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04-29    浏览：23 次     来源：

“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60年，这就是同治中兴。”

这段话，出自美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芮玛丽的博士论文《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从此，历史书上将清朝末年同治和光绪两位皇帝统治期间，称为“同光中兴”。芮玛丽所说的“19世纪60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指的当然就是慈安和慈禧两位太后重用的几位大臣，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等。

后来人们又据此，总结了晚清四大名臣的说法，排除满人，目光集中在当时的几位汉人大臣。一种版本说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另一种版本则说的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

我们可以比较下这几位的谥号，看下清朝官方对他们的认可程度。

曾国藩评价颇高，死后谥号“文正”；左宗棠和张之洞都是“文襄”；李鸿章和胡林翼的谥号都是“文忠”；彭玉麟因为是武将；所以谥号是“刚直”。

之前许多文章中都聊过，“文正”是中国古代臣子们死后最高的荣誉。所以四大名臣无论怎么排，曾国藩居首位无疑。

接下来按照谥号论，左宗棠和张之洞的“文襄”，其实都是次于李鸿章和胡林翼的“文忠”的，但四大名臣的几个版本中，左宗棠却和曾国藩一起，牢牢占据两个名额。可见，左宗棠相比李鸿章、张之洞、胡林翼、彭玉麟四人，应该有一些过人之处。

历史书上的左宗棠，以收复新疆作为最大的功劳。但其实对左宗棠的评价，和李鸿章一样，是先抑后扬的。

20世纪初，反清民主革命兴起，革命党人们对镇压太平天国、扶持清王朝的晚清名臣们深恶痛绝，几乎就没有抬高的，于是左宗棠被评价为“保护满奴”、“屠戮同胞”，其为人“原是不足道的”，是“满人忠顺之奴隶”，“实湖南之大不幸”。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知识界对左宗棠的关注和评价，集中在左宗棠收复新疆问题上，以及他经营和建设西北多年，突出强调他反抗侵略、建设国防的“边功”，以激发抗日爱国热情；其次，也赞扬他创办福州船政局等洋务活动，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他被称为“为湖南近古人豪”。

建国之后，基于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情以及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左宗棠被评价为“大汉奸”、“极端反动的屠夫”、“军阀”、“法国代理人”，“与外国势力勾结”，“热心地替法国侵略者辩护”。

到改革开放之后，左宗棠的评价又回归到“被肯定”。1982年，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王震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2023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事迹被加入到初中教材中，“洋务运动”一章改成了“洋务运动和边疆危机”。

一百多年里，对左宗棠的评价从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最终定格为“值得发扬”。

所以左宗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能够让他稳居四大名臣之列？又做了什么，让对他的评价如此两极分化？

1875年8月17日，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全权督理新疆军务，开始了收复新疆的进程。今天我们聊聊左宗棠。

还在读书时的左宗棠，曾写下《癸巳燕台杂感》，似乎预见他今后最大的功绩——收复新疆：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比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第一章：年少轻狂

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左宗棠祖上自南宋时，便在湘阴定居，以耕读为生。

曾祖父左逢圣，是湘阴县的生员，喜欢手抄经史，著有《存塾文稿》。祖父左人锦，也是国子监生。父亲左观澜，有廪生的功名。因为家贫，祖先传下来的几十亩田，不足以养家，所以父亲开馆授徒，不过教书的收入也仅仅能维持温饱，遇到荒年，也买不起粮食。所以，左家虽然是读书世家，过的却是最底层的生活。

但左宗棠是最小的儿子，从小备受宠爱。因此，左家的贫穷和左宗棠无关，这养成了他相对“自傲”的性格。

左宗棠年轻时，经常将自己比作诸葛亮，与朋友、故交往来的书信中，经常以“今亮”、“小亮”、“老亮”等自称。直到后来他在陕甘担任总督时，被陕西的布政使林寿图讽刺之后，才不再自称诸葛亮。当时左宗棠宴请陕甘当地的官吏，正好捷报传来。左宗棠大喜道，“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林寿图则直言不讳，“此诸葛亮之所以为诸也。”“诸”就是“多”，林寿图意思就是，太多人自称诸葛亮了。这时的左宗棠已经50多岁了，可见直到晚年他依然“自傲”。

1826年，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高中第一；隔年又参加长沙府试，高中第二。

但这年，因为母亲去世，他没有继续参加院试，在老家服丧。三年“守丧”期满后，父亲又去世，他只能继续在老家服丧。期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恰巧也因为丁忧，返回长沙服丧。贺的弟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今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老师。

贺长龄和贺熙龄两位，都是清末有名的学者官员；同时，又承袭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左宗棠由此认识了贺长龄，经常去贺家借书学习，拜在其门下学习。

1832年，左宗棠再一次参加长沙乡试，因为“搜遗”而得中举人（“搜遗”是科举制度中的补漏，主考官可以在没有中榜的卷子中，择优补录）。但从1833年到1838年，左宗棠6次去北京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中。或许，他注定了不适合科举这条路。

