古学材料佐证。在萨彦—阿尔泰地区发现大量高等级贵族墓葬，部分墓葬从规模上看属于王陵级大墓，其中最著名的是1971—1974年在今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国王谷”发掘的阿尔然一号王冢和1998—2002年发掘的二号王冢。
阿尔然一号王冢整体呈圆柱形，直径120米，高4米，用圆木建构的部分呈圆形。该复杂木结构由70个呈放射状排列的小墓室构成，每个墓室都用圆木隔开，中央为8米×8米的中心墓室，其中有8具小型单人棺椁和中央的1具4.4米×3.7米的大型木椁。在大型木椁中并列有2具东西向独木棺，分别葬有1位老年男性和1位成年女性，均头向西北、侧身屈肢。根据墓葬规模，所葬者当为国王和王后或者高等级贵族，遗憾的是中心墓室的随葬品已被盗掘一空。8具小型棺椁位于大型木椁的北、西、南面，埋葬者皆为老年男性。大型木椁外东侧还殉葬6匹配备马具的马。在木构架周边的1间小室，发现多具独木棺，葬有15名男子，还有9个小型墓室专门用于殉葬马匹。据统计，阿尔然一号王冢共计殉葬马匹160具，另有大量不完整的马骨，属于300匹马的个体。由于主墓室被盗掘，阿尔然一号王冢出土的器物均出自陪葬墓，主要是武器和马具，武器包括鹤嘴斧、短剑和大量铜镞。
阿尔然二号王冢与一号王冢相似，地表有圆形坟丘，直径80米，高2米。这座土丘没有被盗掘，保存相当完好。冢内发现多个竖穴土坑墓室，主墓室是东北部的5号墓，椁室由西伯利亚桦树圆木搭建而成，椁室内葬有1男1女。阿尔然二号王冢出土随葬品9000多件，其中金器5700件，男女墓主人所穿外衣长及腰部，其上缝有超过2500片豹形和野猪形金饰片，仅男性墓主颈部佩戴的金项饰就重达1.5公斤。该墓是欧亚草原区域迄今为止随葬品最为丰富的高等级墓葬。男女墓主人腰部各佩带一把装饰繁缛动物纹的金柄铁剑，男性墓主人身旁还放置包金铁鹤嘴斧和弓袋。此外，在坟冢边缘位置发现一些陪葬墓，为长方形石箱墓，多为男性单人葬，侧身屈肢，也有一些双人葬的男性墓；陪葬墓中随葬品较少，主要是武器和工具。南部的4号坑为殉马坑，内葬数十匹配备马具的马。
阿尔然一号王冢最初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为BC800±50、BC850±50和BC820±50，有学者将其年代断在公元前9—前8世纪。最新测年研究结果表明，阿尔然一号王冢的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末至前8世纪初，阿尔然二号王冢的年代在公元前7世纪前后。近年，俄罗斯考古工作者在图瓦“国王谷”发掘了唐努格一号大冢，地表也发现类似阿尔然一号王冢的放射状方格圆木结构，年代应略早，大致在公元前9世纪。阿尔然王冢群代表公元前1千纪初游牧王国的最高等级墓葬，与阿尔然王冢人群相关的祭祀遗址，见于蒙古国赫列克苏尔石堆遗存和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三道海子遗址群。赫列克苏尔石堆遗存一般被认为具有祭祀功能，蒙古国最大的石堆在蒙古西南部的阿尔泰地区，石围边长超过200米，中心高5米，外侧石堆有1700座以上。考古学者尝试发掘几处石堆，都出土了朝向东方的马头骨和颈椎，推测石堆中祭祀使用的马超过1700匹。三道海子遗址群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青河县，地处阿尔泰山东南段谷地，山谷中分布着大量祭祀性遗存，其中有3座巨型的十字轮辐式石围石堆，最大的一号遗址直径约210米、中心石堆高14米，第二大的三号遗址直径有76米。三道海子遗址发掘者认为，图瓦“国王谷”墓地和三道海子遗址群可能是同一人群建造并使用后留下的遗存。阿尔然墓地是该游牧统治集团的贵族和国王墓地，三道海子的石构建筑群则是其夏季祭祀圣地、最高级别的礼仪中心。
除阿尔然王冢和祭祀遗址群外，在哈萨克斯坦东部齐列克塔山谷也发现类似的高等级墓葬。齐列克塔山谷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东哈萨克斯坦州斋桑地区东南部，南部与我国新疆塔城地区相邻。根据调查，齐列克塔山谷目前已发现属于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200多座，有120座集中分布在宽约1千米、长约6千米的山谷中心地带。其中，有50多座属于国王或贵族墓葬，墓冢高度为4—7米，直径可达40—100米，因此齐列克塔山谷也被称为“国王谷”。在发表的材料中可能属于国王级的大墓至少包括切尔尼科夫发掘的5号大墓和托列吾巴耶夫发掘的拜格托别大墓。
