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细致剖析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1779-1859）代表作《地学通论》,可以认识到“丝绸之路”是由这位近代地理学之父缜密设计而创造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发明与当时欧洲对中国边疆的认知密切相关。对《地学通论》第一版（1817—1818）内容的分析显示，李特尔充分铺垫了丝绸之路概念的文献基础；点明欧亚两洲间环环相扣的联系特征作为丝绸之路概念理论根源；描述古代中国边疆“通道之地”作为丝绸之路概念经验知识来源；由中国边疆“通道之地”引出“印度商人之路”“赛里斯之路”与“中华之路”三条路线，构成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原型。
关键词：李特尔 通道之地 中国边疆 丝绸之路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学术渊源渐受关注。丝绸之路概念从发明伊始究竟是依托特定学术原理而有意设计的叙事，还是并无概念预设、 仅为对经验认识作考据而得出的片段化话语，仍系悬而未决。丝绸之路概念发明所依托的经验认识，主要来自彼时西方知识界对哪一地理区域知识的总结，亦尚未明确。由于缺乏系统证据，学术界长期认为此概念只是个别学者偶然而作，缺乏学术理论依据及逻辑推理过程。[1]流行的看法是德国地理学家斐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1877年首先在考证中提出此概念，其巨著《中国》第一卷第十章刊载了具体考证。[2]该说由德国学者阿尔伯特· 赫尔曼（Albert Hermann，1886—1945）和瑞典学者斯文· 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先后背书，[3]并在20世纪多国学者关注下渐次流行于欧美、日本和中国。[4]李希霍芬有关论述已得到国内学者充分考察，[5]主要考证两汉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也可称为“狭义丝绸之路”，即利用罗马帝国时代希腊化埃及科学家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公元100—170年）《地理志》中所引古希腊学者推罗的马里诺斯（Marinus of Tyre）史料进行复原。[6]当代西方流行地理学观点亦将这一概念的出现与李希霍芬时代德意志帝国的扩张野心相联系。[7]
2019年，比利时学者马蒂亚斯·默滕斯（Matthias Mertens）通过谷歌图书提供的书籍词频统计器检索发现，1877年之前，德语出版物便已中存在对“丝绸之路”一词指称性使用，足证李希霍芬并非此概念最早提出者。[8]默滕斯在德国神学家约翰·凯弗（Johann Ernst Rudolph Kaeuffer，1793—1865）1858年版三卷本《东亚史》等三篇文献中发现了“丝绸之路”词汇——有关叙事并非以单一贸易路线展开，而是分别涉及黑海、宗教传播和西亚幼发拉底河流域与中国贸易等不同主题，并显示丝绸之路概念来自德国近代地理学奠基者之 一的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9]默滕斯的检索发现仅揭示了李特尔曾经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却因其缺乏文献阅读和地理学方法的论证而未能揭示李特尔是不是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所涉地理区域之间的联系也未能揭示。上述发现诚然拓展了讨论空间，从而得以引发对李特尔有关丝绸之路概念渊源贡献的系统考察。本文提出了对李特尔丝绸之路概念渊源的基本看法：李特尔以深厚的科学地理学原理为理论来源，从对中国边疆“通道之地”的系统考察中，缜密设计了“丝绸之路”这一包含着抽象和具体两重含义的概念，其中抽象层面的概念即以“通道之地”指代的通过中国边疆地区的东西方贸易主干道，而具体层面的概念则从“通道之地”引申而出，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印度商人之路”“赛里斯之路”“中华之路”等具体贸易路线。
一、“丝绸之路”的文献基础和理论来源
李特尔与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并称为近代科学地理学两位开山大师，其生平和贡献已为后世地理学思想史家充分介绍，[10]生前撰写多部地理学专著，形成了重要的李特尔学派，其中不乏对东亚和中国学者启迪之处。[11]
默滕斯引述李特尔代表作《地学通论》（Die Erdkunde）第一版第二部（1818）和第二版第二部（1832）内容，指出其中所谓“赛里斯之路”（StraBe der Seren）即“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be）概念前身。该概念最终定型于第二版第八部（1838）中，其第692页倒数第六行着重标出了“丝绸之路北方陆上路线”（dernördliche continentale Weg der Seidenstrabe）。[12]其说总结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陆路通道有关证据，引述多位古代作家著作论证一条自费尔干纳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古代路线，即古典时代所谓“赛里斯之路”。由此引出丝绸之路概念。默滕斯指出：“赛里斯之路指由中国延伸到中亚的路线。然而，这些路线仅仅是更为宏大的丝绸之路的片段，它横跨从中国向西直到里海的遥远距离。”[13]
