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先后掀起以西北史地学、边政学、边疆学为标志的三次高潮。这一发展过程，始终伴随着西方边疆理论的传播。西方边疆理论固然有值得借鉴之处，但也存在需要警惕的谬误和缺陷，特别是扩张性价值理念、多元化视角和解构性话语，对中国边疆研究乃至国家安全，产生诸多消极影响。
扩张性价值理念挑战和合文化底色
西方的边疆观念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罗马人通过战争不断向外扩张，逐渐形成帝国的边疆和边疆制度，并且产生描述边疆的专门词汇。近代早期，欧洲的民族国家在确立主权体制进而形成领土边疆的同时，通过重拾历史上罗马帝国对外侵略扩张的手段，建立与古代殖民地边疆相呼应的近代殖民地边疆。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边疆理论形成并发展起来。从法国为实现大国霸权而对“自然疆界”论的不断强调，到德国地缘政治学创始人拉采尔基于国家有机体理论而论述“作为边缘机体的边疆”，到美国历史学家特纳以“自由土地”与“移动的边疆”为基础提出的“边疆假说”，再到英属印度出现并经由寇松等人系统论证的“科学边疆”概念，西方边疆理论无不充斥着扩张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和新独立国家大量涌现，领土边疆成为主导性边疆形态。在无法通过大规模侵略扩张来实现边疆开拓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开始图谋构建超主权领土的新形态边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提出“新边疆”政策，将“尚未涉足过的科学与太空领域，尚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的角落，尚未解决的贫穷与过剩的问题”，通通纳入“边疆”范畴。受此鼓动，“高边疆”、“利益边疆”、“战略边疆”、“信息边疆”等一系列超主权边疆观念始渐大行其道。这些所谓新形态边疆观念及相关论述，皆服务于美国全球霸权。
鉴于扩张的历史传统，西方边疆理论及其指导下的中国边疆历史研究，自然不免“以西律中”，对中国边疆历史乃至现实边疆政策充满偏见。在不少西方人看来，古代中国是与罗马帝国相似的国家形态，并以西方的“帝国”概念为内核，建构所谓“中华帝国”概念，作为研究中国边疆的逻辑起点。这一研究范式萌生于16、17世纪的欧洲，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后经过西方汉学家反复使用，成为所谓“不言自明的常识”。200多年前，魁奈就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想当然地为中国划出一个“疆域范围”：东临东海，北抵长城，西接沙漠，南至海洋，今天的东北三省，内蒙古、新疆、西藏三个自治区，以及云南等边疆地区都不在所谓“中华帝国”之内。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学界提出“新帝国史”理论，将视线转移到“大清帝国”上，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心与边缘完全对立起来。以上两种关于中国的“帝国”论，虽有“新”“旧”之分，却无本质之别。照此逻辑，中国的边疆地区是“帝国”“征服”的产物，是处于所谓“中国本部”之外的殖民地。
以“帝国”论框套中国历史的做法，对中国的影响已非一日。自清末起，中国人自称帝国的现象就开始出现，嗣后将秦、汉、唐、元甚至西周称为“帝国”的话语逐渐流行。新中国成立后，类似说法在大陆学界销声匿迹，但随着海外中国研究作品大量译介，所谓“中华帝国”又在大陆学界乃至舆论界卷土重来以至泛滥成灾。有人把“帝制”国家等同于“帝国”，懵懂地接受所谓“中华帝国”概念；有人则自觉不自觉地“拥抱”这一话语及其背后的研究范式，将以融合为主旋律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视为以中原为中心的所谓“帝国”对“边疆”的“吞并”和“征服”。
如果说“帝国”论导致了对边疆历史的歪曲，那么“地缘”论则导致了对边疆现实的误判。近代以来，以麦金德陆权论、马汉海权论、杜黑空权论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学说陆续传入中国。国内一些研究者夸大地缘政治学的意义，将此作为阐述陆地边疆、海洋边疆、空中边疆、太空边疆的理论基础。听闻美国人提出“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概念，一些人呼吁中国应赶上潮流尽快构建新形态边疆，更有甚者，视“海外利益攸关区”为中国的“利益边疆”，将“一带一路”建设理解为中国“利益边疆”的开拓活动。西方地缘政治学虽偶有对国家边疆的零星讨论，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而“利益边疆”、“战略边疆”等时髦词汇，只是西方国家有关地缘政治战略的一种空间隐喻，更不用说无论是地缘政治学，还是由地缘政治战略引申而来的新形态边疆观念，都传承着西方文化的扩张基因。
与西方边疆历史和边疆理论暗含的扩张主义价值不同，中国边疆观念的价值底色是强调和谐、和平、合作的和合文化，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历史上历代王朝采取“抚之以仁义”、“怀之以德”、“修文德以来之”以及“因俗而治”的治边方略，今天党和国家实施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开展边疆地区对口支援、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和合的价值观始终如一、一以贯之。