齐列克塔5号大墓封堆直径达66米、高6米，墓坑东部有长12米的垫石墓道，垫石上又铺设成排圆木。墓坑中搭建两排圆木构成的木椁室，木椁周围堆砌石块，形成包裹墓室的石封堆结构。墓主人为40—50岁男性与50—60岁女性。经鉴定，男性具有安德罗诺沃人群体质特征，女性具有混合蒙古类型特征。墓葬随葬品非常丰富，出土金器524件，包括鹿形、回首鹰纹、蜷曲雪豹纹等动物形金牌饰，以及金珠、金箔、金片等，此外还有箭袋残骸和13枚青铜镞。
拜格托别大墓与齐列克塔5号大墓形制相似，土封堆高7.9米，南北径达99米，东西径达97.4米。墓葬由外至内为土封堆、石封堆与木椁室三层主体结构。石封堆高4.09米，南北径16米，东西径17.6米。木椁室为金字塔形单层木构建筑，营建于深约1米、长5.6米、宽4.6米的墓坑中。大墓发现两条墓道，发掘者推测一号墓道为仪式性建筑，二号墓道是具有实际使用功能的通道。墓室内为单人葬，墓中随葬的大量黄金制品在被盗掘后散落四处，总计达4303件。
齐列克塔5号大墓和拜格托别大墓的年代与阿尔然二号王冢相近，上限可以早到公元前8世纪。另外，阿尔泰地区艾列克萨扎4号金人冢（17436651881241743665217166）、齐列克塔3号墓地1号墓、新疆阿勒泰东塔勒德墓地ⅡM3等，是同时期贵族墓葬的典型代表。这些高等级贵族和王族墓葬，与安德罗诺沃人群墓葬有许多不同。第一，高等级贵族墓葬规模宏大，数量多且分布集中，图瓦“国王谷”和齐列克塔“国王谷”是统治阶层专属埋葬地；第二，墓葬中大量随葬和使用金器等奢侈品，如阿尔然二号王冢出土金器总重超过20公斤，表明统治阶层集中了大量财富；第三，国王级的墓葬中不仅殉葬嫔妃，还殉葬大量装备齐全的护卫及马匹，与希罗多德描述的斯基泰人习俗一致；第四，大量使用鹿、雪豹、野猪等动物纹装饰的黄金器物或金箔装饰器物，反映统治阶级意志，成为早期游牧政权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并在周边广泛传播。
以上变化说明草原游牧进入新阶段。虽然无法将文献记载的游牧族群与考古发现所代表的人群一一对应，但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斯基泰人群迁徙到黑海北岸之前的公元前1千纪初，在包括新疆阿勒泰、哈萨克斯坦东部、蒙古国西部、俄罗斯阿尔泰和图瓦在内的区域，已经形成早期游牧文明。为什么早期游牧文明会出现于公元前1千纪初的这一区域呢？本文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原因：
第一，该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中心腹地，是东西方草原文化交流的中枢。这里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夏季温暖多雨，冬季漫长而酷寒，不适宜农业生产，但高山草场和山间盆地非常适合发展畜牧和游牧经济。阿尔泰地区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阿尔泰山被称为“金山”，拥有金、银、铜、锡和多种稀有金属矿藏。其中金、铜和锡等矿藏很早就被开发，在安德罗诺沃时期，青铜铸造使用的锡矿资源就主要来自阿尔泰及其周边地区，这里的金矿资源是公元前1千纪初高等级墓葬中出土大量金器的资源保障，掌控这一区域是早期游牧人群强盛的重要基础。
第二，气候波动影响社会复杂化进程。虽然大范围降温从公元前2千纪中叶就已经开始，但在公元前10—前8世纪，进入急剧干冷化阶段，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寒冷化在公元前850年最为明显，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50年。恶劣气候加剧游牧人群间的资源争夺，《历史》记载的独目人、伊塞顿人、马萨格泰人和斯基泰人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第三，骑马术的普及和适合马上骑射的复合弓的出现，使得大规模骑兵作战成为可能。