默滕斯此文将丝绸之路概念初现时间向前推了三十九年。然而，通过数字化检索发现的早于李希霍芬《中国》的著述，只是风行于19世纪中叶德国知识界的丝绸之路概念在学术生活中多层面展现而已——毕竟谷歌图书网站所提供电子书数量，仅占人类历史上全部出版书目6%（2012年统计数据）；[14]恐怕仍有许多同时代出版物提到了相同内涵的丝绸之路概念，但不在电子目录可检索范围中。而李特尔显然成为丝绸之路概念肇创者的热门候选。
虽然早先曾有学者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历史与李特尔间关系，[15]但确认其文献出处尚属首次。与李特尔“丝绸之路”论述涉及材料和范围相比，李希霍芬定义更为具体和狭义。因此，李特尔的丝绸之路概念理应有具体而全面论证内容作支撑。审视已有文献，《地学通论》所载“丝绸之路”除了包括广义丝绸之路即东西方贸易与交往主干道含义外，亦探讨了狭义具体路线。例如英国著名东方学家亨利·裕尔（Henry Yule，1820—1889）《东域纪程录丛》中考证托勒密《地理志》（I，12，7）通往赛里斯人地区路线上重要地标石塔（Stone Tower）位置[16]，便加入了一条长注释，引述李特尔（中译本作“赖特”）《地学通论》第二版第七、八两部中的详细考察。[17]“石塔”位置长期成为中西交通史学界争议焦点，对考证“丝绸之路”具体路线意义重大。[18]其中最流行看法来自裕尔与李希霍芬，然而李特尔已论证此路线，并受到裕尔关注。即使不细究文献源流，也可推论，李特尔对丝绸之路概念贡献不仅在宏观层面，也涉及微观层面。因此，丝绸之路概念论证及其传播绝非偶然，而是李特尔甚至更早先的学者“有意为之”。
默滕斯同时提出，李特尔只是丝绸之路概念使用者之一，并非明确定义者，丝绸之路概念提出者可能另有其人，但他并未深究，仅列举李特尔常引学者如法国东方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1783—1835）和法国制图学家、地理学家唐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作为丝绸之路概念发明者候选，此外还检索到李特尔学生斐迪南·海因里希·缪勒（Ferdinand Heinrich Miller，1805—1886）1837年著作《乌戈尔人部族》，其中“赛里斯大路”（die groBe Serenstrabe）定义即“一条自中国延伸到欧洲的路线”，据此认为该出处早于《地学通论》。[19]事实上，缪勒在《乌戈尔人部族》前言中向导师李特尔致谢；[20]同时可检出“赛里斯之路”（Serenstrabe）同词汇在《地学通论》第二版第五部（1835）中便已使用。[21]足证李特尔提出此概念早于缪勒——囿于电子文献检索方法，默滕斯并未察觉二人之关系。
诚然，默滕斯揭示了传统文献研究的局限性，但其方法包含“机缘凑巧”之偶然性，无法触及问题实质。[22]若要为丝绸之路概念溯源，应首先解决该概念究竟是在论述中偶然提出，还是精心谋划的区别。仅靠数字人文检索，无法得以证明。[23]
检讨丝绸之路概念的最初线索，首先应通览李特尔的巨著《地学通论》。《地学通论》全称为《与自然与人类历史有关之地学，或普通比较地理学，以为自然和历史科学研究与教学之可靠基础》。李特尔将这部伴随其半生的著作定名为“普通比较地理学”（allgemeine vergleichende Geographie），体现了学科史意义上的雄心壮志。[24]现代地理学思想史家无不视李特尔为与亚历山大·冯·洪堡齐名的科学地理学奠基人，倘若在其代表作中涌现丝绸之路概念，可谓毫不意外。德国地理学史上下一代领军人物李希霍芬后来曾称李特尔之研究为 “综合科学地理学”，将《地学通论》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概括为对“中国著作和地图”及“欧洲旅行者考察路线”的研究和汇编，目的在于以“哲学和批判方式处理”之。[25]因此，若要从地理学史的角度把握李特尔“综合科学地理学”之研究方法，须从《地学通论》中概括整体论点。
《地学通论》第一版是李特尔学术生涯早期最主要著作，1817、1818年分别出版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二版则是其学术生涯最重要代表作，1822年至1859年之间出版，共十九部，除1822年第一部题为《非洲》（Afrika）外，自1832年起问世的十八部都围绕亚洲而展开，是在保持第一版理论内核的基础上，对具体内容的详尽展开，因此第二版后十八部又通称《亚洲》（Asien）。
默滕斯检索的“丝绸之路”有关论述，散见于《地学通论》第二版二、五、八部。类似论述还见载于前 述《东域纪程录丛》提及的第二版第七部。[26]由此可见，著者并非偶然而片段地提及该名词，而是有意将相关论述作为全书重要组成部分，内含地理学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次：
第一，亚洲东西两半部之间交往，包括李希霍芬所指“对中国著作和地图的研究以及每位欧洲旅行者考察路线所述事实的有序汇编”。
第二，有关亚洲大陆整体，乃至全球性问题所形成“综合科学地理学”方法论，该方法论来自以“哲学和批判方式处理”的第一层次材料。
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考察《地学通论》第一版中引用的材料内容。《地学通论》第一版汇编了上述两层次材料，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类：
1. 较早时代行记，自鲁布鲁克起，包括马可·波罗、藏传佛教僧侣、来华耶稣会士等前往“高地亚洲”行记选段。[27]
2. 同时代四条主要往返“高地亚洲”路线记录。[28]
3. 伊斯兰编年史和地理学著作的英、法、拉丁文译本。[29]
4. 《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二部进一步整理上述参考文献，增加了西方古典作家作品。[30]此外，李特尔将自古典晚期罗马史家阿米安《历史》（Res Gestae，公元370年）以降至公元1770年间记录东西方交往相关著述，[31]按年代顺序列出并一一参考，共38部。[32]