多元化扰乱整体疆域视角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管理制度并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之一。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专门的边疆学科，却有着丰富的边疆学问。在古代文献中，“边疆”、“边陲”、“边地”、“边圉”、“边境”、“边徼”等用语名异实同，均用于指称边疆。《国语》中“夫边境者，国之尾也”的记述，就是古人对边疆的理解。晚清民国时期，边疆空间性质发生主权化转型，国人开始以国家领土来界定边疆，强调其有异于核心地区的特性。在今天的各类文献中，边疆被解释为靠近边界的区域或地带，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含义。尽管中国人描述边疆的具体方式存在古今差异，但认知视角保持着一致性，即立足整体疆域看待边疆，将边疆视为疆域的组成部分。
以整体疆域认知边疆的视角，源自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大一统”传统，而西方文明没有“大一统”传统，更不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西方学者倾向于从多元化视角认识边疆。多元化视角肇始于美国历史学家特纳。他在1893年发表的《美国历史上边疆的重要性》一文中，将白人殖民定居地定义为“文明”，将原住民生活地区定义为“野蛮”，美国陆地边疆的扩张移动则意味着“文明”对“野蛮”的胜利。相比特纳的美国边疆假说，拉铁摩尔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影响更为直接。1940年，《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在美国出版，次年中译本便在中国发行。当前对拉铁摩尔本人及其边疆理论的讨论仍呈现方兴未艾之势，可见其影响之久之深。虽然拉铁摩尔与特纳关注的对象不同，但认知视角一脉相承。与特纳的二分法相似，拉氏将中国疆域划分为两部分：一是长城以内的18个省，被其视为历史上的“中国”；二是长城以外的“满洲”、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则从属于“亚洲内陆”。拉铁摩尔认为，在“亚洲内陆”的“草原环境”与“中国环境”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地带，而边疆就形成于这一过渡地带。在此基础上，拉铁摩尔划分出“内外”边疆，靠近草原游牧社会一侧的区域是“外边疆”，靠近中原农耕社会一侧的区域是“内边疆”。简言之，拉铁摩尔眼中的边疆是“中国”与“亚洲内陆”之间的过渡地带，而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是与“中国”相对的“亚洲内陆”。拉铁摩尔之后，“内亚—中国”视角在西方学界继续发展，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和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是典型代表。类似视角还被应用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自从斯科特炒作所谓“赞米亚”概念，强调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性”的谰言便不绝于耳。
所谓多元化视角的研究路径是，先按照文化、地理、民族、经济等分野划出不同类型的区域，再通过区域间交互关系来界定边疆。在整体疆域视角下，边疆的核心要义是“边缘性”；在多元化视角下，边疆的空间特征是“过渡性”，也就是不同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此外，整体疆域视角在国家统一框架下界定边疆，视边疆为国家疆域的一部分；多元化视角定义的边疆则不以国家为参照，有时干脆置边疆于国家之外，因而多元化往往走向“去国家化”。西方边疆理论对中国边疆历史领域的渗透，致使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杂糅在一起，原本清晰的边疆含义变得歧义重重。
在西方多元化视角影响下，国内部分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中国北部边疆具有所谓“内亚”属性和西南边疆具有所谓“赞米亚”属性的理论预设；另有人将多元化视角视为打破“中原中心主义”的“创新”，使得国内早已达成共识的基础理论，反而成为所谓被“超越”的对象。关于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疆域的问题，中国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有过两次大讨论。白寿彝与谭其骧先后作出的论断，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或清代前期的疆域来确认历代版图范围的方法获得学界普遍认可。后人在此基础上谈论边疆，并未在空间维度上出现过明显分歧。尽管近代以来也有过政治边疆、文化边疆、经济边疆等多种说法，但这只是在原有空间基础上对边疆其他属性的丰富和补充。而在所谓多元化视角下，中国边疆的面貌变得晦暗不清，被附会上本属于西方边疆的过渡性和移动性内涵。而过渡性和移动性又会推导出边疆归属的“不确定性”，隐含着动摇中国整体疆域视角的风险。