幸运的是，科举路上，左宗棠又结识了不少贵人。

第一个贵人是胡林翼，1833年结识，二人同是贺熙龄的学生。胡林翼后来在左宗棠的仕途中给了他巨大的帮助。

第二个贵人是吴荣光，1831年结识，他是左宗棠在湘水校经堂（办学地在今岳麓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后来吴荣光担任浙江巡抚，知道左宗棠多次落榜之后，推荐他去渌江书院去教书。

第三个贵人是陶澍，1836年结识。陶澍当时是两江总督，又是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在渌江书院治学颇有成效，所以陶澍知道他之后，让儿子娶了左宗棠的女儿，结成儿女亲家（胡林翼成了左宗棠的晚辈）。

第二章：平太平军

“朝中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在哪个时代都成立。左宗棠会试数次落榜之后，就在渌江书院教书。

1848年，胡林翼在贵州安顺担任知府，当时的总督是林则徐。胡林翼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担任他的幕僚，称“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但左宗棠因为家事没有赴约，只是见了林则徐一面。

据说这次见面，林则徐有培养左宗棠之意，把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全部给了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

虎门销烟在历史书上笔墨甚多，但主角林则徐并没有受到朝廷嘉奖，反而承担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战败的责任，晚年在新疆做官，实际上是被贬。见到左宗棠时，64岁的林则徐其实只有一年多能活了。

1852年，左宗棠在郭嵩焘的推荐下，加入了曾国藩的湘军。郭嵩焘也是个人物，太平天国军队打到湖南时，朝廷希望曾国藩筹建湘军，但因为曾国藩处于“丁忧”期间，所以一直推辞不去。还是郭嵩焘数次劝谏，曾国藩才在湖南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军。后来，他就在湘军中担任曾国藩的幕僚，深得其信任。郭的推荐，曾国藩当然应允。

那么郭和左怎么认识的呢？

郭嵩焘也是湘阴人，在长沙读书期间，二人就结识了。后来不只是陶澍、胡林翼在朝廷里不停地推荐左宗棠，郭嵩焘也在推荐。

这样，左宗棠成了曾国藩的幕僚。

《傅斯年》文写，古代的文人大多“既能治国理政，也能沙场领兵”。在晚清这些名臣里，体现得更彻底。当然，这也与当时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乱等事件有关——四处都在打仗，给了这些人空间和舞台。

1853年，左宗棠帮助湖广总督张亮基，解决太平军围长沙城的困局。

1854年，左宗棠帮助湖南巡抚骆秉章，“内清乱民、外援他省”。

1859年，郭嵩焘在奏折中写““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咸丰帝开始留意左宗棠。

1860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左宗棠在湖南招募五千楚军，赶赴安徽、江西与太平军作战。

1861年，曾国藩举荐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此后两年，左宗棠借助英国、法国的军事力量，组建了中法混合军、中英混合军，成功收复浙江大片失地，升任闽浙总督。

1864年，左宗棠攻克杭州，之后两年又追击太平军到福建、广东，一直到1866年歼灭太平军残部为止。期间，左宗棠屡次受到朝廷嘉奖，加封“太子少保”头衔，又得黄马褂赏赐。

从一个没有官阶的幕僚，到九大疆臣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只用了10年时间。

第三章：收复回疆

平定太平军之后的左宗棠，便马不停蹄被朝廷派往陕甘。当时陕甘地区发生了回族之乱。

回乱，是跟着太平天国运动一起发生的。洪秀全在广西起义，云南回族人杜文秀也在滇西起义。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很快被平息，但清朝政府在镇压起义中，导致云南回族人口减少约90％以上，更加激起了回民的反抗。于是，起自云南的回民起义，蔓延到贵州、四川、陕甘一带。陕甘地区回民分布最广，逃亡到此的头目鼓动当地回民反抗，便有了陕甘回乱。

回乱能够扩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陕甘地区的防务空虚，军队都被派往外地镇压太平军了。回乱的平息，同样得益于太平军在东南地区被消灭，清朝政府有能力和时间调集军队镇压。

左宗棠在陕甘地区的镇压行动，就是后来被称为“左屠夫”的原因。

据《中国人口史》统计，1861年甘肃全省人口总数约为1900万人，到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约1400万人；陕西人口在1861年有1394万，到1879年锐减至772余万，人口损失总数高达622万。战乱过后，陕西省原有约400万的回民最后仅剩下西安城内和陕南的2-3万；甘肃省回民在战争中死亡失踪超过80％。

当然，回乱从1862年开始，到1873年结束，持续时间长达11年，左宗棠于1867年接任陕甘总督，花了5年时间平定这场“叛乱”。所有的人口损失，并不一定能全部归咎在左宗棠身上。但其中关于是否有屠杀平民或降军的事实，其实想想都能知道。左宗棠自己也承认，“自办军务以来，于发、捻投诚时，皆力主‘不妄杀，不搜赃’...而肃州之役，则‘不能尽行其志’。”