5. 按时间排列《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二部所列史料，古典和拜占庭史料仅延续利用至公元550年。其后自公元950年以后至近代，主要以伊斯兰世界编年史、地理志和行记为主，至蒙古征服（公元1253年）后始有 欧洲人行记零星列入，直到18世纪初以后主要征引俄英扩张期间所撰报告。上述材料大都来自欧洲学者汇编。就材料所涵盖的视野而言，无论学科主题、时间跨度抑或空间广度都远远超过作为制图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唐维尔，也超越了以东方学见识而蜚声世界的雷慕沙和克拉普罗特：后两人主要关注东亚并以中国为中心，视野未及黑海周边与俄罗斯境内广大区域；[33]唐维尔研究则几乎不涉及古代宗教传播 — — 尽管的确利用了法 国来华传教士所提供材料。[34]
6. 若要深入了解一位学者的著作，不仅应着眼于其所引论据，更要把握其论点和论证过程，并将其著作和生平放在时代背景中。上述材料只能印证李希霍芬所述“汇编”过程早在《地学通论》第一版1817—1818年问世前便已开始。因此，对李特尔巨著中的论点和论证，应自第一版开始追溯，不能仅限于第二版《亚洲》，也不可仅截取关键词及个别段落。
7. 《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一部（1817）所述基本理论框架中，蕴含着最终缔造丝绸之路概念的独创性论述。《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一部中《前言》和《引言》部分综述内容，涵盖了综合性理论基础。
8. 《地学通论》第 一版《前言》阐明全书写作目的：“依据地球表面的本质特征和主要轮廓，尤以其为最多样化影响人类身心发展的故乡，描述其最重要的地理一自然条件……前沿而科学的地学（Erdkunde）应尝试深入地穿透并塑造地理学（Geographie）本身，以使二者内容相一致，同时将沧桑巨变中地球空间的自然与历史特征与相关构造相比较，使其内在对立要素相对照，从而照亮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自然和历史视野。”[35]
《地学通论》开宗明义指出，研究对象为“地球表面”。其维度有三：首先在方法论层面将地学与地理学学科比较，建立功能性框架，强调功能区别及对象同一。其次为本体论层面，即在地球空间的构造形态及内在对立要素间作比较。著者使用复数“地球空间”（Erdräume）表示人为区隔的地理单元，并将不同地理单元相对照，把握其异同，通过空间比较，建立描述对象“地球表面”的本体论核心。最后，在认识论层面，将上述比较落脚于对西方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自然科学与历史文献的比较研读——著者不仅关注研究对象可上溯至杳冥太古的时间尺度，也深入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即人类活动时间尺度，利用地学知识 和空间维度思考，对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传统地理学知识作彻底清算和总结。综合来看，强调历时考察的史学传统纳入共时结构性框架中，二者又寓于地学与地理学功能性框架中，由此铸造了全书严密的逻辑联系。
《前言》的第二个重点是提供写作体例规范：必须以描述和调查方式，基于明确观点和事实个别展开，然后才能得出连贯、规律和普遍结论；内容整体贯穿于正文各段落、概述和解释说明中，而注释和参考文献则作为指针自个别特定内容引向整体内容，以提供片段化知识。[36]如此指导思想使《地学通论》全书浑然一体，逻辑严谨，行文紧凑，以研究线索提纲挈领，并无冗余概念和不相干事例。“丝绸之路”概念出自此著作，源于著者缜密思绪，绝非兴之所至、一蹴而就。
《前言》第三个重点，是概括著作中描述东半球三大洲顺序：“首先从旧大陆最远部分开始，由南至北描述非洲，由东至西描述亚洲，逐渐接近欧洲。这与一般习惯相反，却不违背自然和历史：这一最小的，后来却支配世界的部分，[37]其最多样化、复杂化的依存关系可通过理解自然和历史而得到充分解释。”[38]
这段叙述涵盖了后来成为地理学重要方法论的空间联系方法，即通过欧洲与非洲和亚洲间关系来认识欧洲。[39]李特尔指出，不能单纯由欧洲自身历史经验出发，而是必须带着空间联系视角，探求世界历史中欧洲崛起之背景。1838年“丝绸之路”一词应运而生，成为经典概念以概括古代东西方贸易主干道，便源于这一思想。概言之，即在人类主要活动区域间关系中寻找近代世界之基础——近代欧洲一切成就，并非仅仅出自欧洲文明自身，而是欧洲之于整个东半球三大洲间依存关系的产物，是全球、全人类的共同成果。发现和把握此“关系中之关系”，是李特尔“普通比较地理学”根本任务所在。其贡献绝非“为比较而比较”，而是通过考察全球各区域人类活动之间普遍联系，发现其中规律，最终落实于依存关系之中。欧洲与亚洲之间依存关系，则是全球各区域人类相互交往中最重要之典型。这一关系在不同时代的表征各异，后来应运而生的丝绸之路概念则是各个表征的集合。
《地学通论》初版第一部《引言》部分奠定了整部巨著方法论基础。《引言》以康德式论调开篇：[40]有关人与自然的每一处思考——从看似偶然到本质上具有规律性者——都应由个体引导到其与整体间关系。”因此，“只有从太阳系概念出发，才能了解地球的宇宙走向，也只有从地球作为行星和球体概念，才能理解地球表面各部分排列及相互关系”。[41]而有关地球“宇宙走向”整体认识，建立在认识地球自转极性和周期性基础上：“地球引力和斥力在南北方向上首先建立可以数理方法界定的平衡，而此两方向之间的对照则呈现为无 机和有机自然界中各种运动的对立……以地球自转运动为代表的周期性更替与演变所造成的影响，将万物存在与消逝都容纳其间。此种影响不如南北极性对立影响强烈，然而它主导了心智层面，并在生命高度发展阶段而非无机和未发展的自然环境中，强烈地体现为东方与西方间对照。”[42]
地球运动具备南北向极性和东西向周期性相对照的特征。极性和周期性显著影响了地球表面万物的分布和活动规律，其中南北极性决定了自然资源禀赋分布情况，而东西周期性对高等生物和人类的影响相较南北极性更为突出。由此，李特尔进一步推想：“这里（指东西方向——笔者注）空间中没有任何像南北极那样的持久性，并呈现为不断演变的发展过程，如东方智慧所示，人类本身也卷人其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并希望看到东西方在时间和环境方面展现为不断增强且演变的对照。”[43]