解构性话语冲击“大一统”叙事传统
西方边疆理论中扩张性理念、多元化视角最终体现为具体话语，当使用这些话语来描述和阐释中国边疆历史时，便表现出解构历史中国的倾向。在中国东北边疆研究领域，西方边疆理论话语中的“满洲”一词，带有片面突出所谓“多元性”的意涵，如谢健《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就着意区分“东北”和“满洲”。对于北部边疆，西方人先是将其归入“中属鞑靼”，后又列为“内亚”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一些国外学者仍然不愿意将内蒙古自治区视为“中国古代北疆”，最多只承认内蒙古中南部“长城地带”是中国古代边疆。对于作为西北边疆地区的新疆，米华健等人罔顾清朝在西域设省时所取“故土新归”之意，而有意将其曲解为“新的疆域”，以突出所谓“殖民地”属性。在西南边疆方面，《剑桥中国晚清史》把19世纪的西藏视为拥有“领土”、“中央政府”的“国家”；云南的情况更为复杂，在百余年时间里，或被裹挟进“泛泰主义”思潮，或被定义为“中国、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之间的地理边疆”，或被纳入所谓“大陆东南亚”、“曼陀罗体系”、“赞米亚”等范畴。
除了空间话语，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边疆时，还制造并使用一系列解构性话语。西方学界长期误读曲解中华文明的国家形态，将“大一统”与“帝国主义”混同，把“中原”指为“中国”，以“扩张”、“征服”、“侵略”、“殖民”等话语表述内地与边疆的关系。随着“新清史”兴起，一些西方学者把清朝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将中原连同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一并谬认成清朝“殖民地”。当前，这套话语模式不仅被用于讨论陆地边疆，还用于海洋边疆；不仅被用于讨论古代边疆，还用于当代边疆；不仅被用于解读正史，还用于解读方志。比如布琮任《海不扬波：清代中国与亚洲海洋》提出“海洋帝国性”概念；戴思哲《中华帝国方志的书写、出版与阅读：1100—1700年》把编纂边疆地区方志归因于“将未同化地区纳入帝国之内”。
除解构中国边疆空间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以外，西方人还臆造并运用大量民族主义话语。将民族同地理结合在一起的观念，发端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西班牙人文地理学者胡安·诺格认为，“‘民族领土’观念，是一切民族主义的根基”。照此思路，西方人把中国疆域强行分割为“汉”与“非汉”的二元世界，称中原地区为“汉地”、“汉人中国”或“中国本部”，意为汉族专属土地。在此基础上，一些西方著作给不同边疆地区一一贴上相应的族属标签。例如，欧立德《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妄称“满洲”是一个民族性术语；璞德培《中国西征：清朝对中央欧亚的征服》使用“东突厥斯坦”的表述；《剑桥中国晚清史》把“西藏本土（部）”看作“达赖喇嘛的国度”；杨斌《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以“汉”与“非汉”人口比重为标尺来衡量西南边疆的“中国化”进程。于是，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域以及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史实，就被扭曲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征服、殖民、侵略和灭绝。
然而，当下国内学界和舆论界对上述问题仍有麻木不仁甚至深以为然者。网络上时有学舌“崖山之后无中华”的杂音，学界还存在使用“中国本部”的乱象，也不乏为“新清史”“正名”者。殊不知，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者就曾以“中国本部”、“长城以北非中国”、“满蒙非中国”等话语作为分裂、侵略中国的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为中国之外”的讹言仍为别有用心者利用。今天，国外反华势力反复炒作涉疆、涉藏谎言，一些所谓“价值中立”的西方学者在其中扮演了提供话语武器的角色。
西方的边疆理论诞生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西方的汉学或中国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门将西方的价值立场、学术视角、历史经验施加于中国的“学问”。因此，对待西方学界的边疆理论和涉及中国边疆的话语，需要保持一种自觉意识，既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能一味盲从。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在以他山之石成就本山之玉，而不是弃玉就石、是他非己。盲从西方理论，相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的月亮一定圆”，轻易放弃自己的理论积累，终将丧失文化主体性，陷入邯郸学步、非中非西的尴尬境地。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