战争通常都是非理性的，无论打着什么旗号。

回乱平定之后，左宗棠补授东阁大学士。清朝从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三殿三阁大学士”实际上共同组成了当时的宰相阶层。左宗棠实际上从疆臣变成了中央的核心阶层。

收复新疆，其实是平定回乱的后续。

在太平军、回民起义的同时，新疆也是豪强割据、纷争不断。陕甘地区和新疆都临近沙俄，相互之间有联系。只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举措，在当时李鸿章等人主张发展海军、搞南洋和北洋防务的背景下，显得更为特别。另外，加上沙俄入侵伊利、英俄两国支持叛军首领阿古柏，新疆的叛乱从“内部起义”上升到“异族入侵”的高度。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策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再收伊犁”，他先在哈密屯田积谷，修建运输路线，并于1876年发兵；当年9月攻下迪化；次年收复吐鲁番，新疆叛军首领阿古柏自杀。尽管海防派一度主张休兵，左宗棠坚持继续作战，最终于1877年平定南疆八城，收复除伊犁外的全部新疆领土。

整个过程，左宗棠只用了1年半时间。

但其实“收复新疆”并非一个准确的词汇。从1697年康熙派兵进入准噶尔，控制新疆东部地区，到1759年乾隆派兵镇压大小和卓之乱进而控制新疆全境。但清朝一直没有在这个地方建立行省。直到左宗棠镇压阿古柏叛乱为止，新疆都不能称之为“收复”，毕竟，此前清朝并未建立一个合法的行政上的统治机构，只是处于军事控制之下；而左宗棠的行动只能说“再次控制”新疆。

而左宗棠之于新疆的意义，其实是在新疆建立行省。他奏请清朝建立新疆行省之后，才可以为今天新疆作为中国的领土提供法理依据，至少追溯到清朝对新疆的统治，这点是成立的。

第四章：饮恨越南

之前在《李鸿章》文中说过，李鸿章也得益于曾国藩的湘军而起来的。李鸿章1962年被曾推荐担任江苏巡抚，和1861年左宗棠被曾推荐担任浙江巡抚，时间上是差不多的。两人互相结识，颇有私交。

只是在收复新疆和建立海防的问题上，二人发生了争执，自此便没了交情，甚至势如水火。

前文提到左宗棠早期遇到的贵人，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许多都发生了转变。

比如郭嵩涛。1865年左宗棠追击太平军残部到广东，郭嵩焘当时是广东巡抚。左宗棠连上四道奏折，说郭嵩焘治理广东军务有问题，并且隐晦指出郭贪污。郭嵩焘被罢官之后，左宗棠又保举了自己的亲信接任巡抚。自此二人便有嫌隙。左宗棠病逝后，郭嵩焘写挽联，“世须才，才亦须世；公负我，我不负公”。直到左宗棠死后，郭嵩焘也没有释怀。

比如曾国藩。他算是左宗棠最大的贵人，后来也“决裂”了。其一是由于二人性格相左——一个温和，一个直接。遇事的时候，左宗棠会有些“嫌弃”曾国藩。这点和曾、李早年间的争执也有些相似。但李一生尊重曾国藩，左宗棠则会“直接”一些。据说曾国藩有次因为兵败而投水自尽，左宗棠气到大骂曾国藩是“猪子”、“难成大器”。其二是由于追击太平军的问题。曾国藩说洪秀全之子已死，但是左宗棠却说他还活着，需要赶尽杀绝，二人在朝堂上僵持不下。一来二去，便有了“曾左交恶”。

和李鸿章的恩怨，除了前述海防和边防之争，也体现在治理台湾和中法战争问题上。台湾部分，之前在《刘铭传》一文有提及，本质也是湘/楚军与淮军派系的争斗。

1881年，左宗棠应诏担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在此期间，或许因为“直接”和“自傲”，左宗棠与同僚的关系并不和睦，于是他干脆申请外放担任两江总督兼任南洋大臣。1883年，越南局势恶化，左宗棠申请率军出征。

1885年3月，左宗棠指挥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然后击退法军，夺取了谅山。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拨款五千万法郎支持当地法军继续作战。清军精疲力尽，招募兵勇进展不顺，同时朝鲜局势也迫使清朝希望尽快从越南战场脱身。

于是1885年同年6月，中法签订《中法新约》，确认前一年双方签订的《第二次顺化条约》，否定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这个条约是李鸿章主持的。

但左宗棠将越南宗主权的丢失全记在了李鸿章头上。他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当然，李是否要背负这个罪名，之前在《李鸿章》一文中已聊过。左宗棠将账全记在李鸿章头上，说是公仇，旁人也难以辩驳，毕竟李鸿章在晚清时的确就是这个形象；说是私怨，也不为过，二人争论了一辈子，无非争的就是你有多少嫡系、我有多少嫡系。

《中法新约》签订后的三个月，左宗棠便在福州因病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