由行星极性和周期性对照引发、辅以历史和东方文献思辨，李特尔引出了“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交通路线的宇宙论基础。正是地球永不停息、不可逆转的东西向自转周期性，孕育了人类交往与迁徙、文明更替与演变舞台所需的自然地理背景。
李特尔的贡献在于将抽象宇宙论落实于自然地理现象和人类历史进程，具体到地表各区域。“东方”（orient)）定义来自拉丁语动词orior“上升”，据地球公转特征得名“日升之地”，此即地球表面自然区划之始。[44]欧洲以此定义亚洲，而欧亚两洲间具备古代世界最重要的东西方交流：“亚洲以东方之名在最广泛意义上显示其基本特性；而欧洲以西方特性与之对照，既体现在自然界各领域，又体现在历史上、体现在一切时代中；然而进一步考察足以证明二者间的环环相扣，更甚于那虽然重要却处于从属地位的区分。此特征不仅为大地和天空、植物和动物所彰显；更通过各民族的声音，以诗歌、宗教、哲学和语言，以文化历史进程表达出来。”[45]
“环环相扣”（Ineinandergreifen）一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欧亚大陆海陆文化带的历史意义。此词汇由三个要素复合，其中in表示动作方向，einander提示两主体间相向运动关系， greifen为动词“咬住”，用以指称齿轮、链条啮合状态，隐喻为环环相扣、相互交错连接的紧密关联。李特尔首先叙述令东西方彼此区别之对立特征，然后强调关联特征更高于二者的区分。在《地学通论》以非洲为先的映衬下，欧亚两洲的关联显得尤为突出。以分段中转贸易为特征的古代丝绸之路商业交往，正体现了这一环环相扣特征。丝绸之路概念文学式的隐喻基调，由此可见端倪。
《地学通论》初版第一部《引言》完成对各大洲特征初步描述，确立了“普通比较地理学”在宏观上以大洲为单位进行区域地理比较的基本方法。按照李特尔计划，《地学通论》全书以各大洲几何形状、基本地形、与全球其他部分关系的顺序分部分论述；各大洲排列则遵从几何形状单一到多样化之先后顺序，先旧大陆后新大陆，旧大陆各洲论述顺序依次为非洲、亚洲和欧洲，然后安排其他大洲。[46]然而天不假年，著者生前只发表了非洲和亚洲有关内容，欧洲部分终其一生也未开始著述。
二、“通道之地”：由中国边疆经验而来的丝绸之路概念雏形
李特尔于1817年便阐述了欧亚两洲间“环环相扣”特征，并指出该特征在无机界、生物圈直到人类文化中逐层表现，但直到1838年《地学通论》第二版第八部中才以“丝绸之路”一词概括横贯欧亚的交通路线。二十余年间逐次付梓的《地学通论》各部中，散布着有关此交通路线的具体论证。本文由《地学通论》第一版整体结构入手，逐层定位该版早期作品中的东西方交通路线论述，以揭示丝绸之路概念渊源的完整性和严密性。
《地学通论》结构严谨而庞杂，依第一版第一部《引言》安排，对亚洲描述基本遵循由东至西次序。而第二版自第二部以降，皆为亚洲部分。其中第二至六部副标题为《亚洲》，内容涵盖亚洲东半部；自第七部起，采用《西亚》为副标题，第八部即《西亚》第二卷上册。李特尔所定“亚洲（东部）”与“西亚”分界，自南至北分别为印度河流域和亚洲东部最西端山地，后者即古典文献中意貌山（Imaus）[47]——此内容见于《亚洲》第五卷，即《地学通论》第二版第七部。[48]概言之，《地学通论》中丝绸之路路线相关描述，均完成于亚洲地理整体框架下。
《地学通论》两版论述中，亚洲地理整体框架逐渐发展。1817年首刊第一版第一部时，李特尔以印度《往世书》所述须弥山作为观察亚洲山脉构造的中心点，这是缺乏科学山脉格架理论状况下无奈之举。[49]直到 1829年亚历山大·冯·洪堡前往西伯利亚和阿尔泰实地科学考察，欧洲科学界才开始总体研究亚洲大陆山脉构造体系。精确描述则由李希霍芬《中国》首卷第六、七两章中亚洲大陆山脉格架理论奠定基础。[50]
除点明亚洲中部山地特征之外[51]，李特尔将亚洲大陆形态概括为“以一座分高低两梯次的主要高地为特征”[52]。此两处高地分别是位于亚洲东部，平均海拔6000—8000英尺的“高地亚洲”（Hoch-Asien）[53]和位于西部，平均海拔4000英尺的伊朗高原。其中“高地亚洲”范围南起不丹、尼泊尔，北到外贝加尔山地，西起阿 姆河上游，东到黑龙江上游，总体范围与当时中国（清帝国）边疆地区范围吻合。
《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一部着重强调了“高地亚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亚洲中部地区自黑海、高加索、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高山台地一直延伸至朝鲜半岛、日本海和通古斯海峡，[54]内部有许多高低交替，但总体而言是地球表面唯一一座单一而连贯的高地”[55]。上述看法在1829年洪堡阿尔泰山科学考察之后备受批评——后者经由造访中国边疆的直接经验，详述了中亚山脉构造体系，指出其并不能以“单一而连贯的高地”概观。[56]在考察报告中，洪堡使用“中央亚洲”（法语Asie Centrale或德语Central-Asien）之称，回避了同时期概念“中部亚洲”（Mittelasien）和“高地亚洲”。[57]面对洪堡科学考察的挑战，李特尔在《地学通论》第二版中保留“高地亚洲”称呼基础上，使用“内陆亚洲”（Inner Asien）概念加以替换[58]。最终，“高地亚洲”概念未能流行起来，失去了成为与“中部亚洲”“中央亚洲”“内陆亚洲”一样塑造现代地理学和历史学整体概念框架的机会。[59]
李特尔所述亚洲整体框架以高地亚洲为中心，“从个别到一般，因此首先关注东部高地，其山脉边界，其四至方位区域，及其内部系联，对西部高地也以同样方式，顺河流而下考察低地”。[60]其后《地学通论》第二版中便详述欧亚大陆轮廓细节，并将上述东部和西部高地分别命名为“东部高地亚洲”和“西部高地亚洲”。二者在水平维度上既相互联结又彼此分离，其间为狭窄的接触区域——兴都库什山。[61]东西两处高地之间，则为一处要冲，李特尔命名为“通道之地”，在著作中不同位置分别记作Land der Passage和Land der Passe，前者选取来自法语的抽象词汇Passage概括东西方之间通道，后者则以复数的Passe而指具体的高地间通路。