马的移动能力强且速度快，骑马放牧可以大大提高游牧经济效率。根据调查，在内蒙古地区，牧人徒步可以放牧150—200只绵羊，骑马放牧可以达到500只绵羊或150匹马，两个人骑马放牧可达2000只绵羊。不仅如此，骑马术的普及扩大了草场面积，可控制的聚落数量增加，在战争中骑兵优势非常明显。公元前2千纪末期出现的棍形马镳反映御马技术发展，而在公元前1千纪初，大量简约实用的金属马镳和马衔的流行，以及高等级墓葬中陪葬数量众多的骑马武士，则表明骑兵作为草原游牧人群的中坚力量已经形成。骑兵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使得草原战争进入新阶段，游牧部落可以迅速组织和集结庞大军队，远距离的军事打击和短时间内的领地扩张成为可能；在频繁的战争中，草原社会结构发生军事化和集权化转变，新出现的武士贵族阶层成为统治阶层。
第四，高效率的成熟游牧机制和“中央集权”的出现，游牧部族的国家组合应运而生。公元前2千纪末到公元前1千纪初，亚洲草原已被各部落占据，人口增加和生存危机等导致游牧部落冲突升级，在此过程中，不同氏族或部落结束各自为政，服从于竞争中形成的权威中心，同时氏族和部落内部阶层分化，出现在占有物质财富、精神资源等方面趋于金字塔形的分层复杂化。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英雄首领，组织各部落抵御或攻击敌人，将更多游牧人群纳入控制。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形成过程中主要是对周围游牧部落的征战，如匈奴对东胡和月氏的打击，独目人、伊塞顿人和斯基泰人的战争。
四、亚洲草原早期游牧文明的主要特征
根据中外文献的描述，同时结合考古发现，笔者尝试总结亚洲草原早期游牧文明的基本特征。
第一，拥有发达的游牧经济。在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中，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种植业仅是补充，《历史》《史记·匈奴列传》分别提到斯基泰和匈奴人“不以农耕为生”、无“耕田之业”，说明农耕经济比重较小。在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中，以游牧经济为主导的综合经济高度发展，相应的专业分工成熟，出现高效率、高于氏族和部落社会组织的成熟游牧机制。驯养的主要家畜种类已经固定，司马迁描述匈奴人“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与考古发现公元前1千纪之后草原地区墓葬中的主要殉牲种类一致。羊的繁殖率高，是游牧人群主要肉乳来源；牛的耐性好，可以在移牧时牵引载重；马虽然繁殖率相对较低，但在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军事征战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草原各地的环境有别，牲畜具体比例不一致，但基本以马牛羊为主。
第二，拥有大型的游牧聚落。文献记载斯基泰和匈奴“不修筑固定的城市和要塞”、“毋城郭”，但游牧人群是有聚落的，冬季定居是欧亚草原地带古今游牧人群的普遍生活方式，甚至在匈奴遗存中还发现伊沃尔加古城遗址。目前发现的早期游牧文明聚落，与农业城市或村落差别较大，发现的相关遗存较少。一方面是遗址的文化堆积较薄，而且根据调查，在阿尔泰地区现代村落往往叠压在早期游牧聚落之上。另一方面是受到文献记载影响，考古学者对游牧聚落缺少关注，在游牧国家中，国王和贵族阶层一般有冬季和夏季两个统治中心。文献中记载的“匈奴王庭”就属于此类游牧聚落，大型聚落也是游牧社会举行竞技、祭祀、婚丧、贸易交换等活动的场所。阿尔泰地区尚未发现大型游牧聚落，但在三道海子已经发现属于公元前1千纪初的大型礼仪中心，东天山地区也发现公元前2千纪末到1千纪的大中型游牧聚落。
第三，建造象征王权的高等级墓葬。在亚洲草原早期游牧国家或政权中，虽然没有与定居农业国家一样的城市和宫殿，但统治阶层建造了大量显示身份地位的高等级墓葬。在图瓦“国王谷”和齐列克塔“国王谷”发现的王陵和众多高等级贵族墓葬，就是典型代表。这些墓葬规模宏大，随葬品极其丰富，包含数量众多的金制装饰品，墓葬中殉葬大量马匹、护卫和随从，表明当时社会中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