由于包含了抽象概括的大通道和具体描述的高地间通路两个层次，“通道之地”成为李特尔代表作《地学通论》第一版中与丝绸之路概念最贴近的地理名词，从而事实上成为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地理学原型。在此概念基础上，李特尔于该版著作第二部中提出了“赛里斯之路”及“中华之路”等交通路线。可以说，早在1818年《地学通论》第一版问世时，李特尔丝绸之路概念原型已经了然于胸。通读《地学通论》，最值得玩味的则是所谓“通道之地”具体所指为何。细读《地学通论》原文，这一关键地带指的正是作为整体的中国边疆地，而作者所依据的文献则主要来自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航海记 与旅行记》第二卷所收《马可·波罗行记》（1583）、斯特拉伦贝里（Philip Johan von Strahlenberg，1676—1747）所著阿布尔-哈齐（Abu al-Ghazi Bahadur，1603—1663）《突厥世系》法译本注释及所附地图（1726），以及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中华帝国全志》及所附唐维尔改绘康熙《皇舆全览图》（1734—1735）。
在有关“通道之地”的论述中，李特尔首先指出了19世纪初西方认识的贫乏，承认当时欧洲人尚不了解包括今天新疆、西藏、青海在内的中国西部边疆，并首先按习惯区分了近代西方地理文献中常见的“蒙古”与“鞑靼”，概括二者地貌特征区别：前者是“干旱荒原”，而西方人频繁造访的后者则是“水草丰美的山谷”[62]。
《地学通论》中东部高地亚洲自然地理代名词“戈壁”，位居中国西北边疆，西方学界尚未熟知其穿越路线。对于“戈壁”区域地形、气候、地貌等特征，李特尔所据史料来自包括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北狄通史》在内早期汉学著作以及前述行记材料。这些史料中，除行记为亲身经验外，主要是二手著述，且只有德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1741—1811）行记具备科学考察水准。[63]对于这一材料尚不丰富的地区，李特尔独到的贡献在于地理分区：他首先以“通道之地”连接“东部高地亚洲”同义语“戈壁”（Kobi）的东西两部分，其中“东部戈壁”（即蒙古戈壁沙漠）即恰克图至北京路线所经区域，由帕拉斯行记可知，其地表特征为“仅覆盖粗砂、碎石和小块砾石”，而“完全看不到流沙“[64]；至于“喀什噶尔与唐古特（Tangut）[65]之间的西部戈壁”（即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则以东部罕见的“流沙”为地表典型特征[66]。作为“通道之地”起点的河西走廊则位居“东部高地亚洲”中央，分隔“戈壁”东西两半部，并作为“汉地西北隅”连接中原与“西部戈壁”，受到著者着重对待。[67]
有关河西走廊的区位特征及其历史意义，李特尔指出，这里“为一座大湖[68]和世界最大河流之一所穿越，其间许多峡谷纵横交错的高地斜坡，形成一座门户，即通往低地的入口。 其中有几条通向最边远地区的主要通道（Hauptpässe）；该地曾是蒙古与契丹（Katai）或中国北方之间全部战役的主战场；也即著名的唐古特（Tangut）之地、通道之地（Land der Passe），无数次战争因争夺此地而起；在中国最早的史书中，这里是与匈奴交战的持久战场。”[69]
《地学通论》第一版记载了“通道之地”延伸出的两条“主要通道”，皆由甘州（今张掖）出发，向中国边境而去：其一由甘州出发，向北经额济纳去往阿尔泰；[70]其二则自甘州向西经沙州（今敦煌）和哈密，去往罗布泊和喀什噶尔。[71]由于材料匮乏，李特尔对往额济纳方向通道所述甚略，可资利用者除马可·波罗行记，[72]只有唐维尔改绘《皇舆全览图》中的额济纳河流域图。[73]相比之下，由甘州向西通往喀什噶尔的通道，则是著作叙述重点：
李特尔指出，自甘州向西往喀什噶尔之路，复有三条“通道”（Passe，为复数名词，指具体的通路，亦指“关隘”），分别通过北纬42度、38度和35度线。其中第一条道路（沿北纬42度线）位于北京的西北偏西方向；第二条道路（沿北纬38度线）经哈密以东与青藏高原接壤区域；第三条（沿北纬35度）则自肃州出发。此三条通道记载引自德经《北狄通史》，[74]史料源出阿布尔-哈齐《突厥世系》法译本注释[75]；同时参考了唐维尔改绘版《皇舆全览图》记载的三座重要山岭。[76]
详述具体路线之后，李特尔又引阿布尔-哈齐著作，转而使用抽象词汇“通道”（Passage，指通路、路径）形容：“……三条通道穿过众多山脉，而在此地，中国向西筑城。除非对当地经验丰富，且既准备好水、又备足供马和人食用的饲料和食物，否则很难穿越三座山谷通道（Thalpasse）之外的沙漠。[77]即便如此，旅者仍有被沙漠掩埋的危险。然而，商队或军队常能在山谷中为人和牲畜找到丰富的食物。尽管沙漠无比荒凉，且广袤高原上只有稀少的市镇，但沿途许多地区有各种物产，特别是在水草丰美、有人定居之处，常有水果种植，各种水果中最特别是瓜类，在亚洲草原土壤上遍地生根。事实上，罗布泊到喀什噶尔之间道路沿线，似乎是整个高地亚洲最文明的地区……自上古时起，它就已是一条极为著名的商路。”[78
上述路线基础资料固然只是汇编前人著作，但依次描述路线上各城市并将其总结为 一条绵延在中国边疆的“著名商路”，则属李特尔独创性贡献。所列城市依次为：甘州—哈密—吐鲁番—阿克苏—叶尔羌一和田—喀什噶尔，均为中国边陲重镇。[79]《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一部介绍了此路线上各城市及其前后站点的经纬度及道里，但并未指出城市之间路线数量。在路线最后，李特尔还补充了喀什噶尔至撒马尔罕间的道里（25日，按每日行15英里，共约75地理英里），[80]由此完成了有关丝绸之路的奠基性叙述：
……亚洲中部自西至东，一直有一处人来人往的通道之地（Land der Passage），而因此地现时位于中国境内，当代人几乎无从获悉其讯息。
托勒密[81]和阿米安·马塞利努斯[82]早已知道这条从锡尔河源头翻越高耸的慕士塔格山 （Mustag）（即科麦德山，Komedae）的往来贸易路线，经过正对着东南方意貌山的石塔附近的山口，到达一处商站，即那些前往赛里斯者的驻地。据交易商说，自该商站到最远的贸易城市赛拉（Sera）尚需七个月时间，但由于沿途绕道、积雪和山区，实际距离必须折半。丝绸便经这条路线输入，西方和罗马其他昂贵的奢侈品也是如此。科斯马斯说，波斯人自秦尼斯坦（Tzinistan）得到丝绸。[83]秦尼斯坦和托勒密所述赛里卡或许是同一处地方，而且很可能是中国北部，[84]这里才是最早织造丝绸之处……[85]
上述两段落，是李特尔在基于中国边疆经验认识而形成的“高地亚洲”特别是“东部高地亚洲”地理框架内探讨关于东西方商路主干道的具体贸易路线问题，发展并奠定丝绸之路概念的重要一步，其中“通道之地”具体描述和抽象概括，初具“丝绸之路”所对应具体和抽象概念雏形。在后文中，李特尔将“石塔”比定为塔什干，并参考英国东方学家威尔福德 （Francis Wilford，1761—1822）所引行记材料，[86]将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奥什附近的塔克特 -苏莱曼圣山（今为世界文化遗产，意为“所罗门王座”）比定为“石塔”附近商站所在地，从而依据梅斯代理人行程构建了后来李希霍芬特意考证的狭义“丝绸之路”经典路线。[87]《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一部中没有出现类似“丝绸之路”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称，然而一年后出版的第二部中再度提及此路线时，则对具体路线作了命名和归纳（详下）。一言以蔽之，早在1838年创造“丝绸之路”一词之前20年的1817—1818年，李特尔已经实质上构建了丝绸之路概念的复杂内涵，只是尚未凝炼单一概念，同时指代抽象和具体含义。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概念原型绝非晚到19世纪30年代才铸就，而是在《地学通论》第一版问世时即告形成，而这一概念的原型正是有关中国边疆“通道之地”的论述。
值得一提的是，“通道之地”一说具备抽象概括与具体描述二重性，照应了1805年德哥廷根学派历史学家赫伦（Amold Herrman Ludwig Heeren，1760—1842）《古代世界主要民族的政治、交通和贸易观念》中提出的东西方贸易“主干道”和“主要商路”，即分别为丝绸之路概念抽象和具体原型，甚至可以说赫伦的著作才是李特尔“丝绸之路”概念的主要思想来源（笔者将另文专述）。[88]李特尔在《地学通论》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上述抽象和具体的贸易路线原型提供了基于中国边疆经验认识的“高地亚洲”地理背景，并且从区域上进一步完善“高地亚洲”作为交通干线所在地的空间符号，填充了东西方主要商路经过的地区、城市和景观，为后来形成具有地理学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丝绸之路概念作了铺垫——换句话说，李特尔完成了对古代贸易史角度已经形成认识的古代东西方贸易路线的科学地理学诠释，从而实现了自己在《地学通论》引言中力图实现地理学科学化的目标。[89]
相比之下，六十年后李希霍芬却完全在概念上混合了作为东西方贸易主干道的“丝绸之路”抽象概念与文献史料中托勒密引述马里诺斯的具体商路路线，将其一变而为对汉文史料和托勒密记载的对勘，从而使丝绸之路这一曾经闪光的概念显得在地理学思想史上乏善可陈。[90]因此，只有还原李特尔笔下丝绸之路概念生成过程，才足以理解上述一系列对“丝绸之路”单数和复数、抽象与具体概念的解读，从而再现概念形成、认识和接受的实际语境，以及认识到这一概念诞生的思想史意义。
三、“通道之地”的三条延伸线：“丝绸之路”具体路线原型
由对中国边疆的经验认识推而广之，李特尔不仅对抽象的“通道之地”加以细致描述和地理学考察，更构建了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从而形成了抽象和具体两个层次的丝绸之路概念原型。《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二部数次论及“赛里斯之路”和“中华之路”，较第一部内容有所扩展，为第二版《亚洲》中最终提供的“丝绸之路”定型概念作了铺垫。
就总体结构而言，《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二部（亦称为第三册）《西亚》主要叙述亚洲西半部情况，着眼点于欧亚之间贸易。对此，李特尔在该部著作《前言》中提及自己将发表一部“地理学、历史学、古典学和 神话学专著”，讨论上古时代亚欧两洲之间联系，[91]名为《希罗多德之前高加索和黑海沿岸的欧洲民族历史走廊》，1820年初出版，重点为史前时代欧洲与亚洲贸易，特别是伊朗和印度贸易，其中部分内容，特别是涉及“丝绸之路”相关贸易路线内容，与《地学通论》初版第二部多有重复。正是这部著作中观点，推动缪勒跟随著者学习，并于1837年在所著《乌戈尔人部族》中梳理和补充其师观点。[92]
《地学通论》第一版第二部中对东西方交通路线论述较为具体，其中涉及赛里斯人和丝绸贸易论述，首先由一系列从巴尔赫与撒马尔罕向西直至到格鲁吉亚高加索山下的“商贾聚居地”引出。李特尔认为，这条路线上的商人“带着蒙古人的生理特征，自古以植桑、养蚕、缫丝和丝织业著称”。[93]尽管这段论述尚属尝试，却基本上构成了1820年著《走廊》中阐述的远东经里海南岸至高加索和黑海沿岸交通路线的原型。接下来，在题为“费尔干纳：文明之地、通道之地：世界性地位”的附录中，李特尔首先介绍了阿拉伯征服时代以来材料所述该地区历史和物产，特别是帖木儿和莫卧儿帝国时代物产和文化繁荣景象，继而总结该地区“兴起的民族文化可追溯到史前时期，其时费尔干纳是中部亚洲的通道之地（Land der Passage）”，并评述道，直到蒙古军摧毁花刺子模之前“约一百年，费尔干纳地区仍是此通道主要组成路段”。[94]在此段叙述中，从中国边疆引出的“通道之地”向西延长，将费尔干纳盆地融入其中。