第四，骑马术的普及和骑兵的发展。亚洲草原地区地广人稀，游牧部落具有分散性特征，在此条件下大规模组织联系极为困难，骑马术的普及能够让游牧人群解决交通工具问题。草原地区家马的驯化很早，但骑马术的发展和普及出现于公元前1千纪初，其表现一是高等级墓葬中随葬骑马护卫，二是流行简约化的御马器马衔和马镳。与此同时，骑马术的普及推动骑兵发展，骑兵装备迅速更新，出现适合骑马作战的鹤嘴斧、短剑和轻便复合弓，骑兵成为游牧人群扩张的重要军事力量。骑马术的普及和骑兵的发展，是游牧社会产生具备国家形态政治组织的基础。
第五，军事化政治组织的形成和武士贵族阶层的兴起。在传统社会演进和文明起源理论中，往往强调军事化和军事组织的重要作用，人类学调查研究成果表明，很多原始部落在经过军事扩张时期后进入文明阶段。公元前1千纪，亚洲草原游牧社会的军事化色彩浓厚，只有建立可靠的军事化政治组织，才能有效争夺草场和扩张游牧部落，单靠游牧经济的积累无法迅速进入文明社会。频繁的战争中，草原社会结构发生巨变，骁勇善战的武士地位非常高。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斯基泰人会饮用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第一个人的鲜血，并把战争中杀死的所有人的首级带到他的国王那里去，才可以分到一份俘获物品；他们会把敌人头皮制成手巾吊在坐骑的马镳上，凡是有最多手巾的人，便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每个地区的首领每年都要邀请自己所辖区域的勇士来饮酒，只有杀过敌人的斯基泰人才能喝，没有立过战功的人不许喝，只能坐在旁边，斯基泰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这些记载说明武士在游牧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从考古发现看，在公元前1千纪发现的高等级墓葬中流行随葬武器，阿尔然二号王冢的男性墓主人随葬有包括鹤嘴斧、短剑和弓箭等成套武器，表明墓主人生前是骁勇善战的英雄。因此，在游牧文明起源过程中，新出现的武士贵族阶层成为统治阶层，并在游牧社会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
第六，广泛流行动物纹装饰风格。动物纹装饰（animal style，也被称为动物风格、野兽纹）一词来源于1925年苏联学者罗斯托夫采夫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用来描述希腊罗马艺术泛生的第二级艺术风格，也借以描述欧亚草原公元前1千纪的艺术。虽然在公元前2千纪草原地区存在少量动物造型器物，但草原地区动物纹装饰风格的形成是在公元前1千纪初，这一时期萨彦—阿尔泰地区游牧人群在武器、马具和饰品上流行鹿、野猪、马、羊和猫科动物等自然界常见的动物题材装饰。目前关于动物纹装饰的确切含义没有统一认识，有学者认为动物纹是神明和英雄的化身或转世，可以用来避开邪魔和不幸；也可能是一种动物崇拜，认为动物纹可以增强力量，体现了草原人群自由奔放、崇尚力量的美好愿望，显示出他们对拥有更高级能力的渴望。还有学者认为动物纹装饰蕴含自然界力量，带有动物纹的物品可能反映古代草原民族宗教信仰。动物纹装饰体现当地族群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不同游牧人群的动物纹风格特征也存在区别。郭物认为，在萨彦—阿尔泰早期游牧社会，特别是高等级阶层的信仰中，鹿、野猪和雪豹三种动物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整合统领广大区域游牧人群的“软实力”。动物纹装饰可能代表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用以表达早期游牧人群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虽然目前还无法完全解读其内涵，但动物纹装饰风格的流行是早期游牧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
上述公元前1千纪早期游牧文明的主要特征，哪些是判断草原游牧文明出现的必要条件，可以作为判断草原游牧文明形成的依据呢？文明的认定标准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古学家柴尔德曾依据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发展提出城市革命的10个特征，认为城市革命的发生与文明的出现同步，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表征，城市与文明起源就是“财富积累、技术改进、劳动持续专门化和贸易扩展的历史”。1985年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他认为，文明应具有“城市、文字和青铜冶铸技术”三个要素。近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根据中国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特点，提出文明起源的标准：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三是出现王权和国家。
虽然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形成都与国家的出现同步，但由于游牧文明形态特殊，其基本内涵、组织结构以及运行方式不同于定居农耕文明，所以本文结合上文分析并参考前人成果，尝试提出亚洲草原地区早期游牧文明出现的具体判断依据：其一，游牧经济主导地位得到确立，出现高效率、高于氏族和部落社会组织的成熟游牧机制；其二，骑马术的普及和骑射作战的广泛应用；其三，阶层分化，出现阶级，武士贵族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其四，出现王权和国家，建造王陵级墓葬和大型的礼仪中心；其五，形成以草原动物纹装饰为载体的原始宗教或信仰。以上五个特征关系密切：发达的游牧经济是基础；高效率的成熟游牧机制能组织更多人员参与防御和武装；骑马术的普及和骑射的广泛应用，为游牧经济发展和军事扩张提供重要技术保障，并促成骑马武士贵族阶层的兴起；王陵级墓葬的建造是王权象征，大型礼仪中心是祭祀中心；具有草原特色的动物纹装饰风格反映部分游牧人群在宗教或信仰方面的趋同性。
结 语
文明起源是复杂而多元的过程，游牧文明也不例外。不同地区的游牧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有不同特征，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巴菲尔德认为草原游牧国家是生来短命的，只是暂时性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政治组织。虽然如此，游牧文明对世界文明影响巨大，游牧文明诞生之前，东西方文明交流相对有限，游牧文明出现后，亚洲草原地区成为早期东西方文明的“传送带”，发挥重要桥梁作用，其研究价值应得到重视。本文对亚洲草原早期游牧文明形成的讨论只是一个尝试，希望能为不同地区游牧文明比较研究提供借鉴。同时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的游牧文明研究是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一环。古代中国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频繁互动、深度融合，丰富了中华文明内涵，历史上游牧或渔猎起源的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起到巨大作用。期待更多学者关注中国及世界游牧文明的形成发展、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等重大历史问题。
（作者邵会秋，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