在后文中，李特尔综合运用阿拉伯时代与罗马时代史料，评述道：
此即伊本· 豪盖勒（950年）称为“费尔干纳大道”（die grosse Strasse von Ferghana）的自撒马尔罕经苦盏通道的东向延长线。[95]此外，它也是那条通往赛里斯的伟大商路 （grosse Handelstrasse zu den Seren，伪托阿里安《周航记》中称为秦奈），由此，陆上大道经巴克特拉通向南方，到达印度婆卢羯车（Barygaza）。同一条大道在约公元400年时为阿米安所提及，由“石塔村”而确定（商人们去往赛里斯时通过的一条漫长道路）。
由这条贸易路线，笔者联想到阿米安的前人托勒密（石塔，北纬43度，经度135度），他补充了有关赛里斯人四座富饶名城的消息，商队往来于此，为了得到丝绸和精美的丝织品，而该民族因此而闻名。在最古老的时代，沿这条道路经费尔干纳运输的货物包括铁和毛皮。[96]
上引两段是《地学通论》有关丝绸之路具体路线描述的最重要原型。同编第五章《河中地区古代居民》中亦有进一步讨论。李特尔在其中引用了赫伦《古代世界主要民族的政治、交通和贸易观念》中有关中部亚洲特别是河中地区为游牧与农耕交界地带，以及巴克特拉和撒马尔罕作为农牧交界地带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的看法，[97]并提出了一个整体概念：“赛里斯、巴克特里亚、里海的世界之路”（Weltstraße der Seren，Baktrer und Kaspier）。至于其间活跃的商人，李特尔引亚美尼亚古代作家霍伦的摩西（Movses Khorenatsi，约公元410—490年）著作，称其为“粟特人”（Sogii），指出他们可能是布哈里一带由“中国和印度的部族，即萨尔特人和印度商人（Banianen）以及也许包括布哈里犹太人（bucharische Juden）” 组成的“古代亚洲陆上贸易最卓越的大师”（groBte Meister im asiatischen Landhandel der altesten Zeit）。[98] 此章内容叙述又分为两节，详述“赛里斯、巴克特里亚、里海的世界之路”具体路线。在此两节中，李特尔试图把古典时代希腊罗马史料、中古时代波斯阿拉伯史料、近代西方人行记和考证等不同性质材料按时间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证下述观点：
1. 印度商人从荷马和希罗多德的时代起就在以巴克特拉为起点，经阿姆河水路到里海东岸，再越过里海到库拉河经科尔基斯人地区到黑海和亚速海沿岸的贸易路线上活动，并建立了多处聚居点。李特尔称此路线为“印度商人之路”（BanianenstraBe）。[99]应指出，赫伦早在1791年便论证了这条路线。[100]
2. 阿拉伯史料中所谓秦地（Terra Sin、Tschin）居民、古希腊罗马史料中赛里斯人和近代材料中萨尔特人是同一人群，上述概念为自新疆至阿斯特拉罕贸易路线上相同人群在不同时代中的不同称呼。李特尔以拜占庭史家普罗可比（Procopius，约公元500—565）记载赛林达（Serinda）等概念为例，认为自晚期古典时代起，贸易路线上赛里斯人和印度人逐渐混合，产生了以回鹘人为代表的“共生民族”,并在布哈里一带活动。这类人群于中古后期在“印度商人之路”上从事商业活动，使印度商人聚居地在中古时代逐渐变成“印度-布哈里商人聚居地”，并于蒙古西征之后成为贸易主角，在原来为印度商人掌握的黑海-伏尔加河贸易中后来居上，建立了如萨拉齐克、阿斯特拉罕等聚居地。《地学通论》中将这些时代不同但都来自“秦地”的商业人群——赛里斯人（此处引用大量古典文献材料）、回鹘人、萨尔特人、布哈里人统称为“商业民族”，称其是“不断延续、极为精明的高地布哈里商人种姓”。[101]其经商路线与前述印度商人不同，主要贸易对象为东方，商路以意大利人裴哥罗梯（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公元14世纪时人）《通商指南》（Pratica della mercatura） 记载自亚速海、阿斯特拉罕经花剌子模首都乌尔根齐（Urgenz，《元史》中名为玉龙杰赤）至北京路线为代表，李特尔称为“中华之路”（China-Strabe）。[102]因此与前述“印度商人之路”和“赛里斯之路（费尔干纳之路）”为三个具体时段内的不同路线，现列举如下：
1. 印度商人之路：由巴克特拉经阿姆河流域到里海东岸，渡过里海经库拉河到科尔基斯人地区（格鲁吉亚），由发西斯河到亚速海的希腊商站；
2. 赛里斯之路（费尔干纳之路）：由巴克特拉或撒马尔罕经费尔干纳、塔里木盆地通往中原腹地；
3. 中华之路：由亚速海经阿斯特拉罕和花刺子模，穿越哈萨克草原到伊犁，然后穿越戈壁到达甘州，由此横穿中原腹地，经大运河至贸易大都会杭州，最后转道前往北京。
按照时间顺序，印度商人之路即为赫伦等学者所述“印度贸易”，其时间可追溯至古典希腊时代；[103]赛里斯之路兴盛于罗马时代；而中华之路则繁荣于中古时代以降。如此将不同时期“来自亚洲东部的主要商路”逐次展现，在前代学者作品中未见，确为李特尔于1818年首次系统提出。
综上所述，李特尔于《地学通论》第一版完成了对前辈学者赫伦提出的东西方贸易“主干道”及“主要商路”的具体考证——鉴于此时著者整理和组织材料的能力有限，《地学通论》第二版《亚洲》又结合更多材料进一步考证，然而并未在德语学界之外广泛传播。[104]后来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和李希霍芬《中国》中 提出对有关路线的进一步观点，国际学术界才逐渐接受了有关东西方贸易路线“丝绸之路”整体论述。而裕尔之前这段中西交通“史前史”，一直埋没至默滕斯2019年利用谷歌书籍词频统计器检索发现，才终于重见天日。
《地学通论》第一版中提到的前两个具体时段路线，于1820年《走廊》中又经过补充科斯马斯等人记载而连接在一起：“……[商路]经里海向西延伸到属于本都（Pontus）的亚速海流入黑海之处……上溯至米特里达梯战争时代，这里见证了南方与已知的亚洲北方，或更确切地是[南方]与中部亚洲（Mittelasien）人民间自古以来的直接交往，伟大的赛里斯-印度商人之路（Seren-Banianenstrabe）在此会合，可从另一端的巴 克特里亚和撒马尔罕通往黑海和亚速海。”[105]
由此，李特尔进一步扩展了“印度商人之路”，将其与“赛里斯之路”连接起来，并认定“赛里斯之路”开通年代为公元前89至公元前65年米特拉达梯战争时期。由此，李特尔的叙事塑造了基于世界历史上两大重要时刻的贸易路线图景：古典希腊时代“印度商人之路”，在罗马征服本都之后建立的“罗马和平”时代与东方“赛里斯贸易”联系起来，形成以河中地区（或“粟特”）为枢纽的“赛里斯之路”；这条道路一直延续到中古时代，新的经草原路线的“中华之路”繁荣起来——新路线虽然取代了旧道路，但后者并未废弃。
由此，李特尔在《地学通论》第一版中构建了以“通道之地”及其三条延伸线为背景的东西方贸易主干道，并体现了东半球古代交往借时契机不断扩大的特征。可以说，对丝绸之路概念原型的总体认识，大概是李特尔“综合科学地理学”理论指导下，在具体研究案例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而该成就的诞生，恰恰位于概念史学派旗手科塞雷克（Reinhardt Koselleck，1923—2006）所谓涌现哲学和历史概念之“鞍型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内的1818—1820年[106]——虽然又经过了二十年学术酝酿，才以蜚声德语知识界的“丝绸之路”之名问世。
结 语
“丝绸之路”是近代地理学之父李特尔精心设计、严密论证的地理学概念，并非偶然而成的神来之笔。回顾李特尔丝绸之路概念原型“通道之地”背后的论据、论点和论证，三者有机结合为一体，显然是细致推敲之结果，在地理学思想史意义上为“丝绸之路”提供了本质性、先导性的理论，从而展示给世人这一具有鲜活灵魂的概念。李希霍芬后来考证“丝绸之路”具体路线时，便不必重复李特尔所述丝绸之路本质，而是以精密绘制的地图，呈现了“马里诺斯所述丝绸之路”的走向。[107]李希霍芬只是做了具体展示（Darstellung）丝绸之路概念的工作，而非完成了对“丝绸之路”这一学术传统的开创（Erfindung）。[108]自《中国》以后长期讹传其为此概念创造者的说法，自此可以淡出学术史。
然而，从丝绸之路概念角度评价《地学通论》（或至少其亚洲部分），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李希霍芬；从地理学思想史上把握李特尔作品，抑或概括其中方法论本质，均首推李希霍芬。1883年，李希霍芬受聘莱比锡大学地理学教授时，发表了德国地理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就职演说《当今地理学的任务与方法》（Aufgaben und Methoden der heutigen Geographie），该作品被德国区域地理学集大成者赫特纳（Alfred Hettner，1859 1941）评价为“近代地理学的真正纲领”。[109]演说开篇词中，李希霍芬明确了自己曾在《中国》第一卷卷末语中倡导的地理学研究领域。[110]他指出，地理学研究对象或题材虽然难以界定，此学科的研究领域却不难确定——这便是地球表面（Erdoberfläche）——与《地学通论》完全吻合；地理学要旨在于“对象和现象之于地球表面的因果联系，因此成为地球表面及与之具有因果关系的事物和现象的科学”。[111]李希霍芬总结道，地理学方法可两分为具体描述和表征的方法，以及以推论和推断为中介的概括方法——前者是综合法，为特殊地理学或描述地理学所用，后者则是分析法，为普通地理学所用。[112]李特尔首先将上述两种方法结合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地理学方法——这一方法得到李希霍芬倡导，后又为赫特纳进一步发展为区域地理学方法[113]，即将“若干观测到的现象排列于地表空间，并归纳处理，以了解因果关系”。[114]
李希霍芬指出，区域方法的古代先驱者是斯特拉波，而在近代则首推亚历山大·冯·洪堡和李特尔。基于实地考察和观测，洪堡在观察中把握不同学科间联系，以解释地理现象，如将厄瓜多尔火山放到安第斯造山运动中考察，将安第斯山脉植物群分布与海拔高度建立联系，并进而研究植物地域分布规律与地质学的关系；而李特尔虽然不以科学考察著称，却“从未有人在对地球空间复合体的整体认识、研究和观察中，比他 有关亚洲的不朽著作融入更为完整、更为深刻的哲学思想。其目的在于以区域展示（chorologische Darstellung）汇编来取代前人空洞的地区描述（Landerbeschreibungen），从而将出自多样来源的知识处理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因果关系原则联系起来，并赋予精神之美”。[115]概言之，洪堡和李特尔的方法体现在两个维度上——前者将地理学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归纳学科知识间因果联系；后者则将地球空间内各区域单元的知识联系起来，归纳不同区域间因果联系。
李特尔所述欧亚非三洲空间联系，特别是欧亚两洲之间“环环相扣”的紧密联系，集中体现了李希霍芬概括的区域地理学方法。总结中国边疆“通道之地”及其中商旅贸易、军事活动，详考史料并概括出古代贸易路线的开创性工作，即为该方法之具体应用。在百科全书式汇编之外，李特尔将归纳和分析相结合，在以中国边疆为枢纽的“通道之地”基础上延伸出了“印度商人之路”“赛里斯之路”和“中华之路”等指称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东西方贸易路线的专有名词，并在1838年最终升华为以贸易对象命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概念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座区域地理学方法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